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疫”中展示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在发展中提升社会工作领导力
陈社英
[摘要] 2020年中国大陆全民抗疫，见证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的战略部署。“中国社会工作2.0”揭示的专业提升任务，也因此变得刻不容缓。本文从时代使命、社会需要和专业地位等方面，进一步论述社会工作领导力问题。指出在“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情况下，社会工作者的信心、使命感、职业待遇、专业水准、领导才能都要大力加强。社会工作理论基础的博采众长，社会工作服务教育的特殊性，和社会工作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将逐一讨论。社会工作的实务、方法、理论和价值亦有评论，其发展过程则从总体公共政策（GPP）的高度予以理解。提出“社会工作的底蕴”，并与“社会学的想象力”相比较，再次呼吁社会工作专业的平等地位，以充分发挥其在“后经济国家”新时代的领导作用，并积极推动和引领各学科之间进一步合作。
[关键词] 全民抗疫；中国社会工作2.0；总体公共政策（GPP）；后经济国家时代使命；职业化与社会需求；专业化与领导力；社会工作的底蕴
【原文部分刊发于：《社会工作》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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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社英】GPP研究视角：健康社会、社会工作与平衡发展大格局
2020年中国大陆全民抗疫正在向纵深挺进，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央已作出了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的战略部署。“中国社会工作2.0”揭示的专业提升任务，也因此变得刻不容缓。本文从时代使命、社会需要和专业地位等方面，进一步论述社会工作领导力问题。指出在“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情况下，社会工作者的信心、使命感、职业待遇、专业水准、领导才能都要大力加强。社会工作理论基础的博采众长，社会工作服务教育的特殊性，和社会工作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将逐一讨论。社会工作的实务、方法、理论和价值亦有评论，其发展过程则从总体公共政策（GPP）的高度予以理解。提出“社会工作的底蕴”，并与“社会学的想象力”相比较，再次呼吁社会工作专业的平等地位，以充分发挥其在“后经济国家”新时代的领导作用，并积极推动和引领各学科之间进一步合作。
一、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与专业提升
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恢复重建，从1986年中山大学与香港大学开始合作探索，到1988年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一批高等院校正式建立专业系院，迄今已有三十多年，而最近十多年的发展特别引人瞩目。截至建国70周年前夕，全国已有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招生单位155个，348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育，另有82所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的专科班，“社工人才教育培养发展机制已经基本建立”[①]。
在社会工作实务方面，社会工作职业从无到有，且最近十多年发展迅速。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已经纳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19年度累计有33.2万人取得了助理社会工作师证书，10.7万人取得了社会工作师证书，全国社会工作者总量按现有统计口径已达到120万（见脚注①）。伴随着社会工作者专职队伍的成长，全国已有注册志愿者超过1.2亿人，依法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已有1.2万家，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253万个。截至2019年7月28日，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汇集的志愿服务时间已经累计超过14亿小时（同上）。
毋庸置疑，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已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但是，大好形势之下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笔者2019年深入基层给社工讲课并了解情况[②]，发现一个县所有乡镇社工站的专职社会工作者中，没有一位拥有社会工作专业学历。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却不断在流失（包括已就业社会工作学历拥有者的改行）并引起业内关注（李学会，2014）。应该说，任何一个专业的毕业生都存在一定比例的“用非所学”现象，这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属于普遍现象（故美国大学的学士副学士阶段特别强调通才教育）。但是，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重建现阶段，人才流失的严重程度已经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潘屹，2013）；尤其是象上面的极端例子，就社会的迫切需要来说，似乎是专业教育稀缺资源的错配。人才的缺乏或分配不平衡，造成一些地方社会工作专业入职资格过低，实际上是只能以不太专业的方式，去应对现实的海量需求。
