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9年11月出版的《乡建笔记》，本书选择了2005-2015十年间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人才计划”项目20余名学员的人物故事，以作者自述的形式，回顾了青年人在时代背景下，在乡土社会中的成长历程，并在与土地、乡村、农民的互动中，反思个人成长与乡村发展乃至社会变迁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要求培养“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人才。这很让人感慨！一方面，这项为国家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所必需的与农民群众密切结合的人才培养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我们这些年培养的深入“三农”工作的优秀人才恰逢其时地应该成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生力军！
另一方面，尽管我们认真地培养“一懂两爱”人才，但是难免在颟顸腐朽的旧教育体制中遭遇“合规”困境，也势必受制于愈益西化的学科教条和学阀排异。那些被伪科学甚至真科学（田松：生态文明不光要反伪科学，还要反真科学）的形式主义维持着的制式教育体系，因内含复杂的利益机制而依然冠冕堂皇地横亘着！如此，乡村振兴的前路仍然会荆棘丛生……
温铁军
1951年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青年志愿者支农下乡的时代背景
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得到直接通知参加了由总书记召开的“三农”问题座谈会，会上我向总书记当面汇报“三农”问题，希望中央把“农业”政策导向改为“三农”政策导向。当时在参加那场中央“三农”工作座谈会的人中，我算是最人微言轻的，也是说话最直白、最没有任何顾忌的。当我把农村形势之所以很严峻，“三农”问题之所以越来越恶化，是涉及方针路线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盘托出时，中央领导表态是非常积极的，当时总书记说，我会负责任地把你反映的问题提交到政治局讨论。后来，中央全面接受了我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向强调的“三农问题”的概念，这是“三农问题”作为国家战略“重中之重”的背景。
此前，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一直是按照西方的农业政策思想去强调“农业”问题的。因此，我们强调“三农”问题，和有关部门强调“农业”问题，显然是不同的方向，或者说是不同的方针。我们对90年代农业政策的批评，主要是“眼中有数，心中无人”。新世纪初，有关部门即使很被动地接受“三农”问题这个说法，但还是坚持把农业排在第一位，农民排在最后。
从道理上，第一位的应该是农民，中国长期以来能够真正体现社会进步的，主要在农民组织化发展上。因为农民是中国的原住民，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和自然生态结合得非常紧密，农民的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多样性的原则。因此，强调农民在“三农”中是第一位，不仅是因为要“心中有人”，要“以人为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发扬靠农民传承的这种农业文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和过去只讲农业生产、孤立地讲农业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位才是农村，其实我们是讲农村的可持续，反对那种“消灭农村”的极端化主张。如果没有农村作为载体，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无论是农业经济、农业生产，还是农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恐怕客观上都不能存在。
所以农民、农村、农业这三者本来是一体的，我们应该知道三点支撑是最稳定的，只有强调“三位一体”的“三农”可持续，才有农业的可持续。
从2001年开始，中央接受了“三农”问题，并且在2005年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共十六大以后的重要国家战略提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我们抓住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就开始恢复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步的乡村建设运动，或者说乡村复兴运动。
最早强调乡村的是“村落主义”，它是1894年甲午国耻之后张謇下乡搞南通试验区的时候提出的，而“乡村建设”的概念，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延安的革命者和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分别独立提出的。这个概念广泛的国际传播交流中被翻译成Rural Reconstruction，意思就是乡村或农村“重建”。后来国民党退出大陆到了台湾，在台湾用的是“农村复兴”这个概念，并且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个官方机构。
我们在2001年重启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考虑过不叫“乡村重建”“乡村复兴”“乡村建设”这些老的概念，应该叫作“乡村文明的复兴”，但是为了维持百年的传承，我们想还是延续着叫“乡村建设”吧。为了和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有所区别，又叫作“新乡村建设”。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
当代的大学生青年志愿者下乡支农之所以兴起于2001年，正是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接受了“三农问题”这个概念，这虽然一时间反响很大，但各地和各部门仍跟不上。由于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重视，我们借此发动年轻人到农村去和农民直接结合，来了解“三农”、服务“三农”，这就变成了一个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可的趋势。如果只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发出批判，得到少数有一定觉悟的青年人响应，那是少数人做的，显然是个小众的事情；一旦和21世纪之初，全国认同“三农”问题这个新形势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有持续性的社会运动。
