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WORK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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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敏 周 燚:“半专业”的专业性: 本土社会工作督导清单及知识观考察

摘 要:随着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进入专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提供有效的专业服务已经成为亟待 解决的发展瓶颈。为此,需要针对专业服务品质保障的督导进行考察,明确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基本 内涵及知识观基础。通过回顾西方社会工作督导的路径发现,尽管它的形式有很多,但都是围绕“是什么”    的分析理性而形成的生活场景之外的指导。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不同,它是遵循“怎么做”的行动逻辑而    实施的生活场景内的指导,依据特定生活场景中如何有效行动的场景理性,涉及生活场景、人际框架、临床 服务和制度服务四项核心任务的督导清单。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需要走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方面需要扎根现实生活场景并且带动生活场景的改变;另一方面需要超越当下的具体场景实践,将人们 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必然行动规律的实践知识,这是一种以有用性为核心的“半专业”的专业性。值得注意的    是,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跨越了西方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转型要求,需要面对日益凸显的多 元生活处境中理性行动的难题,这既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现实基础,也是学科定位的知识基础。

关键词:督导 社会工作 专业性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28(2020)03-016-11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20.03.002

童敏,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燚,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研究助理(厦门

361005)。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涵盖老年人、青少年、儿童、妇女、残疾人、社会救助、社区矫正、司法、医务、精神卫生以及扶贫和救灾等广泛的社会服务领域,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持证人数已达43.93 万人,年资金投入已超过61.12亿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治理的深入,社会工作已经成为基层治理“三社联动”中不可或缺的专业支撑(徐选国、徐永祥,2016)。显然,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已经进入专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专业服务的品质、提升专业服务的水平,已成为现阶段我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童敏、周燚,2019)。作为专业服务品质重要保障的督导也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建立和培养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队伍已成为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的重要目标之一,推动着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困难重重,不仅专业边界不清(任文启,2017),而且专业水平偏低(徐道稳,2017),更不用说专业督导,到目前为止,仍无法清晰界定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功能和定位(童敏、史天琪,2019)。

为此,有必要针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基本内涵开展研究,以便厘清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清单以及它的知识观基础。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标准化的制定,规范日益受到重视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督导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明确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知识要求,清晰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学科定位,为推动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走向世界舞台提供理论逻辑的知识基础。

二、西方督导的路径:生活场景之外的督导

尽管对于社会工作为什么需要督导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到目前为止对此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Munson, 2012),但是社会工作督导到底做什么却早有定论,它包括行政、教育和支持三大功能。所谓行政功能是指督导提供服务任务分配和安排方面的指导,教育功能则是指提供服务技巧和方法方面的帮助,而支持功能则是指提供情感关怀和支持(Kadushin & Harkness,2002)。这样理解社会工作督导,显然,把社会工作视为了一种专门类型的服务,而督导则是对这种服务的指导。这样,督导者只需要针对社会工作者需要完成的这种专门服务进行指导,它依据的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技术理性,相信只要社会工作者掌握了这种抽离日常生活场景的普遍化的科学技术,就能够运用到具体的服务场景中。之后,针对督导的具体功能,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他们都认同其中行政功能和临床(clinical)功能是最基础的,因为任何社会工作服务都少不了服务任务的组织和服务技能的提升(Payne,1994)。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督导的三角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所谓的社会工作督导除了需要关注行政功能和临床功能之外,还需要关注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职业发展(Davys & Beddoe,2010)。这就把督导从一种专门服务技术的指导延伸到个人成长的指导,转变成一种经验的学习(Lizzio 等,2009)。

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在人本主义的影响下,有学者提出督导不是一种专门技术的指导,而是依据受督导的社会工作者的经验给予的指导,目的是促使社会工作者迈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历程(Davys & Beddoe,2016)。如此,督导不再是一种普遍化的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传递,而应从受督导的社会工作者自身拥有的经验出发,采取个性化的方式促进其经验学习能力的提升。反思这种被视为经验学习最为核心的内涵,换言之,所谓督导是通过对话交流促使受督导的社会工作者对自身实践过程的重新审视、批判和修正的过程(Davys,2001)。显然,这种经验学习的督导借鉴了科伯的经验学习圈理论,它是个人经验不断总结上升的过程,无法按照预先规定好的方式开展(Fook & Garden- er,2007),甚至有些时候,它需要依靠受督导的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自我指导,根本无法借助外在的影响发挥作用(Bulter,1996)。尽管从形式上看这种经验学习的督导与专门服务的督导不同,具有个性化的要求,有时还需要受督导的社会工作者回顾自身的实践经验,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紧密的联系。但是实际上这样的经验学习仍旧是受督导的社会工作者自身感受到的生活经验,仍旧抽离了日常生活,只是采取了个人化的经验抽离方式,因为它根本无视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周围他人影响的现实。

