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回应】针对梁莹教授涉嫌学术不端问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今天下午表示，南京大学校方已正式介入调查，责成有关部门依照程序和规定，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对学术不正之风，南京大学不会护短。
青年长江学者与她“404”的论文
来源：冰点周刊（ID：bingdianweekly） 记者：王嘉兴
社会学教授梁莹的很多论文都凭空消失了。
梁莹的一些论文与别人论文存在大面积雷同。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网站上，这位教授的个人成果页面目前只张贴着英文论著目录，没有任何中文论文。这对一位本土的人文社科学者来说，是非常少见的情形。
但梁莹事实上著述颇丰，仅中国青年报记者所能查到的，以她为第一或第二作者的中文文献就超过了120篇。
不过在过去几年里，她的这些学术成果陆续被从网上删除了：包括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在内的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现在都已检索不到任何她的中文论文；在那些期刊官网上，对应页码处也已无法查看。一家学术平台上仍能检索到论文条目，但页面已显示“404”（无法查看）。
从学术头衔来看，39岁的梁莹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计划等多个人才支持计划的入选者。从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在苏州大学和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并于2009年起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任教。
论著是一位学者成长路上的重要垫脚石。那些如今无法检索的论文，曾帮助梁莹申请学位、获得研究经费、入选各项人才计划。
用她一位同事的话说，她“几乎拿到了所有她那个年龄文科教授能够拿到的头衔”。
但对梁莹的声誉来说，这些“垫脚石”存在着潜在的威胁。记者比对论文时发现，其中至少有15篇存在抄袭或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
例如，梁莹2002年发表的论文《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趋势及其比较》，是厦门大学陈振明2001年的论文《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及其比较》的缩减版，只有极少数句子有说法上的差别。
“这个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一位同意接受采访但要求匿名的学术期刊负责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2014年前后，这份期刊收到了梁莹从知网撤下其已经刊发的文章的要求。
这位负责人对此事印象很深，主要是因为作者主动要求下撤文章的情况极其少见。自创刊以来，这“可能是唯一一次”。
梁莹希望这份期刊从知网上撤掉的两篇论文发表于十几年前，均是她在苏州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读硕士时期发表的。她告知的撤稿理由有两条，一是发表论文时研究水平很低，文章很粗浅，二是现在自己只发英文论文了。
“这个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这位负责人说，“我不认可这个原因。学问都是逐步精深的，难道现在成熟了，成了教授了，就不承认当时学术的粗浅了吗？”
因此，这家期刊没有答应梁莹的要求，之后也与她再无联系。
但那两篇论文还是从数据库中消失了。
中国知网负责期刊采编业务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也不清楚文章下线的原因，但按照撤稿流程，需要期刊社出具撤稿函。数据库是与期刊社合作，论文作者个人没有资格撤稿。
万方数据库资源合作中心工作人员赵书杰则称，撤下文章“原则上要编辑部同意”，但梁莹这次的情况是作者要求的，“有特殊原因”却“不便透露”，但确实是符合撤稿流程的。
上述期刊负责人则告诉记者，他们从来没有向数据库出具过撤稿函。主动下撤文章一般是发现文章在重复率检测中不合格，或存在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问题。数据库不可以未经编辑部允许就撤稿。
两家数据库方面均表示，会对新收入的论文进行重复率检测，以鉴定是否存在抄袭等问题，但很早以前的文章都是直接收入。
前述期刊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年的论文查重技术还不普及，审稿专家无法保证阅尽相关学科、相关专业方向上的所有刊发论文，出现学术不端的情况难以避免。
连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删除了
截至发稿时，记者在“百度学术”检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梁莹，得到125条检索结果，每一篇都给出了引向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的链接，但点击后，均显示文章不存在。引向百度文库、豆丁网、道客巴巴等国内文档分享平台的链接，对应网页也无法查看。
这些消失的文献甚至包括梁莹的硕士学位论文《善治视野中我国公民的行政参与——现状、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和博士学位论文《当代公民文化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研究——以南京市调查为例》。
即使是提供电子版的相应期刊官网上，绝大多数也无法检索到文章，对应页码有图片预览，但无法查看具体内容。
记者到图书馆期刊室里逐一对比后发现，120多篇文章都确实在期刊上白纸黑字发表过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一位教授说，2016年和2017年，该院多名教师从不同渠道获悉了梁莹撤稿之事，但没有料到会有100多篇。