这是乡建运动在21世纪初得以复兴的大的背景。
从2001年重启乡村建设开始，到2019年已经有十八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脉络，或者说一个很主要的内容，就是有很多青年志愿者下乡到农村去，参与农村的支农调研活动，被社会上称为“新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的骨干，还慢慢形成了鼓励年轻人下乡到农村去锻炼成才的“农村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其实就是想把那些不仅有心，而且还想在农村有为的年轻人培养成才。一般按照西方模式做的那些高校是不可能开展这种人才培养工作的。
青年知识分子下乡的使命
我们的新乡村建设中，与20世纪前辈们类似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发动农民。因为只有让农民组织起来，才能集合谈判，才有谈判地位、有谈判能力，才有形成社会契约的条件。反过来讲，如果农民不能组织起来，那么高度分散的农民就不可能集中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如果农民不能集中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上的任何主体下乡与分散农民所签的合同，几乎不能得到有效执行，这个社会契约关系就建立不起来。人们都说，市场经济是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是个信用社会，但所有这些说法，只要农民分散，就都不可能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新乡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去农村基层帮助农民形成组织，当时以合作社作为农民形成组织的主要形式。这个工作大大早于国家的合作社立法，其目的无外乎是给市场经济要求的契约关系建立基本的组织基础。因此，即使从这个主流的角度入手，我们也要去发动农民。
接着，问题就来了，谁去发动？
似乎无人可用。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组织大学生下乡。
大学生骑行队
我当时在中央的农村政策部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我所在的联络组的一个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发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跟农民结合，一方面开展农村调查，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把青年人的热心和能力，用于帮助农民，多多少少地促进农村的发展。
其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在农村政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下到农村去支农。当时我的领导后来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的杜老杜润生，是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也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作为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一位革命老前辈，他就对我们说：“你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发动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真的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下到农村去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在杜老心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是一直鼓励我们去做这项工作的。所以，80年代的农村政策相对比较有效，“一号文件”显得更受农民欢迎，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组织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下乡调研，体察民情。
但20世纪90年代就不同了，自按照西方的模式只讲农业问题以来，对农民权益、对农村发展问题似乎都忽略了。由此，鼓励青年学生下乡的中央精神，这个时候似乎也就淡化了。
直到21世纪中央重新强调“三农问题”，我们才再度发起青年学生下乡支农活动；随之也有国务院领导以批示或写信的形式，鼓励青年学生下乡。
这就解决了我们这个时候再想发动农民形成组织来建立合作社、来提高农民谈判地位、来稳定社会契约关系、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经济社会基础等等所派生的谁来帮助农民形成组织的问题。我们当然继续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部门的优良传统，培训大学生下乡，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就变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题中之义。
可见，要配合着发动农民组织，必然要发动青年学生下乡。
被主流挤压的支农下乡
早些时候，高校内部的两极分化还不是那么严重，确实有相当多的农村来的孩子，知道自己的父老乡亲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正在衰败，出于不甘心，就自发组织支农社团。正好也有了中央接受“三农问题”作为重大战略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我们的新乡村建设又是以发动农民为主，自然就会产生动员力，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在高校组织支农社团，然后开展下乡支农的活动。
这是新乡村建设的两个重要抓手，一个是农民组织建设，一个是学生社团支农下乡。这两者的紧密结合，就是在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乡村建设的工作。