如果说专门服务的督导是以督导者为中心,那么经验学习的督导则是以社会工作者为中心,但是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无法真正做到以哪个人为中心。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学者开始尝试社会工作督导的第三条路径,不再关注督导中的人,而是关注督导的过程,把社会建构视角引入到督导过程中,注重督导互动过程中的权力和话语分析以及文化内涵的探讨(Ungar,2006),强调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真实”,也不存在所谓的“专家”,只有人们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特定语境下的批判意识的培养就成为了督导的核心(Hair & O’Donoghue,2009)。显然,这种社会建构的督导试图突破以往两种督导路径的局限, 让督导的过程能够呈现日常生活知识的多样化和变动性的要求(Noble & Irwin,2009)。不过,实际上,这种社会建构的督导虽然引入了社会建构的视角,但是却忽视了这种社会建构的现实生活场景, 让社会建构成了“空中楼阁”,依旧无法扎根于现实生活中。

究其原因,无论专门服务的督导还是经验学习的督导,或者社会建构的督导,都采用了一种抽离日常生活场景的分析逻辑,即先确定“是什么”,再决定“做什么”。尽管它们确定的对象不同,专门服务的督导确定的是不足的服务,经验学习的督导确定的是缺乏的经验,而社会建构的督导则确定的是需要重新叙述的故事,但是这三种督导都首先需要把确定的对象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从而才能针对这一对象开展服务,决定“做什么”。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工作督导走的是生活场景之外的督导  路径,采用的是分析逻辑,依据的是人们的分析理性。

三、本土督导的现实:生活场景之内的督导

与西方督导路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本土督导恰恰是在生活场景中开展的,不同于西方机构服务中开展督导的处境。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主要依靠民政部门推动,采取的是“局部先行、试点推进”的方式,无法依照一致化的标准执行(王思斌,2013),需要社会工作者主动寻找服务对象,走到服务对象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童敏、周燚, 2019);另一方面是由于社区已经成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场域,特别是在政府倡导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三社联动”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服务框架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叶客南、陈金城,2010)。此外,正是由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缺乏专业身份和专业需求,导致很多服务对象不知道社会工作者能够为他们做什么,甚至连社会工作这个词也没有听说过,常常依据自己的现实生活需要提出服务的需求(童敏,2019)。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也就需要扎根于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以此为基础开展专业服务,而不能站在日常生活之外给予服务对象专业的指导。

作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品质保障的督导,当然要遵循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要求,指导一线社会工作者在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童敏、史天琪,2019)。然而,目前西方已有的专门服务督导、经验学习督导和社会建构督导这三种路径都是依据抽离日常生活场景的分析逻辑而开展的督导,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融入生活场景的实践要求正好相反,使得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常常陷于两难的处境中:一方面遵照西方专业督导的要求指导一线社会工作者开展专业服务,却发现这样的专业要求时常受困于生活场景实践的现实要求而无法落地生根,发挥作用,导致督导逐渐流于形式,变成说教;另一方面,依照现实的场景实践要求开展督导,指导一线社会工作者,却又因为缺乏专业的标准,时常遭受来自专业的质疑,怀疑这样的专业服务督导是否具有专业性。显然,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面临的两难处境,反映的不仅仅只是督导技巧上的不足,更为根本的是知识观的差别,因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需要一种在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的知识逻辑。

实际上,只要人们走进生活就会发现,在生活中遭遇问题时人们首先需要运用的不是“是什么”这种分析逻辑,而是“做什么”这种行动逻辑。这不仅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多生活问题是无法或者暂时无  法解决的,对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只会增加人们与现实的对抗,有害无益。而且人们一旦关注“是什么”的分析时,就会不自觉地把注意到的“是什么”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成为注意的焦点,从而导致现实的生活场景被“抹去”,消失在人们的注意焦点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们可以预先看见的给定场景,使得现实生活场景的不可知、变动性荡然无存。正是因为如此,与确定了“是什  么”之后再决定“做什么”的分析逻辑不同,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人们确定了“做什么”之后才能分析“怎么做的更好”,这时候的分析是为了让行动更为有效,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场景的要求,是一种行动逻辑的分析,它不再像分析逻辑那样以分析为主,要求行动符合分析,而是以行动为主,要求分析符合行动。显然,如果按照分析逻辑去行动,这样做只会增加人们与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场景之间的对抗,进一步加剧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需要依据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分析逻辑的行动逻辑,即指导一线社会工作者如何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采取有效的行动,包括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在行动中反思。