人才流失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原因。首先，社会工作职业化虽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好工作”并不太好找，职业待遇不尽人意，特别是与工作要求和其它一些行业的条件相比；社会的误解，更造成士气低落，不少社会工作者内心存在困惑，即使是在社会工作相对发达的地区。如一位实务工作者所分享，“现在深圳的社工多数是行业内的人自认为很专业，可是实际上政府，社会，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真觉得社工很专业呢？要能像律师，心理咨询师那样有专业地位，好像还差的不是一点点”。同时，社会工作的现状也有自身的原因：“我个人在深圳十年的社工路中感受到现在的社会工作者最缺乏的是社工精神，现在的发展模式培养不出好人才，更难以有空间让有情怀的社工坚持下去。我觉得要改变，要能有2.0的突破是一个系统工程，从高校的教育培养，到政府的政策方向、人才发展规划，到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细分，社工人才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嵌入式发展和专业实践沉淀等等都需要去改变”。笔者最近还去了一个直辖市为一线社工师培训讲课，民政局社工负责人（海归MSW，国内博士，资深实务工作者）也聊到，有些专业教师自己对社会工作都不够认同，也没经过系统训练严格实习达到深刻理解，自然教了学生四年都没能把他们“变”成坚信坚定的社会工作者。虽是语出谈笑间，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检讨和反思（易松国，2019）。
社会工作专业化虽然在办学规模上，已经令其它专业包括社会学等刮目相看甚至相形见绌，但是专业性学术性还有待提高，尤其是社会工作师资队伍与其它专业和国际通行的认证标准相比。我在“中国社会工作2.0”一文中曾指出合格社工师资的明显缺乏（陈社英， 2018）。后来发现，国内专业设置认证参考标准中，对于拥有社工学位（如认可MSW）的师资比例要求过低，使得有些地方专业设置不够专业，形成国际接轨的最大障碍之一，也不利于社会工作学位拥有者优先从教就业。又社会工作实务是体现社会工作艺术造诣的重要舞台，社会工作严格的实习教学（fieldinstruction 或practicum）[③]，是与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的最重要区别之一。国外社会工作师资的主体，除了要求拥有社会工作学位之外，实务课程的教师通常还须具有两年以上的社工硕士后（post-MSW）实务经验[④]。
鉴于社会工作硕博毕业生（包括海归）已有专业人才资源的快速增长，今后社会工作师资专业资格的入职要求应逐步提高。对于已经从事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但还没有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的年轻师资来说，各校院系的责任是要提供机会，让他们接受系统的脱产或在职培训，获取必要的社会工作专业学历（或豁免资格）[⑤]。要尊重高等教育的办学条件要求，开办社会工作专业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合格全职教师；国内专业认证机构可以参考CSWE的专业把关[⑥]。以往有许多社工教师将很大精力投入到拿经费、办机构，在缺乏实务工作领军人才的政府购买服务初期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思斌，2013）。可是，这也成为社会工作学术不过硬，因而无法脱离社会学卵翼的一个潜在理由。随着社会工作毕业生的逐年增加，以及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在实务领域的成长，可以预见今后高校社会工作教师，会逐步将事业重心回归到教学与科研上来（《中国社会工作》专家访谈，2018），将会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提升专业的科学性和研究水平。
二、专业提升与领导力开发
领导力可以说是组织管理学的巅峰内容，传统上被看作是一门塑造管理者领导魅力的学问，其理论发展源远流长。20世纪初期随着最早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流派的出现，对于领导力（leadership）的研究兴趣便导致了最早的“伟人与品格”理论（Great Man and Trait Theory）。后来相继问世的理论成果乃至最新的概念学说有：领导风格论（Leadership Styles），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情境/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 of Leadership），参与式领导理论（Participative Leadership Theory），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or LMX)，情境领导力（Situational Leadership），途径-目标理论（Path-Goal Theory of Leadership），服务型领导（Servant Leadership），转化/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真诚领导（Authentic Leadership），内隐领导理论（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等等（Northouse，2018）。
