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针对国内现有城市排名着重于经济排名或单项指标排名，较少有综合、全面反映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的情况，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指数研究”根据十九大报告精神，坚持城市发展的“社会属性”和“人民属性”，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依归。城市社会发展指数研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人民的生活需求、生计需要和生机活力为中心，聚焦民生建设与民心凝聚，强调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课题组遵循导向性、前瞻性和开放性原则、兼顾指标相关性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构建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课题组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当前和“十四五”期间城市社会发展新形势，对标人民城市的“人民性”和新发展阶段的社会建设新要求，对2020年评价指标进行调整优化。2020年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是一个综合反映城市社会发展与治理水平的系统性指标，更加突出城市的民生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居民健康，更加重视城市的教育和就业质量，更加强调社会治理，更加关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社会发展潜力。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包括7个一级指标、46个二级指标，能够从多个层面对297个城市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一级指标分别为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人口发展与社会潜力、生态文明与环境治理、社会治理与公益慈善、公共教育与科技文化、公共医疗与居民健康、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
2020年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还对各项指标的分值进行优化，首次将分值分为基本分和扣减分，其中基本指标为38个二级指标，基本分100分；扣减指标为8个，扣减分为18分。
从整体上看，我国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社会治理与公益慈善”、“公共医疗与居民健康”、“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三类指标贡献最大，这与课题组主张“城市发展的社会属性和人民属性”直接相关。城市社会发展排名也表明，经济发展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社会的经济”。
二、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综合排名百强榜
课题组根据“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利用可获得的2019年各类统计年鉴数据，对全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了排名，前100强城市分为：A++级（1-10名）、A+级（11-30名）、A级（31-60名）、A-级（61-100名）四个等级，其余城市归属B级、C级，未能进入百强榜单。
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指数综合排名前十强城市分别为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广州市、重庆市、杭州市、南京市、天津市、武汉市和成都市。与2019年相比，城市社会发展十强城市连续上榜，北、上、深、广仍旧占据前四位，杭州和南京进步明显。
根据我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2020年城市社会发展指数前十名的城市均属于特大型城市，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为超大型城市。这些上榜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集聚了大量的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构建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投入，注重城市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劳动力，增强了城市社会发展潜力。这些城市也注重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力，逐步探索形成了一套各具特色的城市社会治理格局。
排行榜前十位城市有七个城市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重庆、成都和武汉等三个西南和中部城市表现优异，这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百强城市省份分布情况显示，广东省上榜城市数量名列榜首，上榜城市达到16个，其中5个城市进入前20强；江苏省和浙江省上榜城市数量紧随其后，入选城市分别达到12个和10个；山东省和福建省也分别达到9个和6个。上榜城市的空间集聚效应非常明显，东部沿海城市上榜城市最为集中，东北、西南地区上榜数量较少。不同区域百强城市数量差距，表明了我国城市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
三、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一级指标百强榜
在7个一级指标分项排名中，一些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和资源禀赋，或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投入，排名靠前。在在“人口发展与社会潜力”领域，东莞、郑州、佛山、青岛和合肥等城市表现优异，这些城市人口吸引能力显著增强，青壮年人口比重高，城市老龄化程度低，社会发展潜力大。在“公共教育和科技文化”领域，北京深圳上海实力最强，珠海和克拉玛依等科教或产业强市，以及拉萨和太原等省会城市集聚了大量教育和科技资源，排名靠前。在“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领域，上海、北京、深圳、珠海和广州等城市得分最高，这些城市吸引了大量青壮年劳动人口，他们在为城市经济发展贡献智慧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强了社会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在“生态文明与环境治理”领域，十强城市大多为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中小城市，包括丽江、黄山、威海、海口和珠海等著名旅游城市。这充分说明城市社会发展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而良好的社会发展能够使城市居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有更大的获得感、幸福感，有更好的舒适度和健康度。
（一）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北上深广位居前列，长沙首进十强
“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一级指标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广州市、南京市、杭州市、天津市、武汉市、重庆市、长沙市。总体来看，内地经济发展依然呈现东强西弱的局面，区域性中心城市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高。前十名城市中，七个城市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三个城市位于中西部，尽管城市经济布局均衡性增强，但中西部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仍有较大差距。