四、本土督导的清单:行动逻辑的基本路径

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是一种行动逻辑,作为这种行动逻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确定在什么具体生活场景中人们面临挑战需要调整。因为只有将遭遇挑战的具体生活场景找出来,人们才能从泛泛而谈的“怎么做”转向具体生活场景中的“怎么做”,让人们的行动有现实生活基础,不再是抽离日常生活场景的客观“事实分析”。在此,“问题”这个概念有特别重要的内涵,它告诉人们在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自己感到不舒服需要调整,这是人们行动尝试的基础,也是行动逻辑的必要构成部分。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第一步就是确定问题,通过问题寻找需要调整的具体生活场景。

找到了需要调整的具体生活场景之后,人们的行动就有了现实生活基础,这个时候人们“怎么做” 才能呈现出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从来就不是只关乎一个人的行动,而总是与周围他人联系在一起,不仅自己的行动会影响周围他人,同样周围他人的行动也会影响自己。这样,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要放在人际框架下来理解,即找出与“问题”相关联的周围他人,把人们的行动放在相关联的周围他人的人际框架中来考察。在这样的人际框架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也就具有了动态性和关联性。所谓动态性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不仅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且同时也在影响着周围环境。而关联性则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总是与周围他人相联系,它既是人际关系中的产物,又带动人际关系的改变。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就能够帮助一线社会工作者跳出自己的视野,看到人们在行动中相互影响的过程,呈现特定生活场景中人们成长变化的规律。可见,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第二步是建立人际框架,通过人际框架的建立,考察特定生活场景中人们的行动变化规律,让社会工作真正具有现实生活场景中的“社会性”。

有了人际作为观察框架,社会工作的临床服务也就有了现实的生活基础,不再是抽离日常生活专注于心理的辅导室的服务。人们的任何心理变化,通过行动,在日常生活中与周围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周围他人的变化也会通过行动影响着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心理。与传统的以治疗为导向的临床服务不同,生活场景中的临床服务关注的焦点是人们的行动,因为它相信,人们在现实的生活困境面前只有找到了更有效的行动应对方式,才能改变目前的生活困境,从生活困境中走出来,是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临床服务。相应地,人们的行动反思能力显得非常重要,这样的反思不再像传统临床服务

那样只是为了明确现实的要求而做的“是什么”的原因分析,而是围绕“怎么做”得更有效的经验考察。因此,临床服务也就成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第三个步骤。当然,这种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工作临床服务需要放在人际的框架中,结合生活场景变化的诉求展开,具有与生活场景一起变化的要求。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一起协同变化的要求,社会工作的临床服务会通过人际框架影响现实的生活场景,带动与生活场景相关联的制度层面的改变,是一种制度服务。它涉及非直接服务的利益相关方的改变,是临床服务的延伸和扩展,通过这样的延伸和扩展一方面为人际框架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为人们的能力展现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这就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第四步,由临床服务延伸和拓展到制度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必然涉及临床和制度两个面向,因为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人与环境是无法拆分开来的,人是环境中的人,其任何变化都会影响环境;同样,环境的任何变化也会影响人,只是这种生活场景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加入了人际框架,让人的改变能够与周围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让环境的改变有了人际框架作为依托,使人与环境的变化能够深深扎根于特定的现实生活场景中,具有了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童敏、许嘉祥, 2019)。

显然,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走的是一条行动逻辑的督导路径,它涉及生活场景、人际框架、临床服务和制度服务四个核心概念的任务清单,即通过确定问题寻找人们需要调整的具体生活场景、借助人际框架呈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做”的行动应对方式以及在人际框架中明确临床服务和制度服务的要求,其目的就是帮助受督导的社会工作者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发掘一种能够带来生活改变的有用知识。