领导力研究中存在着较大的地域差异，尤其是东西方存在不同的观点，例如国内学者也从中国传统文化等角度得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根据笔者在美国的管理实践与研究观察，leadership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组织管理学的范围，实际上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甚至应用到每一个人（例如faculty leadership, student leadership, 等等）。这种“泛领导力”的概念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即当大家都来参与领导力开发（leadership development）的时候，还有谁会是或甘当被领导者或追随者（follower）呢？不过，就领导力理论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从伟人、权威到公仆/服务和参与，是发展的趋势，而给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领域范围都提供了机会（跟“government管理” 向“governance治理” 的转变有些类似）。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工作面临的不仅仅是通常理解上的专业化问题，还有一个更高层次上开发和展现领导力的需要。而且不仅是社会工作者个人的领导力，还要考虑整个专业的领导力。
2012年我应邀在上海行政学院参加公共管理领导力国际研讨会时，社会工作学界还鲜有人谈论这个话题。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领导力培训与研讨已经由社会工作专业人士来主持[⑦]。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因为历史的发展已经把社会工作推到了领导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上。那么，如何能够展现社会工作的领导力呢？
首先，在领导力的传统领域组织管理与评估中，社会工作机构不能只埋头于服务提供，还要担当起政策倡导的角色与功能，通过参与社会/社区治理，积极完成社会组织与NGO的使命，特别是要敢于和善于创新。我在清华的一位研究生（资深社区工作者）曾尖锐指出，“现在的社工机构劳务派遣的服务模式产生不了高质量的专业服务，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像是家政服务公司的简单劳务派遣。这样说是严重了点，但社会服务领域的细分，社工人才服务技能的深入细分，以及在精细化服务领域的稳定和持续性的实践，是本土化的基础”。一位社会工作教师（博士）则提出，如何把本土化的概念讨论落实在一线实践与评估研究当中，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其次，在社会工作方法途径的各个层次，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与社会政策等，社会工作者都要能发挥领导作用。就拿社区来说，从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ation, 或CO）、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 或CD）到社区建设/营造（community building），又从社区照顾（community care）、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再到社区治理（community governance），专业的社区社会工作者对这些都要有深入的了解。这种专业化的系统知识与透彻理解，是社会工作者进行社区管理创新的领导力之基础。在社会政策领域，社会工作者不仅要熟悉有关自己部门或领域的政策规定（sectoral policies），还要胸怀大局（即在总体公共政策层面），对整个政策体系的中心/重心，以及由此而定的各个部门之间（在资源分配等上面）的权重关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担负起应有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的领导力。
三、社会工作的底蕴
对于社会工作的误解，姑且分为学术外行和学术内行两类。对于外行来说，社会工作似乎是一些没受过教育的大妈大爷都能做的事情。这其实并不奇怪，对于一般社会学毕业生能做些什么，外行的看法也会差不多；甚至也听过管理学者抱怨，外行关于管理学无用或不足为奇的看法。因此，社会工作要象其它学科专业一样，多做些科普工作，尽管不能期望外行通过科普会彻底了解一门学科专业的价值内涵。毕竟，专业化高质量的社会服务，需要一个被理解和被善待的社会工作职业与专业来带动和提供。
至于学术内行对于社会工作的误解，有其它学科专业学者的一些偏见，以及没受过社会工作系统教育和严格训练（包括合格专业督导之下实习实务足够经验）的某些“社会工作者”的自以为是。社会工作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以上这两种“内行”都可能认为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个应用分枝。其实，社会工作专业主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其理论基础的兼收并蓄（eclecticism）（Rogers, 2016）。因此，把社会工作仅当作是一门应用社会学，是根本上的误解，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务开展有极大的妨害。如果有一个更为恰当的比喻的话，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是“社会（及行为）科学”，而与“工程”相对应的是“社会工作”[⑧]。换言之，社会工作以整个社会及行为科学相关理论作为其基础，而不仅是社会学（除非回到社会学几乎就是社会科学的遥远年代）。更何况社会工作还有人文基础（humanities），还是一门艺术（Gray and Webb, 2008），还需要除读书以外的实践经验和反思领悟（如一位实务工作者所说，“没有十年八年在专注的领域实践和提升的话，哪里有资本被社会认可为专业人士呢？”）。
