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以强大的传染性和致命力使全世界进入某种战时状态。
专家称，咳嗽、打喷嚏，乃至说话产生的飞沫是新冠的传播途径，致使往日里毫不起眼的口罩，一时间成了战时坚硬的装备。没有它，如同战场“裸奔”。
一罩难求。有关口罩“缺货、无货、预售”的字眼充斥大街小巷。那些买不到口罩的人，为抵御病毒入侵，在无奈之下发挥出惊人的“民间智慧”，顶着水桶、泡面盒、柚子皮甚至胸罩棉抢了人们的眼球。
而一罩难求的另一面，是令人兴奋的数据——中国生产了全球约50%的口罩，生产速度仅0.5秒/只，每日最大产能2000多万只，年产则达50亿只。
0.5秒生产一只口罩，这个速度堪比音速。但是事实是，消耗更快，有人称接近光速。
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这话没错。前不久一批发往重庆的口罩被大理“截胡”上了热搜，它不仅荒唐，也是眼下口罩紧缺的一个截面。
口罩成了必需品甚至奢侈品，原因远比一个人口基数庞大来得复杂。
口罩是怎样炼成的
疫情笼罩，全国各地的口罩生产厂火力全开，一场与病毒的时间赛跑拉开序幕。
苏阳是河南省一家口罩厂厂长，疫情爆发后，工厂接到了大量的订单，苏阳召回了70%的员工。工人高强度作业，机器高强度运转，工厂满负荷运转，每天生产4万只口罩。
订单仍然源源不断，但工厂产能不能提升。比如需要人手，苏阳在微信里发出了招聘启事。但“不好招，疫情影响下，很多工人来不了”，他向《南风窗》记者坦言。
让苏阳等待的，还有原材料。关键原材料，比如制成熔喷布的聚丙烯等，在疫情发生前是按需采购和生产。如果没有订单，原材料的供应商不会留余量。
再比如口罩上捏紧鼻子的那个小小的钢圈，以及挂勾耳朵的绳子，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刘敬桢也曾对媒体表示，它们都不是口罩厂自己生产，得靠上游的生产厂给它配套。
换句话说，像苏阳开设的口罩厂，其实只是偌大的口罩生产链中的一环。要完成一只口罩的生产，还需上下游企业联合作业。
由于春节假期的影响，产业链上的企业尚未全部恢复。像苏阳的口罩厂一样，截至2月10日，据全国22个省份的最新数据显示，口罩企业复工率超过76%，它们中大多数口罩企业也都处于在储备下生产，原材料供应则陷入了不足的境地。
工厂的忙碌、人手的不足、原材料的紧缺，是如今口罩生产行业面临的真实困难，但仅仅是口罩供应不足的前奏。
口罩供应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等到口罩“组装”完毕后，还不能立即打包送往各个销售地。在那之前，需要走一个解析消毒的流程。
什么是解析消毒？简单来说，如果不走这个流程，口罩上会有环氧乙烷残留，不但刺激呼吸道，还有致癌物。而这个流程所需的时间一般是7天到14天。这也是为什么工信部曾表示，大年初一生产的那批次口罩直到2月8日才开始销售。
这就意味着，一只口罩从产能到供应，从物流到配给、零售，完成每一个环节都要一定的时间投入。而这，恰恰被大众忽略了。
进一步讲，要销售，要供给充分，得靠物流支撑。而物流可以支撑的前提则是交通运输渠道的相对畅通。但众所周知，疫情爆发之初，多地“硬核”封道、停运以求自保，口罩即便加班加点生产出来了，也运不出去。
口罩怎么分
口罩生产厂的产能有限，短时间内即使采取满负荷的状态，仍不能弥补巨大的需求。买不到口罩对应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供给仍不足的时候，如何分配？
分配是一门学问，是社会的经济资源配置过程。其中劳动产品的分配，反映的是人们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这种分配是价值的分配，体现出社会价值观。
现实的情形是，一边是“囤积热”，一边是“口罩荒”。这无疑是疫情期间政府迫切需要合理平衡的问题。
放在过去，没有病毒侵扰的时候，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在市场机制里，价格反映物资的稀缺程度。需求端，价高者得，让更有需要的人获得。生产端，价格影响利润，以此指挥生产。
但在特殊时期，比如疫情肆虐的当下，市场机制暂时失灵了。它的矛盾在于，如果口罩是价高者得，而不是用于最有利于减少疫情传播的人，比如医生、病人，那么，每个个体“囤货”的恐慌行为，从整体上看，是在相互伤害。
合理解决口罩的分配，目前我们看到了两个措施。
一是，限购。不少城市采取了预约、摇号的方式，让每人一周能买到两个口罩，以抑制囤积口罩，以及避免人们在药店聚集出现交叉感染的可能。
需要看到的是，这个措施在本质上没有提高分配效率，也没有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因在于，限购是针对大众的，其结果是并没有把口罩分配给最需要的人。比如，有的人每天都需要出门上班，有的人可以在家线上办公，他们对口罩的需求是有差异的。限购、定量，看似绝对公平，实则对比如必须外出这类需求强的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
这反而可能加剧恐慌程度，激发人们的囤货欲望。某药房工作人员告诉《南风窗》记者，有顾客在深夜时去敲开药房的门，掏出现金，试图让药房为他预留几包口罩。
二是，低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价格上涨，会释放出短缺的信号，会刺激恐慌性需求。因此，惩治恶意涨价的商家、打击发国难财的行为，是必要的。
然而，强制价格与市场的自我调节天生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是，上游渠道的价格已然抬高，甚至高得离谱的时候，对于经销商而言，“卖价飙升，也是无奈之举”。