五、“半专业”的专业性:一种有用的知识

“半专业”一直是社会工作遭受专业人士诟病之处(Bartlett, 1958)。尽管在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的努力下,社会工作通过引入医学的诊断模式走上了一条科学的专业化发展道路,逐渐取得专业人士的认可,但是实际上,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始终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仍面临许多质疑(Beckett, 2007)。特别是在女性主义的倡导下,这种强调专业性的观点本身就被视为男权思想下的产物,女性受到性别歧视的处境恰恰说明女性拥有不同于男性理解生活的视角,这种视角注重人际关联,把个人的自我放在人际关系中来理解(Miller, 1991)。正是因为如此,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站在生活之外科学分析现象“是什么”的专业性不仅把理论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还与现实生活脱节,忽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专业性把人的自我视为个人的内在心理品格,根本丢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使现实生活的这种动态性和丰富性在科学的傲慢和无理下失去了生存的空间(Orme, 2003)。为此,实践领域的一线社会工作者直接呼吁学术界“停止所谓的理论建设(Oh no! Not more isms.)”(Featherstone & Fawcett, 1995)。

当然,在社会工作领域这种反理论的倾向并不常见,人们还是察觉到在复杂的现实生活面前需要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否则,现实生活经验就像一盘散沙,根本无法拿捏(Orme, 2015)。不过,对于这种站在生活之外分析“是什么”的专业性,却面临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不仅因为像社会工作这种面临复杂现实要求的实践根本无法站在生活之外来指导,而且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谁指导谁那么简单,实际上,实践常常先于理论,即使有了理论,也不是把理论运用于实践中这么简单,这种运用既与实践的具体场景相联系,也与人们自身的感受、情绪等非理性的因素相关联(Healy, 2000)。因此,理论的运用脱离不开现实的生活场景,始终需要关注现实的需要(Fook, 2002)。一旦站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考察专业性,这种专业化首先需要关注的不是知识概念的抽象性,而是这种知识是否有用,是否来自于现实生活而且能够带动现实生活的改变。这样,有用性就成了社会工作这种场景实践是否专业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有用性并不是指对谁有用,或者对谁没用,这种功利的判断,而是指社会工作这种场景实践的专业性,首先要回答是否能够促进人们的改变。由于人们的改变是在人与环境相互影响过程中实现的,因而这种注重改变的知识也就不能局限于个人的观察视角中,不再是纯粹的概念内涵的分析,拥有了超越个人容纳环境变化的要求,它能够帮助人们在具体实践场景中看清楚个人改变与环境改变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拥有影响环境并且能够带来积极改变的能力。也就是说,一旦人们拥有了这种注重实用性的专业性知识,就会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能够在现实面前推动生活发生积极改变。简单来说,这种有用性就是人们把自己融入具体场景中并且随着场景一起变化的能力, 它需要一种不同于“是什么”这种单一视角现象分析的双向考察,不仅要关注个人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要关注环境对个人的作用,在这种双向的影响中找到个人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社会工作场景实践的这种实用性要求,意味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一种融入了个人与环境双向考察的实践经验, 它能够保证个人的实践经验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过,扎根于现实的生活场景实践中,只是社会工作场景实践专业性的一个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它还需要超越具体的生活场景实践,成为一种必然实践逻辑的解释,能够为其他的生活场景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这就是社会工作场景实践专业性的另一项标准,即理论性。这项标准意味着社会工作场景实践的专业性是一种场景实践经验的知识总结,它能够将场景实践中松散的经验联系起来, 使人们拥有把握和运用这种经验的能力。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场景实践经验的知识总结不同于站在生活场景之外追求普遍化的实证主义科学经验的总结,它既需要扎根于场景实践中,有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的要求,又需要超越当下具体的场景实践经验,具有实践的预测能力,是实践经验中的知识总结,能够从偶然的实践经验中找到必然的实践知识(Ganzer, & Ornstein, 2008)。有学者直接将社会工作这种独特的专业性知识称为“既是内部者又是外部者(insider-outsider)”的实践知识(Domi- nelli, 2002) 。

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的场景实践具有了“半专业”的实践特征,它既不是抽离日常生活场景追求普遍化的专业性,也不是不要专业性听任“本能”的默会知识,而是能够扎根于生活场景中并且能够带动生活场景改变的经验知识(Fook., 2016)。显然,这种场景实践的经验知识实际上是有用性与理论性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关于如何改变的有用的理论(Fook et al., 2000)。这种有用理论始终围绕能否带来现实生活改变这一有用性要求,是对这种有用性逻辑的理论解释,它不是专业性的不足,而是一种与抽离日常生活场景高高在上的现象分析的专业性所不同的,能够带动生活改变的实践的专业性,需要回答人们在特定生活场景中如何做出理性的行动选择。因此,它依据的是人们所拥有的在特定生活场景中如何有效行动的场景理性。