社会工作领域之广泛，可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分为微观（micro）、中观（mezzo）和宏观（macro）等不同层次。在微观层面，社会工作者与发展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者乃至精神病学者的工作常常更为接近或相似（尤其是在临床社会工作与心理健康领域），在司法领域则与法学交接。中观层面，社会学的作用比较突出与社会工作也较相近（尤其是在社区研究与社区工作方面）；而在宏观层面，社会工作应会大量参与公共政策与管理（尤其以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为己任），与政治学、经济学等研究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当然，作为与“科学”相对应的类似“工程”专业，社会工作并非唯一；就象政治学和经济学很早就与社会学分离（或成为社会科学独立分枝）一样，公共/行政管理和经济/企业管理等专业也会始终独立于（相对年轻的）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但是，社会工作领域之广阔包容、层次之多样超越，使其形成一门“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宏大专业体系，为悻悻学子们提供最为丰富的专业选择，以及理论上的博采众长和实务中的系统性思维。这是笔者本人由衷地喜爱和认同社会工作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一直坚持呼吁社会工作专业的平等地位，或其成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
所以，把社会工作当作是一个“巨婴”，而继续要藏在社会学的卵翼之下，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⑨]。至于其最后一个理由，即目前国内社会工作研究水平不高，缺乏学术性，离开后者无法生存或不利于其发展，这一点需要分几个方面客观地来看。其一，继续把社会工作这个“巨婴”当作是社会学的数个或十数个分枝之一，而在各种目录中放置在一个角落，一眼望去名不见经传，在高等教育管理、“双一流”竞争、科研基金申报、博士点的设立、核心学刊评选等涉及资源分配的重要方面，都使社会工作处于不利地位，也与社会工作博采众长而且社会越来越需要的专业性质不相符合。其结果只会恶化其学术研究的资源环境，而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地方将专业停办。其二，社会工作专业由于其“工程”或服务（弱势群体）的性质，又由于“社会工程”[⑩]回报制度相对不成熟（较难有专利、成果市场转化、企业政府咨询等这样一些指标计量机会），造成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这点在国外也是个问题，需重新考虑“学术”及“研究”的定义，以对应用性、“工程”性、服务性、艺术性的成果更加重视。在国内，则要借当前破“三唯”（尤其是唯论文、唯SSCI）的东风，积极探索社会工作学术研究的更为合理的评价机制。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也有自己的理论，从实务模型的建构，到中层理论的贡献，再到认识论范式的批判发展，这是国外社会工作博士生的核心课程之一。社会工作的研究，与其它学科相比也可以毫不逊色；在美国，社会工作博士跟社会学等一样属于研究型学位（近年重新定义发展的实务型DSW除外），而医学博士（MD）和法律博士（JD）等则不算。同时，社会工作以整个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相关成果作为其理论基础，在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目前，国内有些社会工作学者或办学者，对于研究选题和方法运用等，自我设定各种限制，似乎只有在那些狭隘的框框里做的才能叫社会工作研究。作茧自缚会使得专业的路子越走越窄，在重要的学术场合中，难以见到社会工作学者与经济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等的对话交流，不利于打造社会工作的学术（领导）地位。其根源还是在于对这个专业的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特点与优势认识不足。社会工作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开放性，并在与其它学科专业的交流合作中赢得理解和尊重，以充分开发和展现其在学术与研究中的领导力。
这里，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优势，也是社会工作教育希望达到的目标，可以用“社会工作的底蕴”一词，来代表其厚积薄发的要求。与“社会学的想象力”相比较，其不同之处（也是长处）在于其博采众长的专业特质，兼收并蓄的理论基础，和学以致用的实务前沿。显然，这样深广的专业底蕴，是前面所提到的学术外行以及那两种学术“内行”看不到也无法理解的专业能力。就象医生开药方和律师上法庭一样，这种专业能力需要通过系统的教育、严格的实习和长期的积累，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四、社会工作的视野：中国社会政策70年与GPP演变
所谓“社会工作的底蕴”，还要体现在其专业视野上。其中具有提纲挈领意义的，是对历史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才能深刻理解这个专业的使命，并坚定为之奋斗的信心。总体公共政策及其演变，是通向这个认识的一把钥匙。回顾历史，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年，2019年又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过程的一部分，大陆社会工作探索重建迄今刚开始第34个年头。但建国以来，改造社会、建设社会的努力自始至终都存在。最近，笔者在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委会学术年会暨国际论坛上，作了题为“中国社会政策70年：GPP研究及其国际视野”的主题发言，主要讲了两点：一是为什么要强调社会工作的视角和切入点；二是为什么中国既可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但又不属于福利国家那一类。前者免不了要提二十世纪中国大陆专业社会工作的引进、消失与重建，也有些（珍贵）口述历史的分享；后者指出以西方福利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学科局限，以及总体公共政策研究及（后）经济国家学说的开创性意义（因时间所限，最后一点没能在会上展开）。