在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领域，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得分遥遥领先，深圳、广州并肩前进，差距较小。南京和杭州两个副省级省会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取得新成效。重庆是西部唯一进入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前十强的城市，近年来重庆综合发展能力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仍保持强大的韧性和可持续性。武汉和长沙作为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从中部省份中脱颖而出。长沙是十强市中唯一的地级省会城市，近年来长沙提升产业发展新优势，重点打造了“世界媒体艺术之都”“工程机械之都”和“智能制造之城”三张在全球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名片”。
（二）人口发展与社会潜力：广深莞得分最高，珠三角和中西部省会城市表现优异
“人口发展与社会潜力”一级指标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为：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郑州市、武汉市、北京市、佛山市、青岛市、合肥市、厦门市。
人口发展与社会潜力指数排名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东莞、佛山、青岛和厦门等人口导入城市表现优异。近年来，郑州、武汉和合肥等中西部省会城市的人口吸引能力显著增强，青壮年人口比重高，城市老龄化程度低，社会发展潜力大。
人口发展和社会潜力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增多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上升。广州、深圳和东莞位列三甲，珠三角地区仍然是我国人口流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区域。这与当地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形态密不可分，这些城市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强、就业机会多、社会保障好，吸引着大量外来人口。珠三角地区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较少的老龄人口，降低了当地的老龄化程度，成为该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优势，有助于这些城市在“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中保持“人口红利”的经济优势。
人才是城市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大学生是人才的后备群体，大学生数量是衡量城市人才资源潜力的重要指标。一座城市的大学生越多，代表这座城市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激发创新科研能力，促进城市发展和民生福祉。广州、武汉和郑州高校在校大学生均超过100万，位列前三甲。
城市社会的发展还表现在开放性，城市的人文关怀是提高人口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人口流入意味着不断为城市社会发展提供人才资源，也意味着生产力和消费力。作为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年轻城市，深圳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开放度与包容度，深圳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包容性持续吸引着外来人口，城市整体表现为“年轻化”的状态，社会发展潜力大。2018年，深圳常住人口1302.6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9.83万人，其中非户籍人口847.97万人，增长3.6%，新增外来人口接近30万人。
（三）生态文明与环境治理：丽江黄山威海位列三甲，南方城市表现抢眼
“生态文明与环境治理”指标得分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丽江市、黄山市、威海市、海口市、珠海市、三明市、丽水市、台州市、龙岩市、梅州市。
前十强城市都位于我国南方地区或沿海地区，属于典型的热带或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阳光与雨水充裕，植被资源丰富，空气质量良好，为城市社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基础。丽江和黄山作为以自然风光闻名的旅游城市，更加注重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
前十强城市借助城市资源和环境优势，重点发展旅游业、服务业和对外贸易业等第三产业，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业发展相对较少，较大程度上减轻了环境建设的压力。例如海口市依托丰富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把旅游打造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保护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2018年该市第三产业贡献率高达77.54%，位列全国第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上榜城市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实现经济发展、环境治理与社会建设的协同并进。以珠海市为例，该市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从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强化环境治理等方面有效推进区域环境建设，很好地兼顾了生态环境保护。2018年珠海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与细颗粒物(PM2.5)处于较低水平。
（四）社会治理与公益慈善：北上重广深指数最高，东莞进入前十
“社会治理与公益慈善”一级指标排名前十位城市分别为：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广州市、深圳市、天津市、南京市、杭州市、东莞市、成都市。
“社会治理与公益慈善”前十名城市囊括了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天津），以及五个国家中心城市或副省级城市，说明城市的社会治理需要坚实的经济支持与后盾。东莞是唯一入选的地级市，这反映了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决策者的远见。十强城市在社会治理模式上各有其特色。
北京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数、人均社会服务经费支出、社工机构数、持证社工数以及人均社会捐赠5项二级指标上均名列榜首。近年来，北京积极推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畅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城市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上海在养老服务机构数二级指标上排名第1，居于全国榜首。上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2019年出台《上海市深化养老服务实施方案（2019-2022年）》，同时着眼于养老服务的“增量”“增能”和“增效”，充分打造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生活品质相适应的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
东莞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专项扶持资金，社会工作快速发展，为创新社会治理带来了新契机。2018年，东莞荣膺“全国社会工作示范市”和“全国社会治理创新优秀城市”，社会工作成为东莞的一张新名片。