六、场景理性:一种关怀实践的理性

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出一种与永恒真理追求的理论知识所不同的实践知识,这种实践知识不仅需要在多变的日常生活中做出行动的选择,而且还需要从道德角度对这种行动进行审视,是一种场景实践中的“自知”(亚里士多德,廖申白译,2003)。可惜的是,这种实践知识在之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逐渐被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理性所替代,消失在人们的注意视野之外。但是,由于分析理性对科学的过度推崇,导致这种“自上而下”的二元掌控逻辑随着现代社会的  发展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认为这种置身于生活之外强调“价值中立”的工具理性在提升人们掌控现实能力的同时,也在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冷漠、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层社会的理性“囚笼”,反过来,让人们受制于工具理性的掌控(苏国勋,2016)。而且,这种工具理性除了引发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盛行之外(McMamee & Gergen, 1999),还导致人们对外部生态环境的无节制扩张以及对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膜拜(杜维明、衣俊卿,2009)。显然,这种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理性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提升人们的工具理性增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掌控。

然而,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这种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理性在实践中的不足越来越凸显出来。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舍恩(Donald Schön)发现,科学实证主义的理性分析总是明确、固定、普遍的,像是在“高地”上(a high, hard ground),而实践则处于复杂、含混、不稳定的“洼地”(a swampy lowland)中,这样,人们就根本无法将科学理性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中,而需要在“行动中认识”(knowing-in-ac- tion),学会“行动中反思(reflection-in-action)”和“反思行动(reflection-on- action)”。舍恩强调,只有在具体的实践场景中,人们才能够找到问题解决的行动策略(Schön,1983)。与此同时,作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则在吸收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实践观之上强调批判意识的重要性,认为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人们根本无法保持“中立”,始终需要运用伦理道德的审视,回答“应该怎么样”的伦理价值的问题(管锦绣,2013)。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则在他的社会实践理论中明确指出,人们的实践感先于认知,具有模糊性和引导性,并非理论简单的运用(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2003)。

到了后现代社会,社会实践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尤其在多元福利服务政策的推行以及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影响下,多元化和差异性成为人们参与社会实践的基本价值取向(Midgley, 2001)。不仅后现代主义要求人们放弃传统二元对立的科学实证主义的宏大叙事,回归日常生活,关注特定生活场景中的现实建构过程(Parton & O’Byrne, 2000),强调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具有在地性和动态性,涉及不同生活经验主体之间的分享交流(Blundo & Greene, 2008);而且女性主义从多元的角度出发要求人们运用人际自我理论(self-in-relation theory)去替代二元对立单一视角的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逻辑, 将人们的实践融入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Miehls, 2011),注意倾听多元主体之间的不同声音,理解相互之间的差异,学会在差异中实现多赢(Weinberg & Campbell, 2014)。甚至有学者直接提出,社会工作就是一种场景实践,需要人们考察特定生活场景中的实践以及这种实践的复杂性和发展的多元性, 避免使自己因为运用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理性,陷入想掌控又无法掌控的现实生活困境中(Fook, 2002)。因此,这种场景实践中的理性不同于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理性,它是一种生活中的实践知识逻辑(Sawicki, 1991),通过接纳和尊重场景中的差异性(包括环境和他人)深入生活场景并且随着生活场景一起改变的行动中的“双赢(both-and)”理性(Healy,2014)。

显然,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所遭遇的这种场景实践理性的要求,恰恰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历史处境所决定的。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跨越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使得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场景实践既需要继承现代社会的科学实证主义分析理性的原理,也需要了解科学实证主义分析理性的不足,探索后现代社会的场景实践的理性要求。这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知识基础,也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种关注实践的场景理性反对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理性,但是它与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理性一样,都强调人的理性是对个人主观偏见和曲解的修正,并且相信只有理性才能给人们的生活改变带来真实的希望(Howe, 2009)。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关注实践的场景理性是现代性的延伸和拓展,它需要回答在后现代的多元生活处境中, 人们如何做出理性的行动选择。只不过社会工作在这种现代社会转型的探索过程中首当其冲,因为它既是现代社会福利服务系统的一部分,又需要服务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弱势人群,因而也就需要对现代生活的理性基础抱有更为谨慎的审视态度和关切之心。