所谓总体公共政策（general public policy，或GPP），是确定一个公共政策系统优先目标及首选手段之指南，在Morris（1985）的系统分析框架中，是高于部门公共政策（如收入保障、住房供给、健康与个人服务，等等）的层面（陈社英，2008）。GPP决定各个部门政策之间的权重关系及整个政策体系的重点或中心，这点是停留在局部/部门政策层面看不清楚也难以明白的。这个部门间权重关系和整个体系重心，在历史-比较研究中对于确定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性质很重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与西方福利国家有本质区别，无论从政府部门构成、经费预算、功能配置还是指导思想来看，公共政策重心都是偏重于经济而非直接提供福利服务，故可视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而非福利国家（同上）。
从世界范围看，二次大战结束后西方福利国家兴起、摈弃战争国家GPP，代表了历史的巨大进步。同样，1978年中国总体公共政策的“拨乱反正”，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亦即还经济国家以本来面目）、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中华民族终于回到了复兴的轨道。经济国家GPP被极度政治化造成国民经济巨大损失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十年浩劫”，是建国头三十年公共政策的最大失误。1978年拨乱反正，矫枉过正而造成GPP的去政治化和一度极端经济化，社会问题则倾向于被忽略或暂时被搁置。从正面和主流看，GPP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策略，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起飞。经济国家本身随着经济改革（包括下放企业自主权、利改税等）的进行，经历了自身去经济化的过程（Chen,2002） 。然而，意识落后于存在，拨乱反正后得以彻底实现的的经济国家GPP指导思想，仍然持续到世纪之交。
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加速，社会问题大量涌现，以及政府的逐步去经济化（包括原计划经济管理部门关停并转，以及社会管理功能不断扩充），最终导致了经济国家GPP进一步转变的必要和可能。理论上，GPP研究的结论早已预见并呼吁，需用“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全面动态平衡发展”取代总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GPP（陈社英，2013）。公共政策实践的发展，则以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为两个最重要里程碑。从GPP研究角度看，中国已经由一个经济国家转入到后经济国家新时代（同上）。其中最重要涵义有两点：一是中国不再是改革开放头二十几年里宁可牺牲其它利益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国家，即今后只能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不继续让其任何时候都占据全局的中心（另一直接提法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二是中国不会变成一个福利国家（即GPP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变迁中的经济国家”GPP模式最终导致“后经济国家”新时代的到来，这一结论已为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所验证。过去种种不平衡发展，和将来既要求充分又要求平衡的战略格局，如能贯彻到底，将以中共十九大为历史的分水岭（同上）。
从国际上来看，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西方福利国家已经进入到一个后福利国家的新时代，而中国现在可以通过后经济国家这样一个学术研究平台与之进行平等对话，既与国际接轨又保持中国特色，科学客观地总结和分享过去七十多年经验成果，探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发展可能作出的独特贡献。后经济国家时代既求充分又求平衡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髓，而社会公平与正义又是“平衡”的精髓。这就决定了以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使命为己任的社会工作，必须担当起后经济国家时代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陈社英，2018）。疫情过后，可以预见中国GPP进一步向公共卫生倾斜以补短板，这将使作为卫生健康的一个核心专业的社会工作（social work as a core health profession）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五、打造中国社会工作2.0，引领平衡发展大潮流
前面提到关于“中国社会工作2.0”的设想（陈社英，2018a），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含义：
（1） 社会工作要争取与社会学、公共/经济管理、法律等其它专业相似的学科地位。在明确学科界限的前提下（即不被任何其它专业据为己有），大力开展跨学科的平等对话与合作（即不“踹开”任何相关专业，包括卫生/健康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公共经济学、组织管理、公共政策、法学、哲学、系统论、科技/人工智能、统计学与方法论等等），并积极发展既独立又共建的社会工作博士学历学位教育；
（2） 专业化水平要有质的提升和飞跃。社会工作教育主要由受过社会工作系统严格训练（拥有认可社工学位或豁免资格）的师资承担。高校社会工作教师以教学与科研为主、服务为辅，并以学生培养为重。加强社会工作研究与方法论研究训练，尊重高教规律积极参与高校管理与高教制度改革，建立既严谨又有效率的独立自主且国际化的专业认证标准和评估体系；
（3） 社会工作实务由全职社会工作者主导，有独立明确的专业资格身份认同。专业化与职业化互相促进，制度设计使社会工作职业相对稳定并具有专业尊严，以达到与其它助人专业相应的社会地位；