疫情期间，一位线下经销商向《南风窗》记者透露，他眼睁睁看到口罩的价格一步步上升。从疫情之前的3.5元/10个的进价，到2月初涨为了25元/10个，再过几天就是40元/10个了。
令经销商更无奈的是，如果把包括运费增加等因素加起来，即使他按所谓成本价卖出去，按理说这样的价格基本没有利润可言，但是他也担心被举报。
现在，他干脆不进口罩了。
增加供给的现实难度
针对限价和限购的问题，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就提出，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告知公众——这些措施都只是暂时性的。
当春节后复工、扩大供应量后，口罩供应将逐步跟上，便可正常购买了。换句话说，只要口罩的产能供给足够充分，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那么，能不能尽快调动更多人手加入“口罩生产大军”呢？
首先，要看看中国有多少家口罩生产企业。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3日，中国经营范围含“口罩”“呼吸防护”的企业共有1.66万家。显然，这1.66万家企业中很多只是和口罩相关的上下游企业，不可否认是，这其中还有一些是注册信息未更新的空壳公司。
其次，从地域分布来看，持有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分布最密集的省份分别为河南、江西、江苏、湖北、广东、山东，这6个省总共占比逾7成。而行业排名前三的中国本土口罩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不到25%，都不算大，其他很多都是产量参差不齐的中小企业。
如此一来，可以看到，中国口罩企业呈现出两个特点：以中小企业为主，并且地域分散。
对任何产业来说，它小且散，问题就是资源调配和动员能力必然受到削弱。无论是从上面往下面，还是从政府往市场的这两个传导过程中，信息传达的精度和行政驱动的力度都会双双出现损耗。在面临疫情这样突发事件之时，产业链重启的速度和维持生产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那么，为什么我国口罩行业小且散呢？追溯原因，其实是一个“特殊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
2003年非典的到来，推动了口罩行业发展的第一次大爆发。在那之前，我国的口罩企业寥寥无几。但非典过去后不久，口罩需求下降，当时一大批盲目扩产的企业被迫关闭。
直到2009年甲型H1N1流感全球爆发，口罩的需求再次猛增，又有一大批工厂投资扩建新的口罩产线。但产能过剩和淘汰的故事，在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后，又一次上演。
一路走来，口罩这个行业一直饱受利润微薄、产能过剩的折磨。单纯生产口罩的企业存活率不高，大多数企业被迫转产，或者只是把口罩当做边缘性产品来生产。除特殊情况外，大部分企业坚信，守护好“大客户”，即是最现实，最经济的生存法则。
要说“大客户”是谁，则是口罩采购量最大的公立医疗机构。换句话说，口罩行业几乎是一个并非完全竞争的2B市场，而不是竞争更加自由的2C市场。
在我国，公立医疗机构是属地治理，医用卫生材料的采购是一个碎片化的市场，而且碎片化程度还比较严重。
“碎片化”主要源于三个因素。
一、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可能存在的寻租现象对采购的制约。
二、产品竞争非质量竞争。比如医用口罩，其技术指标的要求本身并不高，无论采购哪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区分度不大，因此，如果有竞争，也非质量竞争，多在关系竞争上。
三、产品附加值低，而其物流成本占总成本反而较高。单就运输这一点而言，受地域的限制也在必然。
把这些“人为”和“非人为”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我国的口罩企业遍地开花也是一种“必然”。
戏剧性的是，口罩生产企业这种高度分散之中最为集中的地区，恰恰在这次疫情来源之地湖北。在被称为“无纺布之乡”的湖北省仙桃市，能生产全国近50%的口罩和防护服。按理，它当然是湖北省口罩的主要生产和供给地。
但继1月23日武汉封城后不到一天，仙桃等多座湖北城市也陆续宣布封城。在封城的情况下，可以想见，这个“口罩之都”仙桃的口罩企业，即使提前复工，产业链的运转也是艰难的。
现在，口罩的面世速度，就是生命，就是人心。
但真正影响口罩面世的，不单单是行政力量对口罩的配置和动员能力的高效执行力，也不单单是最根本的原材料、员工、物流跟上，至关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高密度大城市数量全球第一、卫生防疫形势极其严峻的国家，我们还必须培育强大的市场力量，尽快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拥有强大丰富的产业龙头集群。
只有龙头企业的触角深入每一个产业链环节，每一寸市场领土，每一个医疗单位的末端，深谙需求和供应的匹配，以及情况的瞬息万变。它们基于市场化的动员能力更强，也更持久。
令人高兴的是，在全民进入抗疫战争以来，有一些企业开始加入口罩生产大军，汽车厂、服装厂、纸尿裤厂等实体企业开始“跨界”生产口罩，互联网公司开始采购海内外口罩等医疗物资。
在等待大批量口罩面世的时候，整合以口罩为代表的医疗卫生材料的市场，17年前的非典是一个提醒，17年后的新冠还是一个提醒。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苏阳为化名
作者： 何子维
编辑：尤希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