七、场景理性与分析理性的比较

尽管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所强调的场景理性与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理性一样,都是人们摆脱主观偏见、追求理性生活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提高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能力,但是两者对理性的理解和假设存在根本不同。首先,场景理性是探索人们在具体的场景实践中如何做出合理的行动选择, 目的是帮助人们找到合理应对尚不是事实的生活挑战。因此,场景理性是面向未来的,是对影响未来的应对行动的选择。分析理性不同,它是对人们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原因分析,目的是帮助人们了解导致这一事实的原因及其变化过程。显然,分析理性注重过去,是对过往经历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其次,场景理性,顾名思义,就是特定场景中行动选择的理性,这种理性产生于具体的场景中,与具体场景中的遭遇密切相关。同样的应对行动,只要具体场景发生了变化,它需要的理性也就不同。即使同样的场景,只要人们遭遇时的经验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理性。因此,场景理性是人们在特定场景遭遇中的理性。与场景理性这一要求正好相反,分析理性恰恰是需要摆脱具体场景的影响,选择那些不受具体场景影响的因素。只有找到了这种不受具体场景影响的因素,分析理性才符合普遍化的要求,它才可以超越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具有了一致化的逻辑。

再次,场景理性关注的焦点是人们在特定场景中的行动,它的整个逻辑都是围绕着行动展开的, 需要回答人们如何在特定场景中做出有效的行动。只要这样的行动能够带来更好的成效,就表明这样的选择是理性的。当然,行动的成效越明显,人们的这种理性也就越强。正是因为如此,这种场景理性的思考是针对如何有效行动进行的反思,以行动为导向。分析理性恰恰相反,它关注的焦点是某种事实的现象分析,始终围绕现象的原因分析来展开的,需要回答这种事实是如何产生的。分析的逻辑越清晰,这样的分析理性也就越好。在这样的分析理性指导下,人们的行动也就有了依据,需要符合分析理性的计划安排。显然,分析理性是以分析为导向的,行动只是分析计划的执行。

最后,场景理性采取的是一种人与环境双向交流的逻辑,既关注人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关注环境对人的作用,是在双向交流下人们做出的行动选择。它具有了在接纳环境对人的影响的同时带动环境改变的能力,因而也就具有了超越个人并且能够预测未来的理性。分析理性所推崇的逻辑与场景理性不同,它是一种单一视角的类型化分析逻辑,即把需要分析的对象从现实的生活场景中抽离出来,考察这种类型的现象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显然,这样的类型化分析就能够让人们摆脱个人主观的偏见,对分析的现象及其分析过程保持“中立”的态度,使人们拥有了超越个人的分析理性。

显然,之所以出现场景理性与分析理性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因为两者对人的理解和假设不同。场景理性认为,人们是生活中的人,根本无法脱离生活来谈理性,而且强调理性的目的恰恰是人们无论地位如何,无论状况怎样,都需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并且做出行动的选择,而人们的理性也就是为了保障人们的行动选择更为有效。因此,这样的理性存在于人与环境的交往中,它需要人们深入特定的场景中,接纳与周围他人的差异,超越个人的偏见,做出有效的行动选择。分析理性并不认同场景理性的这种看法,它强调,人们在生活中极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形成个人主观的偏见,因而也就需要从自己的场景中抽离出来,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审视生活中发生的现象。只有了解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以及变化的规律,人们才能够超越个人的主观偏好,依据现实的规律准确预测未来的变化,从而做出合理的选择。在分析理性看来,这样的理性只存在于人们自身内部,是人们自身思维分析能力的体现。

为了清晰了解场景理性与分析理性的差异,本文针对两者的不同做了一一对比,具体的内容见下表(表1)所示:

表1 场景理性与分析理性的差异比较

内容/类型场景理性分析理性
焦点未来行动选择过去现象分析
条件融入具体场景抽离具体场景
方式以行动为导向以分析为导向
特点双向交流考察类型化分析
目的现实问题解决普遍化规律
基础人与环境的交往个人自身品格
假设人无法抽离生活人可以抽离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场景理性与分析理性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甚至很多方面正好相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就是对立的,“水火不容”。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生活的复杂性,两者常常交织在一起,只是场景理性偏向于场景中人们理性行动的选择,而分析理性更注重现象的分析。例如,针对已经普遍认为的异常的行为和生活状况,采用分析理性处理就更为有效,它能够直接针对具体的异常表现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不过,一旦人们的困扰没有严重到异常的程度,这个时候就需要采取场景理性的处理方式,因为这些困境常常与具体的场景直接相关,需要人们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做出有效的行动选择。这里之所以重点讨论场景理性与分析理性的差异,是因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场景与西方不同,主要在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由此形成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核心要求,就是指导一线社会工作者运用场景理性开展专业服务。因此,对这种“半专业”的专业性所依据的场景理性的考察,就成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得以建立的基础。