（4） 引领新时代社会平衡发展。社会工作者有专业道德与使命感，以服务大众、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积极参与公共管理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让社会各界了解社会工作的科学与艺术双重属性、文史哲人社政经法科技数学等理论与研究基础，以及在应用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中的主导地位；
（5） 赋予中国、中国特色以及中国社会工作以“两岸四地”（海峡两岸暨港澳）的完整涵义，不能再仅限于大陆；正确理解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博采众长、共赢分享，避免将本土化弄成作茧自缚或将国际化弄成崇洋媚外。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从2015年起，社会工作更是连续四年被写入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反映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GPP的进一步转变过程中的迫切社会需求，和后经济国家新时代对社会工作专业的高度期望。“中国社会工作2.0”揭示的专业提升任务，变得越来越迫切。在“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的信心、使命感、职业待遇、专业水准、领导才能等都要大力加强。社会工作学界需要齐心协力打造“中国社会工作2.0”，充分发挥在“后经济国家”新时代的引领作用。
最后，借用我为家乡一个社会工作专业招生所写的题为“新时期到中流击水”寄语，来为广大社会工作者加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在主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期，需要我们年轻一代的担当。从拓展学术视野大局着眼，从提升社会工作实务和教研水平着手，为社会治理和发展夯实基础，成为中国社会工作2.0的一线专业人才，是时代的呼唤、国家的需要。我为你们赶上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候感到幸运，也为你们选择这个专业而欣慰。我以几十年国内外的治学经历与大家分享，社会工作的丰富多彩，几乎可以满足你们关于个人潜能发展的所有想象。作为一门受人尊敬的助人专业（helpingprofession），很少有其它社会学科能与之相提并论。“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练硬翅膀学会“霸蛮”迎接挑战，诚邀大家加入和支持社会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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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eadership of Social Work
SheyingCHEN
Pace University, New York 10038, USA
Abstract: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ese social work by numbers has met with some issu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tasks for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 as indicated by “Chinese social work 2.0” are becoming pressing, particularly after the Chinese leadership recently demanded social work to display its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in helping to deal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This article thus raises and discusses the topic of leadership development in social work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 mission, social needs, and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Social work richness/deposits”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profession’s deep empowerment compared to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insights”. It argues again for an equal disciplinary status inChina in order to fully display social work’s leadership role in the“post-economic state” era in promoting and guid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Keywords: COVID-19; Chinese Social Work 2.0; General Public Policy（GPP）and Post-Economic StateMission; Occupationalization and Social Needs;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Leadership; “Social Work Richness” vs.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作者简介】陈社英，男，湖南常德人，美国佩斯大学终身教授、原学术副校务长。