客观地说，我们的工作与当时主流所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相悖的。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本身规律性地造成贫富差别拉大，市场化改革也就带有一种因主张市场经济而必然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市场经济在什么上失灵呢？在扶助弱势群体上失灵，市场只制造贫富分化，却不可能缓解贫富分化。市场失灵在什么问题上最严重呢？恰恰就是在贫富两极分化上最严重。那么贫富分化在中国客观的改革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贫富分化也就主要是城乡的两极分化。当时我借托尔斯泰的话说，“幸福的城市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农村各有各的不幸”。把托尔斯泰的话搬过来描述城乡二元结构，很恰当。
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城市，因资本集中在城市产生资本溢出效应，从而使得城市收入相对比较高。而农村是三要素流出，无论是资金、土地还是劳动力，这三个基本要素都长期大规模流出农村，导致农村是一个似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任何领域，只要三要素长期流出，一定是衰败的。所以，忽视三农而只强调农业问题当然会出现农民的贫困化，农村严重衰败，农业也就成为弱势产业了。
中央政府官网对大学生支农调研十年报道
因此，按照市场化条件我们几乎没有做事的可能。正好2000年，我从农业部调到国务院体改办，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我利用单位法人代表的身份和《中国改革》这个媒体的平台，来复兴历史上的乡村建设。我们当时关注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组织和青年下乡这两块工作，就在杂志社建立了一个支农调研的小组织，吸引了很多各地有志于乡村建设事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天津科技大学来了一位教师，叫刘相波，他比较多地在从事大学生支农社团的建设，帮助学生下乡开展支农调研活动；另一个跟他配合比较紧密的叫邱建生，主要是在农村发动农民参加社区大学、组织合作社。他们俩就成了杂志社这两方面的实际负责人。因为要强调对民国年间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前辈们的继承性，后来刘相波就发展出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邱建生就发展出了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
我在杂志社大概就做了三年，从2001年到2004年，正是在这段时间，乡建算是初步恢复起来了。此后，我们自己也感觉到作为弱势群体的困难重重。到2004年前后，乡建团队和杂志社追求利润的理念渐行渐远，那就只好离开。
离开以后，各单位就没有依托了。当年毕竟还有这么一个办公场所，还有这个中央单位的名义，还能利用一点媒体资源，而一旦离开之后，就不能再使用官方资源了。怎么办？
幸好在这三年间，我们已经在各地培育出来一大片学生社团，形成了几十个农民合作社，大学生作为青年志愿者下乡去跟农民结合，也已经蔚然成风，还得到了不同来源的项目。所以刘相波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虽然被甩到了社会上，但无外乎是调整了一种生存方式。2003年我们在河北定县的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后来邱建生的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也扎根在那里了，主要是在村里工作。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大学生参加培训和下乡支农，这块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大，但由于那个时候没有经费租办公室，有半年到一年时间，连放个办公桌的地方都没有，几经周折，在北京郊区找到了一个可以待下来的地方，可见这件事情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再后来，有了一些资助单位，得到项目经费，可以支持青年人长期扎到农村实践，也就是现在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人才计划”。这样，就把动员青年志愿者下乡的工作维持了下来。
这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我和刘相波都没想到后来演变成“新时代上山下乡运动”，还有了这么大的社会影响……
对制式教育的颠覆
动员青年知识分子下乡做志愿者，还得考虑这些青年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本身是否适合去跟农民紧密结合。这不怪青年人，也不怪教师，而是要归因于这100多年来的历史是一个追求工业化的历史，而在工业化的历史之中的教育，就得符合工业化的要求。
工业化的要求是什么呢？我老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大家都看过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电影里就把卓别林这个活生生的人，生硬地按照机器流水线的要求，标准化地改变他作为人的动作。这个喜剧批评对人的扭曲，跟工业化时代配套的现代教育的内涵是一样的。
现代教育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说教育是个工具，是把人力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本的工具。接着人们要问：变成人力资本要干什么？那就是配合产业资本，为产业资本服务。所以，现代教育体系的真实内涵，就是把人的其他属性，如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等，尽可能地弱化，只要加强符合产业资本的属性，这个属性就是人力资本属性。
由此形成的教育就是制式教育。
制式化教育的客观结果就使得大学也好、中学也好，从小所学的都是一个标准的制式教材，甚至要全国统一教材。这种现代教育所训练出来的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就根本不适合农村本身的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因为农村是“十里不同风”，农业是跟当地的自然、资源、气候、地理等方方面面的条件紧密结合的，所以农业知识也主要是在地化的，这是高山区的，这是黑土地的，这是红土地的，这是黄土地的，这是石灰岩地区的，那是海边的，那是林区的，那是草原的，那是湿地的……千差万别的农业是很难被集中统一形成标准化知识体系的，它需要分散的适合在地化的知识生产。可现在的教育体系当然不可能包括在地化知识。所以，参照美国学科搞农业类的制式化高等教育现在非常困难，青年人很不愿意上农业类学校，学的知识越标准化，就越无法把所学的知识拿到多样化的农村去用。
