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2019珠海慈善发展论坛在珠海举行，论坛以“互联网时代慈善：工具创新与技术革新”为主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讲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卢玮静以《互联网平台改变了公益行业什么：价值与挑战》为题的演讲。作者 | 卢玮静 来源 | 本文转自公益慈善学园，有删减。
中国互联网公益平台经历了
“起步”、“快速成长”到“立法监督”三个阶段
互联网公益对基金会、捐赠圈的影响非常明显，使得公众捐赠可以通过走路等各种方式实现，触手可及。公益和互联网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共享价值”。整体上，互联网公益平台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最初是“起步阶段”，很多人都在新浪微博捐赠过。2015年9月腾讯发起99公益日到2016年9月中国慈善法生效，是为“快速发展阶段”。随后，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进入“立法监管，快速发展阶段”。
互联网捐赠金额快速递增，虽然在1000亿元的慈善捐赠大盘子中占比不大，但属性上有了明显的不同。仔细分析这部分资金，可以看到，它被投入很多活跃的公益领域。传统的进入政府系统或高校捐赠体系等路径，公众捐赠资源稀缺。然而，互联网公益的资源调动方式不同的，公众捐赠有巨大的潜力空间。
美国年度4000多亿美元的捐赠中，约80%来自于公众捐赠体系。两相对照，我们的互联网公益有非常大的潜力。
2018年各个平台筹款金额，主要是腾讯和支付宝。淘宝的“公益宝贝”，在去年“双十一”的12亿笔订单中，有3亿笔订单包含公益。公益已从过去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变成人人可以参与。这是靠互联网实现的。
到现在，我们的格局是拥有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1000多家公募组织，再加5000多家慈善组织以及下游可能存在的社群与公益力量。
这些平台当中，只有6家是基金会或公益慈善组织的角色，再细看，其中联劝和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是基金会性质，其他平台大多有商业背景。
互联网公益的价值是
塑造一个社群参与的生态，建立信任和建构社会价值
我们服务捐款人，最初靠可信，随后吸引其参与公益项目，到如今的专业运作，捐款人离受益目标距离越来越清晰。在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上，可以实现捐款人动员并形成互动社群。传播可以影响捐款人与公众，让社会参与公益的方式发生转变。
10年前，我们无法想象今天能有这样丰富多元的状态，也无从想象可以如此公众。
“互联网+公益”可以塑造一个社群的基础，可以叠加到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建构社会信任。创建不同的场景，让大家建构更多的价值和互动，可以使生活更美好，这是平台的价值。
例如，除了腾讯、阿里之外，还有轻松筹、水滴筹、滴滴和美团。我们可以捐里程，也可以点外卖送给千里之外的小朋友，有很多生活场景可以创造、打磨，互联网公益带来丰富多元的价值。
整体上，互联网公益带来的第一个直接价值是技术助力筹款。在移动支付时代，捐赠变得非常便捷和方便，导致资金量增多。
第二个直接价值是联合公益的价值。在不同平台上看到的很多项目，并非来自单个机构，而是联合发出的救助者声音。在共享价值下，企业、公益机构、病友都可以参与。以绿芽为例，他们对基层妇女的动员，可以让每个人在共享体系下依据各自资源参与公益，这样的公益触手可及，也在重塑当前公益项目的具体内容和行动方式。
互联网捐赠链条中
公益组织和平台社会建构端面临的挑战
过去，我们设计公益项目时可能不会深度考虑捐款人的深入动员和参与，以及项目如何呈现出更好的逻辑链条与体系。如今，互联网公益改变了这一切，社会化公益时代已到来。
这种“社会化公益”绝非只与高净值人群或企业战略公益时代相关，而是全员参与。我们应思考，其中的挑战是什么？“捐款人-平台-公募基金会-执行机构-受益人”这一公益链条，可能的风险或挑战是什么？
请看上图。第一个层面，在这个链条中，平台、执行机构都处于起步期。中国商业机构做出不收费的公益平台，还自带用户与流量，比如微信用户和淘宝用户，这也意味着容易形成资源依赖的陷阱——在资源流量面前，公益组织如何与平台对话并传递公益领域的有效与专业，而非单纯地围绕着平台规则（参与），这是近年来行业一直在观察和关注的核心议题。
第二个层面，平台具有商业属性，如何与公益领域平衡与共赢？在商业属性下，公益板块并非核心板块，其话语权在商业体系和机构内部较弱，因而其对接公募基金会的体系也相对弱势，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观念冲突。
第三个层面，平台非常看重数据和公众捐款人的互动参与。然而，捐款人对公益捐赠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基础的散财阶段和流程化公共服务的阶段，对于深度的社会结构的建构、人的深度改变、社会治理体系建构、社会创新等层面理解起来较困难。这就使得平台上的项目在过去3年中，专业性层面并没有因为公益资源的增长而得到明显提升。
我们的基金会平均年龄较低，无论慈善法之前还是之后，制度环境一直在快速地变化着，技术和资源的约束也有很多，使得整个后半端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一个风险是不平衡的发展格局。我们重视捐款人这一端，受益人在这个体系中的受重视度相对较轻，没有发挥充分的价值提议。
第二个风险是社会不知情和选择体系左右贯穿。信息不对称和相互理解不对称存在，平台优胜劣汰的机制还有待完善，大家对平台属性及公共属性建构的认知存在差异。
第三个风险是不成熟的多方主体和整体的专业性不足。产生的风险是有可能出现过度捐赠数额的增长，同时会存在了一些低端层面的对接。同时产生资源的陷阱，比如有的项目存在着贫困群体标签化以及各种各样的专业性方面的风险。
存在的第一个差异是，规则的制定是否会损害公正感？我们在平台面临很多关键的试点和问题，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会引起公正感的极度敏感，在整个平台本身具有一定的公共层面的属性。但本质上是公益，可以选择只做老人的项目，也可以选择只做广州的项目。这为社会增添了独一无二的社会建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风险，也就是平台的定位和大家认知的偏差。
其次是过高的建构高度，却缺乏必要的基础建构。我们太少机会看到每一家平台存在的价值和架构层面对社会有增量，而不是以一个被当作是政府的角色来做。
编辑：钱娇socialwork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