清华大学两岸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社会健康管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首任主席、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清华社会工作评论】创始主持人，多家国际期刊及出版社丛书主编或编委评审。1980年代中山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及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中国大陆首位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硕博学位获得者（1996，UCLA）。首届全国社会工作师资班设计主持人（1989）、首套全国社区服务讲座（1988）及广东政策研究班（1985）主讲者、首个社会工作本科班负责人兼导师（1986兼修，中山大学）。原文为时隔30年之后，应邀为庆祝建国70周年撰写的特稿（参见《社会工作》2019年第5期）；现针对战“疫”全胜民族复兴长期需要，加以修改与国内社会工作同仁分享，并以此庆祝国际/世界社会工作日的到来。
[①]央视网报道，转引自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工中国网，2019-08-01，http://team.swchina.org/degree/2019/0801/34487.shtml.
[②]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工中国网，2019-08-05，http://team.swchina.org/train/2019/0805/34498.shtml.
[③]参见CSWE的Council on FieldEducation（https://www.cswe.org/About-CSWE/Governance/Commissions-and-Councils/Council-on-Field-Education.aspx）.
[④]美国社会工作教职的典型招聘广告：MINIMUM QUALIFICATIONS: For appointment as a tenure track faculty member A doctoral degree in social work or a closely related discipline, an MSW from a CSWE-accredited program, and at least two years full-time post-MSW employment in social work（https://careers.cswe.org/jobs/）.
[⑤]专业学历要求是针对社会工作师资的主体，并不排除个别非科班出身的杰出事例或特殊需要（故不能搞成唯学历论）。
[⑥] CSWE 具体要求如下：“B3.2.4The baccalaureate social work program identifies no fewer than two full-time faculty assigned to the baccalaureate program, with full-time appointment in social work, and whose principal assignment is to the baccalaureate program. The majority of the total full-time baccalaureate social work program faculty has a maste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from a CSWE-accredited program, with a doctoral degree preferred. M3.2.4 The master’s social work program identifies no fewer than six full-time faculty with master’s degrees in social work from a CSWE-accredited program and whose principal assignment is to the master’s program. The majority of the full-time master’s social work program faculty has a maste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and a doctoral degree, preferably in social work.”（参见CSWEEducational Policy 3.2—Faculty和Accreditation Standard 3.2—Faculty.）
[⑦]例如：高明区民政. 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培训班第十三期——社工管理人员领导力提升三部曲, 2019-01-04 http://www.gaoming.gov.cn/gzjg/zfgzbm/qmzj/zzfc/201901/t20190104_7402523.html.
[⑧]这里的“工程”一词，只是用作比喻来说明社会工作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英文SocialEngineering现在已经被用来指代一种利用”社会工程学”来实施的网络攻击行为。
[⑨]这里讨论的仍然是社会工作所需要的专业平等地位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与社会学的“分”与“合”。在国外，把二者（还有其它相关学科专业）放在一起或分开办的例子都比比皆是。但是，现代已经形成的学科专业界限，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就象笔者具有社会学、社会工作和公共管理的教授资格，却不会试图以其中一科如社会学的身份去通吃，而有意矮化或忽略社会工作和公共管理的独立专业诉求）。只有在界线明确、地位平等的情况下，多学科跨专业分工协作才能促进各自进一步发展，才会更加具有成效。
[⑩]见注⑦
编辑：赵庆琳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