由此不难理解，当我们把青年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下乡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很难在乡土社会的实践中得到应用。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带着这种制式化教育体系灌输给他的标准化知识体系，能下乡吗？下乡能跟农民结合吗？所以，为什么梁漱溟乡建中心相对稳定了以后，就要搞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就是因为越来越多地感觉到，这些高学历的青年人其实既不适合农民，也不适合农村和农业。也就是说，“三农”的客观需求跟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体系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
这件事搞起来很有意思，很多企业家跟我说：“温老师，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这些年来，梁漱溟乡建中心培养出来近两百名人才计划的学员，几乎供不应求。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它对现在的主流教育是颠覆性的，即我们要求这些人下乡的时候，先把在高等学校所学的知识放一边。我们强调说，乡村这块热土所需要的是对大自然心存谦卑的人，大多数依靠教科书知识的学生并不是这种乡土人才，未必适应“三农”需求。而青年人一旦适应了“三农”需求，今后干什么都行！只要没有任何“身份”“标签”地下乡，在农民群里磨砺着待够一年，今后干什么还干不成呢？
人才计划七期结业留念
从这个角度看，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这个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实质上针对的是现在这个形式主义的制式教育叠加了教育产业化所形成的反社会的诸多弊病，恰恰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相对现在这套完全西化的，以标准化知识、制式化灌输来服务于人力资本化的教育体制，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今天的所谓万众创新，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颠覆性的创新。而人才计划这些年培养出来的人才之所以被社会广泛需求，就在于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创新。
总之，人才计划这种方式，是一种跟实践结合、跟国情结合、跟农民结合的，培养“一懂两爱”人才的教育方式。
去精英化的乡村建设
人在两手空空的时候，出于事业需要往往得四方杂处、八面太极，但我也深知“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道理。我从小是个安安静静的读书人，本来没打算做这么多事情，更不愿意突出个人。如果一个事业的成败只系于某个人，那么这是很危险的趋势，从治理理论的角度说，这个人必须开除，否则这个事业很难可持续。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有非常明确的群体意识，几十年来我们动员这么多青年学生下乡做“三农”工作，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情，而是大众的事情！
最近，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乡村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去精英化”。我跟身边很多人讲，我们这一辈人经历了很多波折甚至苦难，只有不到5%的人奋斗出来了，有的人考上大学、出国，有的人成为企业家，还有的人成为社会的精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身边95%的人。大多数我同辈的知青，经历过一起上山下乡，一起搞群众运动，后来一起回城成为待业青年，最后一起下岗，现在成为低收入人群，这些人是95%。不能因为我们这代人中有5%奋斗出来了，就把周围的95%忘了！
宽泛地说，95%的人也包括大量没有从农村出来的人。
所以，从我个人来说，要实现一个“去精英化”的社会实践，就是“没工夫叹息”，甚至没工夫琢磨，因为永远觉得跟不上身边的人，永远觉得学习不够，那就永远在奋斗着。
第二十六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
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有这么一种自觉地“去精英化”的思维，就是不能忘记当年我身边95%的人，它使我一直不愿意跟着占5%的精英的主流思想走。因为在精英的主流思想中，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认同，即这个世界所产生的财富，主要是精英群体带着社会向前奋进所形成的收益，当然应该由精英占有，并且由精英来分配，所以精英认为，一次分配应该体现精英贡献，再通过二次分配来扶助弱势群体，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安排。
这个观点在主流中确实很有市场，但我不这么看。虽然我是奋斗出来了，但难道只有这种方式吗？难道没有其他相对来讲更为公正的方式吗？难道一定要把95%的人应该享受的那部分先由精英来独占，然后再做二次分配吗？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必须认同的思路，所以我们主张大众民主，主张多元共生的社会，主张可持续发展，主张人类的生活、生计与生态“三生合一”的生态文明。这样的声音就变成了不同于现在主流的另类主张。
因此，我也把乡村建设认同为一种“去激进化”，其中包括很多对于古老文明的继承，比如我认为必须“三省吾身”，也必须相信“阴阳之为道也”，相信“上善若水”。当人一旦自觉地要“去精英化”的时候，就会把古人的传统智慧继承过来，自然而然地也就变成相对比较认同生态环境可持续包容性发展的思想。
因之，我经常总结说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信邪！如果信邪，那么善就会大打折扣；不信邪才能做到上善若水，才能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就会在一点一滴中体现。
也因此，对于青年人的下乡，我们向来不主张用精英化的思维来做成王败寇的判断。如果有人当面批评，我也笑眯眯地照单全收，不做任何解释。
至此，如果要用一句话结束，无外乎是当年讲的“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
编辑：赵庆琳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