成都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共建共治理念，推进高效能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谋划了成都高效能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兼顾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五）公共教育与科技文化：北京深圳上海实力最强，珠海和克拉玛依进入十强
“公共教育与科技文化”一级指标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北京市、深圳市、上海市、珠海市、克拉玛依市、广州市、南京市、杭州市、拉萨市、太原市。
北京、深圳、上海和广州四个一线城市全部上榜，珠海和克拉玛依是上榜的两个地级市。科教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经济发展则为科教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公共教育、科技文化发展情况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吻合，大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效应明显，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相互促进。各省省会城市集聚了全省的高等教育、科技和文化资源，从人均指标来看具有优势。
深圳排名仅次于北京，其中人均科学教育支出名列全国榜首。深圳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大并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夯实义务教育基础，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深圳以教育赋能科技，催生了大量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为“智慧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珠海位列全国第4位。珠海是全国首个实现12年免费教育的城市，也是广东省第二大高等教育基地，目前已有中山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10所高校扎根珠海。珠海还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截至2018年底，珠海市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总数达2055家，中国首款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珠海一号”在珠海相继问世。
克拉玛依是唯一上榜十强市的西北城市，在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数指标上位居全国首位。2018年，克拉玛依市辖区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达到271万册，每万人藏书量为605.8919册。全市人均到馆率达到0.85，高于东部发达地区0.6的水平。
太原是唯一上榜十强市的中部城市，太原每万人高等学校教师人数位居全国第4位，每万人科研人员数位居全国第9位，丰富的人才资源为太原市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转型注入了持续的动力。
（六）公共医疗与居民健康：副省级以上城市成绩优异，京沪优势明显，重庆成都广州进入前五
“公共医疗与居民健康”一级指标排名前十的城市为：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成都市、广州市、天津市、武汉市、杭州市、西安市、南京市。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意识到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引发了社会大众对城市医疗资源和居民健康的关注。城市医疗能力是城市居民应对疫情的重要保障，医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配置医疗资源的效率都体现出了城市的社会竞争力。因此在2020年的城市发展体系中，增加了“公共医疗与居民健康”分数权重。
十强市囊括了四个直辖市，其余均为副省级以上省会城市。北京和上海公共医疗资源优势明显，人均寿命位居前茅；重庆和成都两个西南城市进入前五。总体看来，公共医疗和居民健康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行政等级和城市地位相适应。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副省级以上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公共医疗和卫生服务资源。
以武汉为例，武汉拥有优秀的医护队伍和优质的医疗资源，综合收治能力处于全国前列。截至2018年末，武汉市有医院398家，医院床位8.18万张，卫生技术人员9.72万人，全科医生4.23万人，武汉协和医院等5个医院入围全国百强医院。武汉人均卫生费用支出约为京沪的一半，排名仅39位。面对突然袭来的新冠疫情，武汉的医护人员迎难而上，抵挡住了病毒的冲击。全国医护人员驰援武汉，补强了武汉战疫的力量配置，共同打赢了这场战役。经受考验的武汉医疗队伍，在北京、乌鲁木齐等地新冠肺炎歼灭战中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上海、北京和深圳位列三甲，克拉玛依、珠海、嘉兴和金华进入十强，三大城市群表现出色
“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一级指标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克拉玛依市、珠海市、广州市、嘉兴市、乌鲁木齐市、天津市、金华市。
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前十强城市大多为沿海发达城市或内地产业型城市，这些城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青壮年劳动人口，人口结构年轻化特征明显。青壮年流动人口在为城市经济发展贡献智慧的同时，也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大量的保险基金收入，增强了社会保障资金的可持续性。例如京沪两市高度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位居全国前茅，居民的获得感较强。社会保障基金也运行良好，人均结余水平高，社会保障基金可持续性强。嘉兴和金华经济较发达，产业发展吸引了大量青年流动人口，人均养老和医疗保险支出水平较高，社会保障可持续较强。
该指标百强榜总体情况显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东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保障待遇相对较好，人口老龄化程度低，社会保障可持续性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但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上人口基数小，社会保障水平也较高。中部地区处于经济发展追赶阶段，人口基数大，社会保障指标排名较靠后。
四、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展望与智库责任
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等方面提出“十四五”时期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这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呼声，更体现了执政党的远见卓识。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将围绕中央提出的“十四五”社会发展各项指标，研究中国城市社会发展规律，总结中国城市民生与社会保障、社会治理和健康中国建设等成功经验，记录中国城市社会发展进程，讲好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故事，认真做城市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
编辑：金娜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