这位教授说，梁莹2009年进入南京大学任教时，学院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主要是认为她才30岁，就发表了30多篇论文，以文科的标准来看，担心她不太严谨，而且这些论文中并无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她仍然凭借论文数量上的优势通过了投票。
时任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梁莹参加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选聘时，虽有不同意见，但考虑到当时社工系的总体科研能力弱，而梁莹的科研能力比较强，所以顺利通过了。从程序上说，梁莹的入职没有什么问题。
记者查询到，梁莹2009年之前发表的论文远多于30篇。仅2003、2004、2005年，她就分别发表论文22、11、17篇，2006年至2008年共发表16篇，且绝大多数都是独立署名。
她2003年发表的论文《治理：面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新选择》与《走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困境的一种新思维——来自治理理论的启示》属一稿多投，且全文约三分之二的篇幅与厦门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两篇论文存在雷同。
在数据库中，记者还发现数十篇其他作者的论文与梁莹的论文内容十分接近，但发表时间要晚于梁莹。
2009年到南京大学任教后，梁莹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都高于4篇，其中2011年~2013年各发表中文论文12篇、14篇、10篇。
从2014年起，梁莹开始发表英文论文，鲜少发中文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网站介绍，梁莹近几年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发表英文论文50余篇。
2011年，梁莹入选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5年度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计划，2017年又成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周晓虹回忆，梁莹进入学院后对工作“十分投入”，怀孕时都挺着大肚子、手上托着电脑边走边看，比较刻苦，发表的中英文论文数量较多。因此，她申请各种人才计划，院里都给予了支持。她通过了包括“青年长江”在内的多项人才评审，这些评审都是由国家各部委组织专家进行的，能够选上说明其具备了相应的研究能力。
得知梁莹撤稿的情况后，周晓虹曾与她交流过。他向记者回忆，几年前，梁莹能连续发英文论文后，对发表中文文章就有些不屑。所以面对周晓虹的询问，她回答称自己以前的文章“都是垃圾”“不能代表我的水平”，所以拿掉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另一位要求匿名的教授则说，关于此事，现在没有什么“客观的证据”，都是传闻。他强调，该院的学风整体上是非常好的，也产出了很多具有内涵和思想的学术作品。但如果按照国外某些学术期刊模块化的方式来做论文，那就会影响文章的内涵，对学术本身是一种伤害。
“我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
据梁莹的同事介绍，社会学院6位教授曾向学校领导反映过关于梁莹的传闻，建议校方调查核实，否则“可能迟早要出事”，影响南大和社会学院的声誉。当时接待的一位校党委副书记表示会认真对待，但迄今没有反馈结果。
此外，2017年3月，社会学院社工系2014级全体学生曾联名举报梁莹的教学态度极不端正，南京大学的学风督导员曾在课堂督察中发现她有这方面的问题。
梁莹开设过社工系大三年级的专业课《社会工作行政》以及大一年级通选课《社会工作概论》。
社工系2014级本科生张云开（化名）告诉记者，梁莹常常早退1节课的时间，每节课都会长时间安排学生发言，自己玩手机或打电话，课堂上会出现10分钟里她自己玩手机而全班鸦雀无声的状况。
张云开回忆，梁莹还在课堂中炫耀过自己的学术能力和荣誉，表达对教学的不屑，“我已经混到头了，没什么好怕的了”“我已经评上教授了，学校说必须每年上三门课我才来给你们上课的”。她还会将期末考试的题目提前透露给学生，给绝大多数人打出高分。
2015级本科生刘明萱（化名）告诉记者，梁莹上课就是坐着念课件，还时常在课堂讨论时吃零食。上《社会工作行政》课时，18周的课时，老师有五六次没有到堂，前3次安排了研究生讲课，后面只是安排助教盯着学生，让学生自习。
他们还反映，梁莹经常利用这门课让学生帮自己做私活儿，例如课程作业是帮她录入问卷，或安排学生去做与课程主题毫不相关的课题的回访工作。
社工系要求本科生在大三结束时完成一篇学术论文，2015级学生没有一个人选择梁莹当导师。
上述情况，周晓虹对记者表示基本属实。为此，去年周晓虹根据学生的反映，专门组织了学院的5位领导去轮番听课，并根据听课的情况对梁莹提出过相应的批评，也组织梁莹与学生作过交流。梁莹表示愿意改正。
社会学院现任院长成伯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学院已经注意到相关情况，学术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工作。如果梁莹教授学术不端的情况属实，一定会公正处理。
10月23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梁莹承认自己的一些论文存在学术不端问题。她表示，上述情况只在自己学术生涯最早期，即2005年以前出现。当时她刚读研究生，学术刚入门，不懂规范，所以存在这样的情况。
关于一稿多投，梁莹解释说，当时期刊即使不接收论文也不会给回复，所以等一段时间还没有下文，她会将论文修改后另外投稿。
梁莹说，强调学术规范是2005年开始的，“你这样查，全中国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如果你这样追究下去，所有中国的学者，那么多，人人都有问题了。”
她说，没有人会追究早年的事情，不希望早年的错误影响自己的前途。自己从最开始什么都不懂到现在能在顶级英文刊物发表论文，“我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
“如果现在的英文论文有问题，我认。”
她还告诉记者，自己撤稿的一个原因是，很多学生告诉她，她以前的中文论文水平比较低。她通过联系数据库公司的法务部门撤了稿，理由是这些数据库刊载她的论文没有经过作者允许，也未支付报酬。