八、总结

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经过十多年的职业化探索之后,已经进入专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如何提供高效的专业服务是亟待解决的发展瓶颈。因而,作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品质保障的督导,也就必然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考察的现实和理论问题。通过回顾西方社会工作督导的实现路径发现,尽管西方社会工作的督导发展几乎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同步,已经有了近一百年的历史,而且形式多样,包括专门服务的督导、经验学习的督导和社会建构的督导,但是这些督导都是围绕“是什么”的分析逻辑而建立起来的生活场景之外的指导,依据是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理  性。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不同,它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遵循“怎么做”的行动逻辑而建构起来的生活场景内的指导,这种督导依据的是特定生活场景中如何做出有效行动选择的场景理性,涉及生活场景、人际框架、临床服务和制度服务四项核心任务的督导清单。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需要走与西方督导不同的路径,这种路径拥有了“半专业” 的专业性特征,一方面需要扎根于现实的生活场景中并且带动生活场景的改变,具有了有用性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超越当下的具体场景实践,将人们的实践经验转化成必然行动规律的实践知识,具有了理论性的诉求。显然,这种以有用性为核心的实践知识的专业性不是专业性的不足,而是一种专注于特定生活场景实践中如何做出理性选择的场景理性,不同于抽离日常生活追求普遍化的科学实证主义的分析理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跨越了西方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转型要求,需要面对日益凸显的多元生活处境中理性行动选择的难题,这既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社会现实基础,也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学科定位的知识基础。

[参考文献]

布迪厄、华康德著,2003,《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Davys,A.,Beddoe,L.著,曾焕裕、刘晓春译. 2016,《社工督导:理论与实务》,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杜维明、衣俊卿,2009,《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关于启蒙反思的学术对话》,《求是学刊》第1 期。

管锦绣,201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之内在逻辑——以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 期。

任文启,2017,《社区治理抑或社区营造:“三社联动”的理论脉络与实践反思》,《社会建设》第6 期。苏国勋,2016,《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童敏、周燚,2019,《从需求导向到问题导向:社会工作“中国道路”的专业合法性考察》,《社会工作》第4 期。

童敏、史天琪,《本土语境下中国社会工作督导的内涵:项目实践中的自觉与自决》,《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 年6期。

童敏,2019,《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困境与本土道路》,《社会科学辑刊》第6 期。

童敏、许嘉祥,2019,《深度社会工作的百年审视与本土理论体系建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 期。

王思斌,2013,《我国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分析》,《广州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版)》第5 期。

徐选国、徐永祥,2016,《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 社区的探索》,《社会科学》第7 期。

徐道稳,2017,《中国社会工作行政化发展模式及其转型》,《社会科学》第10 期。

叶客南、陈金城,2010,《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第12 期。亚里士多德,2003,《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Bartlett,H. M. 1958,“Working Definition of Practice.”Social Work 3(2).

Beckett,C. 2007,“The Reality Principle:Realism as an Ethical Obligation.”Ethics and Social Welfare 1(3). Blundo,R.& Greene,R. R. 2008,“Social Construction.”In Robert R. Greene(3rd ed.),Human Behavior Theory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

Butler,J.  1996,“Professional  Development:Practice  as  Text,Reflection  as  Process,and  Self  as  Locus.”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0(3).

Davys,A. 2001,“A Reflective Learning Process for Supervision.”In L. Beddoe and J.Worral(l  eds)SupervisionFrom Rhetoric to Reality. Auckland:Auckland College of Education.

Dominelli L. 2002. Anti-Oppresive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Featherstone,B. & Fawcett,B. 1995,“Oh No! Not More Isms.”Social Work Education 14(3).

Fook,J. 2002,Social workCr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Sage.

Fook,J.& Gardner,F. 2007,Practising Critical ReflectionA Resource HandbookA Handbook. United Kingdom: McGraw-Hill Education.

社会工作2020 年第3 期 · 25 ·

Fook,J.,Pyan,M. & Hawkins,L. 2000,Professional ExpertisePracticeTheory and Education for Working in Uncertainty. London:Whiting and Birch.

Fook.,J.2016,Social workA critical approach to practice. London:Sage.

Ganzer,C. & Ornstein,E. D. 2008,“In and out of Enactments: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Short- and Long-term Treatment of Substance Abuse.”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36(2).

Hair,H.J. & O’Donoghue,K. 2009,“Culturally Relevant,Socially just Social Work Supervision:Becoming Visible Through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Lens.”Journal of 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Social Work 18(1).

