- 到了1990年代中期，在民主初潮退落，市场经济却因邓小平“92南巡”而兴起的背景下，中国却迎来了一个“第三部门的早春”。
- 中国保守与改革两种趋势并存的现象并没有因近年政局的变化而根本改变。在最近的两项公益立法中，除更加严密的管控外，在民间基金的公募资格等问题上也有更加开放的一面。
- 新世纪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仍然是可观的。尤其是公益资源的扩大和公益形式向高端的“新公益”发展这两点更为突出。
文-秦晖，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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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后，民间公益兴起便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应该说在改革头十余年，市场经济（当时叫“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人们谈论较多的问题。那时中国人没有什么NGO、NPO、第三部门和志愿者之类的概念。这与西方也是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长期发达后才兴起这类概念是类似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在民主初潮退落，市场经济却因邓小平“92南巡”而兴起的背景下，中国却迎来了一个“第三部门的早春”。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举办这类国际论坛，而与正式会议并行的世妇会“非政府组织国际论坛”险些与体制发生摩擦，更超过正式会议而成为新闻的焦点。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通过这件事第一次听说NGO、第三部门这些词儿的。官方通过这件事明白了“非政府组织”不等于“反政府组织”和反对党，一时对这类概念相对脱敏。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市场经济提倡民众“不找市长找市场”，政府权力依然不受限，责任却要进一步推卸，导致政府在原来公益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忽视投入（1994年分税制后尤其如此），因此也希望民间替政府承担公益责任（典型的是当时曾大力宣传靠民间捐款搞“希望工程”来支撑基础性义务教育）。
这一切使得中国的NGO、NPO成为热词，各种“第三部门”组织一时如雨后春笋。一些官方公益机构也乐于赶NPO的时髦，而国外NGO在当时管制尚松的情况下也在中国有了较大的活动空间。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我国出现了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类大型公益团体，出现了“自然之友”、绿色家园等民间环保社团，出现了爱德基金会等志愿者扶贫组织，还出现了难以计数的社区服务机构、各种行业协会及文教科研公益事业自愿捐助基金等等。这些组织借鉴国际上第三部门发展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做了大量的公益工作。
90年代,一张“我要上学”的照片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大眼睛女孩,该图成为“希望工程”的一大宣传标志。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展的“希望工程”持续十年，帮助数百万贫困家庭儿童完成学业，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我国上下各界、海外侨胞与香港同胞都涌跃捐款，共襄善举，形成了捐资助学的良好风气；“自然之友”广泛发动志愿者从事环保教育、宣传活动，还进行了内蒙古恩格贝沙漠植树、保护滇金丝猴与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等工作。
许多国际第三部门也与我国同行进行了广泛交流与合作，开展志愿服务，如著名的国际小母牛组织与我国志愿者合作在一些省份乡村展开提供优良种畜以扶贫脱困的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中华医学基金会、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等组织在筹集社会捐款、支持科研事业方面贡献不小。而我国最大的一些公益组织，如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等，更是在政府支持下做了大量工作。
90年代，我国第三部门组织在国内与国际交流方面也十分活跃。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单位先后举办了有关非营利组织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一些组织还成立了“基金会与非营利机构信息网”以加强国内民间公益团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当然以国际标准看，即使在这个时期民间公益的发展也还是低水平的。官方把它当做卸责而不限权的手段，各种NGO的状态也良莠不齐。
进入新世纪以后，民间公益的发展出现更为复杂的情况。
第一，以2005年乌克兰第一次“橙色革命”为标志，所谓“NGO是西方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之说在官场流行，已经相对脱敏的NGO又变得敏感起来，怀疑NGO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担心变得日益强烈，各种管制也趋于收紧。
其次，继市场经济观念传入后，新世纪西方“福利国家”的观念也开始影响中国。这个时期政府的公益投入明显增加（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政实力提高也使这成为可能），要民众“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口号很少提了，政府这方面对民间公益组织的需要也减少了。
第三，这个时期官方出现公益垄断趋势，一些官办机构如红十字会等即便基于经济动机也在排挤民间而企图独占募捐资格，但这些官办机构运作官僚化、不透明和腐败传闻又严重打击了慈善公益的公信力，挫伤了民众的慈善意愿。
同时，缺少“纳税人权利”观念的官办机构在慈善事业中自然也不知道什么“捐款人权利”，捐款赋税化、政府视善款为“第三财政”（中国习惯把赋税称为第一财政，政府垄断土地收入为第二财政即“土地财政”）的现象都有所发展。这一切都严重妨碍了现代慈善公益的发展。
然而，另一方面，经过30年开放，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政府观念一样，现代公益尤其是民间公益的观念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这些年来在网络条件下，国际上民间公益的最新观念创新与制度创新都很快传入中国。继上世纪末NGO、NPO、第三部门、志愿组织等概念之后，近年来社会企业、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B Corp、第四部门等概念也很快传入中国，这些创新大大开阔了民间公益的思路，并为有志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其次，经过几十年经济发展“有钱的中国人”群体变得庞大起来，他们的投资能力包括公益投入的能力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而随着中产阶级意识的形成，他们的公益观念也在发展，从单纯的行善积德，发展到以公益形式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开始形成，这对民间公益也是很大的推动。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经济下行，政治收紧，市场投资风险增加，也使得他们对公益事业投入了更多的注意。
第三，胡温十年以来虽然政府开始关注“民生”，但是福利问责机制的阙如和现代社会公益需求的扩大仍然使“公益缺口”有增无减，官办公益机构的不良表现也使社会对民间公益的需求其实仍在增加。
最后，中国保守与改革两种趋势并存的现象并没有因近年政局的变化而根本改变。在最近的两项公益立法中，除更加严密的管控外，在民间基金的公募资格等问题上也有更加开放的一面。
因此，新世纪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仍然是可观的。尤其是公益资源的扩大和公益形式向高端的“新公益”发展这两点更为突出。
上世纪末的民间公益资源，除了境外NGO的支持外主要是如“希望工程”那样的民众散户捐款，如今境外资源大幅缩减，一般民众的分散捐款也因为官方垄断和一些官办公益丑闻的影响而热情衰减，但国内的大笔单项捐款却明显增加，加上政府购买民间公益服务及“社会企业”的非最大化盈利与公益目标并举，公益资源总量是明显增加了。
公益形式的升级更是明显，以环保公益为例，如果1990年代以“自然之友”为代表的环保NGO主要还只是依靠国外的资助进行一些游说、宣教性的活动，那么新世纪出现“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就依托国内企业家的雄厚财力，在环保事业的上下游都展开了全方位的活动。诸如发展滴灌、推广沙棘等环保产业、资助“绿色创业”等等，并和官民产学各界都有广泛合作，其综合绩效十分可观。
再以教育公益而言，如果1990年代的“希望工程”还只是简单地在义务教育领域进行“供孩子、盖房子”的慈善活动，那么近年来的“千千树”、“光彩事业”、“星星雨”、“富平家政”等公益团体就在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广泛的领域进行了包括教材开发、教学模式改革、教育网络化等方面的创意性工作。
上述这些公益团体都在自己的实践中融入了社会企业、公益创投等新模式，其社会影响面、可持续性与资源动员能力都有了明显的升级。
编辑：张倩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