在数据库里，那些论文的痕迹一点点被消除了。但这种删除有点像是掩耳盗铃——它们已经被保存在众多图书馆的书架上，白纸黑字，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撤销百篇论文、不屑讲课，这位青年长江学者就这么当老师？
来源：新京报评论 文|曹东勃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环境和机制，催生了某些青年教师在其职业生涯的起点，就以一种无知且偏狭的眼光，看待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
10月24日一大早，不少学术圈朋友的朋友圈，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一篇《青年长江学者与她“404”的论文》刷了屏。这位39岁的青年教授梁莹在过去几年里，将她在国内几大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120余篇中文论文全部撤下。
这是一件奇闻，并非奇在撤稿这一事实——毕竟，在哈佛撤稿、清华深圳研究院撤稿等大新闻的大背景下，我们对“撤稿”也开始见怪不怪了。但是撤稿背后有无猫腻，还有待当事学校和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深入调查。
“我已经混到头了，没什么好怕的了”
这件奇闻的奇特之处，更主要体现事发之后，当事人在接受采访时仍然脸不改色心不跳、理直气壮的姿态。
报道中的最后一节，刻画了当事人对待课堂教学无知而无畏的态度，着实让人拍案惊奇。这位梁教授多次表达对教学的不屑，“我已经混到头了，没什么好怕的了”、“我已经评上教授了，学校说必须每年上三门课我才来给你们上课的”。
循着报道，我们来回顾一下报道中，她在课堂上的作为——
常常早退1节课；每节课长时间安排学生发言；自己玩手机或打电话，甚至10分钟自己玩手机而全班鸦雀无声；在课堂讨论时吃零食；18周的课时，五六次没有到堂，安排助教盯着学生自习；学生撰写论文时没有一个人选她当导师……
这是怎样一种场景？如果，报道呈现的是真实的场景，不知情的人，恐怕还以为来到了某个“水课”课堂！
上个月，东南大学的王珂老师也在网上“火了”一把。他在山竹台风到来前夜，风雨兼程花4600元巨额打车，从广州跑到武汉去坐高铁，狂奔737公里，只为了一个承诺：准时给本科生上开学第一课。王教授的信念是：“上课是教师的节日，我要过我的节日。”
同样的城市，同样的高校教师，相距霄壤，高下立判。
梁莹涉学术不端、教学不认真，叠加在今天五部委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另一则新闻之上，形成一种更大的反差，也因此值得我们对这一现象作一些深层追问。
“早年不规范”不是学术不端的豁免理由
每当一些涉及学术道德或学术规范的丑闻出现后，就会有一种声音，强调“早年不规范”、“老人老办法”。
有趣的是，这位39岁的青年学者也拿这一条来说事，要求享受“老人”待遇——她说，强调学术规范是2005年开始的，“你这样查，全中国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如果你这样追究下去，所有中国的学者，那么多，人人都有问题了。”
问题在于，不管早年晚年，规范不规范，客观的底线是存在的，没有什么“自由心证”的相对主义空间。
那些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的行为，即便一时得逞，甚至形成逆向淘汰的声浪，总会有暴露的一天，并为此付出代价。这一点，相信后续的权威调查会给出公正的答案。
讲课成了按件取酬的手段？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于教师向来是给予极高的尊重，也是提出极高的要求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讲究的是知行合一，言传身教，在建构一种充满关爱、合理和紧密的师生关系过程中，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成全和共同成长进步。九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要引导教师热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潜心教书育人。
从这个角度审视，梁莹对自己教师身份的基本定位基本与教书育人无关，教师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普通的行当，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很难认为她就真的是醉心于学术研究，那恐怕也是她计件取酬的手段罢了。
而她的师生关系紧张到可怜的地步——整整一个年级的学生，竟没有一个人选她作为论文指导教师。这真是一个教师最大的失败。
严肃课堂何以产生无知而狂妄的言行？
从我自身的职业成长过程和对身边同事的观察来看，我相信，对于青年教师而言，极少有那种一进来就明确表明自己毫不在意教学工作和学生评价的。这并非某种功利的考虑，这是我们未来三十多年在学校中确立职业自信的立身之本。
我不知道这位青年教授在其讲师、副教授阶段是否也一以贯之地不屑于教学，抑或是“发达了”之后才“变了脸”、“黑了心”。
我更关注，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环境和机制，催生了某些青年教师在其职业生涯的起点，就以一种如此鄙夷和扭曲的眼光，看待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以至于在严肃的课堂上产生那些无知而狂妄的言行？
很多高校老师的职业道路选择也许是偶然的，比如纯粹基于对学术的兴趣、对安逸稳定生活的追求，等等。但一经成为教师，就都应该扛起对于学生的重任。
我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职的几年中，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两位同事。一位老社会学家，虽已年逾七旬，仍坚持给学生上课，而且每次上课前一天都要闭门看书，认真备课。一位中年教授，每周专门奔波四十公里去指导本科生的读书会。
人要一辈子一直持身守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间有太多的风险和诱惑。对于青年教师来说，重要的是，在职业生涯早期，就要确立一个令自己终身受益的高标准、高起点，这不仅是一个专业能力问题，更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
编辑：刘星宇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