Healy,K. 2000,Social Work Practic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ange. London:Sage.

Healy,K. 2014,Social Work Theories in Context: Creating Frameworks for Practice2nd ed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Howe,D. 2009,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Kadushin A & Harkness D. 2002,Supervision in Social Work. 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Dominelli. 2002,Anti-oppressive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Palgrave.

Lizzio  A,Wilson  K  &  Que  J.  2009,“Relationship  Dimensions  in  the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of  Psychology Graduates: Supervisee Perceptions of Processes and Outcome.”Studie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31(2).

Merlinda  Weinberg  &  Carolyn  Campbell.  2014,“From  Codes  to  Contextual  Collaborations:Shifting  the  Thinking About Ethics in Social Work”,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 5(1).

MIDGLEY J.  2001,“Issue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Resolving  Critical  Debates  in  the  Profession.”Journal  of Social Work 1(1).

Miehls,D.  2011,“Relational  Theory  and  Social  Work.”In  Francis  J.  Turner(5th  ed.),Social  Work  Treatment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J. B. 1991,“The Construction of Anger in Women and Men.”In J. V. Jordan,A. G. Kaplan,J. B. Miller,L. P. Stiver and J. L. Surrey(eds.),Womans Growth in Connection. New York:Guilford Press.

Munson C. 2012,Handbook of Clinical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British:Routledge.

Noble C & Irwin J. 2009,“Social Work Supervision:An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a Rapidly Changing Soci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Social Work 9(3).

Orme,J. 2003,“‘It’s Feminist Because I Say So!’:Feminism,Social Work and Critical Practice in UK.”Qualitative Social Work 2(2).

Orme,J.  2015,“Gendered  care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 London:Elsevier.

Parton,N.,& O’Byrne,P. 2000,Constructive Social WorkTowards  a New Practice. Bash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Payne,M. 1994,“Personal Supervision in Social Work.”In A. Connor & S. Black(Eds.),Performance Review and Quality in Social Care. London: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S. McMamee & K. J. Gergen. 1999,“Relational Responsibility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ialogue.”London:Sage Publications.

Sawicki,J. 1991,Disciplining FoucaultFeminismPower and the Body. New York:Routledge.

Schön,D. 1983,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e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The United States:Basic Books,Inc. Ungar M. 2006,“Practicing as a Postmodern Supervisor”.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2(1).

编辑/杨恪鉴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 bimonthly

No . 3

Jun• 2020


  • Elderly and Place Mak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ction Research in Post-disaster Community Rebuilding

GU Xuebin  LAN Qian QI Huadong•3•

China’s population is aging and which is more rapidly than almost any country in recent history . In 2019, 1.7 billion or

12.6 % of the population was aged 65 or older . The consequence of an aging population trend is usually represented nega- tively as‘elderly as a burden’, whether in China or elsewhere. However, our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of post-disaster commu- nity rebuilding in Ya’an in Sichuan Province of China challenges this dominant discourse. In the process, we discovered the strength of the elderly who did not passively accept outside aid after the earthquake, but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rebuilding their community. They were valuable human/cultural assets and able to make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community develop- ment.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 the interdisciplinary action research in which social workers hand-in-hand with elderly villag- er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y integrating local capacity into long-term reconstruction. Most impor- tantly, it highlights the contribution of older people and debunks the dominant discourse relating to the elderly.

  • “Semi-professional”Professionalism: The Supervision List and Knowledge View of Local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TONG Min, ZHOU yi•16•

As China’s local social work enters a critical stag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ow to provide effective professional servic- es has become an urgent development bottleneck.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quality and clarify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basic knowledge view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in China. By review- ing the path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in the West,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it has many forms, it is all guidance outside of the life scene formed by the analytical rationality of “what”. The supervis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is different,it is a guide within the life scene that is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ow to do” action logic.In China,the supervision is based  on the rationality of how to act effectively in a specific life scenario, it involves a supervision list of four core tasks of life scenarios, interpersonal framework, clinical services and institutional services.Therefore, the supervis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needs to take a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West. On the one hand, it needs to take root in real life scenes and drive changes in life scenes; on the other hand, it needs to go beyond the specific scenes of practice and transform people’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to inevitable actions.This is a“semi- professional”professionalism with usefulness at the core.It is worth noting that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cess has surpassed the transformation requirements of modern society and post-modern society in Wester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face th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problem of rational action in the di- verse life situation. This is not only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but also the knowledge foundation of subject positioning.

编辑:涂才婷socialworkweek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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