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文章梳理了张之毅“魁阁”时期的学术实践并将之放置于“燕京学派”-“魁阁”的学术脉络中来考察。在传统的宇宙论王权解体的基本背景下，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成为20世纪中国智识阶层的普遍关怀。从吴文藻到费孝通，再到张之毅的这一智识脉络，在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观照下，开创了近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传统：通过“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方法，建构妥当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以生产作为现代中国基础的那些妥当性知识。
关键词：张之毅 魁阁 社会学中国化 现代中国
作者简介：马雪峰，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1938年8月，应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受中英庚款的资助，原先任教于燕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携眷属、学生从河口进入云南，入云南大学主持社会人类学讲座。第二年（1939年）8月，经教育部批准，吴氏创办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及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10月，因日机轰炸昆明主城，社会学研究室搬迁至昆明郊区呈贡县县城旁大古城村的魁星阁。因而，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中期由吴文藻创建、费孝通领导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又被称为“魁阁”。
在费孝通的领导下，“魁阁”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在云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地研究，②实践了吴文藻以“社区研究”的方式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理想；当年“魁阁”出版的一些著作，多已成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的经典；从“魁阁”中走出了一批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了不起的学者。从“魁阁”走出来的诸多学者中，张之毅差不多完全是在“魁阁”成长起来的。1939年7月从西南联大本科毕业后，张之毅即进入“魁阁”跟随费孝通从事实地研究，1946年费孝通因“李闻事件”仓促离滇后，“魁阁”由张之毅坚守，直至1948年他离滇赴闽。[1]（P.8）其在云大社会学系、“魁阁”工作时间达9年，这一时期亦是张之毅学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其一生最主要的作品皆产自这一时期。张之毅既是费孝通的学生，又是其重要的助手和合作者。1987年，张之毅去世后，费孝通在为《云南三村》所写的序中，有对张之毅深情的回忆，称其“始终如一地和我一条心，急风暴雨冲不散”：
……坎坷多事的人生道路，聚散匆匆，人情难测，但是张之毅同志始终如一地和我一条心，急风暴雨冲不散，也冲不淡我们五十年的友谊。却不期幼于我者先我而逝，他的遗稿还需要我来整理。尚有何言？如果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条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今后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愿他的名字永远留在这块奠基的碑石上。[1]（Ｐ．8）
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张之毅的研究重视不够。自199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魁阁”的研究，其焦点主要集中在费孝通、许烺光、田汝康等学者身上，围绕这些学者，学界们生产了一系列学术作品，如谢泳、王铭铭、于长江、杨清媚、梁永佳、赵旭东、褚建芳等学者的杰出研究。“魁阁”诸多成员中，张之毅及其作品尤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中，至今没有一篇有关张之毅的专门研究文章，以致昆明呈贡区魁阁中有关张之毅的简介居然全是错的。本文致力于对张之毅“魁阁”时期的学术实践做简要的梳理，以探究这位几乎完全是在“魁阁”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的思想框架，以及以之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对现代中国的想象，为学界有关“魁阁”、社会学中国化等论题的理解提供某种可能性。
一、以科学的方式认知中国
张之毅，又名张子毅，1914年1月生于湖南醴陵③。1939年7月，张之毅从西南联大本科毕业后即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先后任助教（1939.8-1941.7）、专任讲师（1942.8-1945.7）、副教授（1945.8-1947.7）。④
张之毅加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后，主要在费孝通主持的“魁阁”工作，跟随费孝通从事社会学实地研究。张之毅在“魁阁”时期最重要的学术工作是与费孝通一起完成了禄村调查，独自完成了云南另外三个村子（易村、玉村、榆村）的调查研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一书中，该书的后两部分，即《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由张之毅完成。
《云南三村》的研究是在费孝通江村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费氏回国两个星期即迫不及待的开始禄村调查。在《江村经济》中，费氏看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工商业势力的入侵对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传统农村手工业崩溃、土地权外流、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形成、农村佃户化等。费氏认为，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构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费氏对禄村的研究，正是关照着江村研究中发现的这一系列问题展开的。如果说以江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与冲击引起的，那么，在那些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影响较小的内地传统农村中，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地权是否会外流从而形成离地地主？费孝通的禄村研究既是要验证江村研究所引出的命题与假设，亦是要探索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土地制度形式。
通过对禄村的研究，费孝通和张之毅发现，如果说如江村一样靠近大都市的村庄所面临的问题是因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遭遇而带来的乡村手工业破产、地权外流、农村佃户化等问题的话，那么像禄村一样的内地村庄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是生产力低下，劳力充斥、呆滞，资本分散等问题。因此，关照着江村、禄村所代表的两种类型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很显然，现代工、商业既是引发江村问题的重要原因，亦是解决禄村问题的答案之一。比之传统农业，工商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实现更快的资本累积，从而吸收、动员农村过剩、呆滞的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创造出更多的物质产品。相比其同时代其他学者，费、张两位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中国社会尚未普遍经历工业化之前，他们就能够意识到，城市大工业化的另外一面，往往是农村社会的凋敝。既然工业化大概是未来中国社会无法避免的路子，[1](P.13)那么，除了城市大工业化而外，有没有其他既实现工业化，又能避免农村凋敝的路子？对于如禄村一样的内地农村而言，工业、商业可能性何在？传统中国的农村社会能否长出现代的工、商业？张之毅独自完成的对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与商业的研究，显然带有这种探索的意味在里面。
费、张在禄村调查时，意外发现了易村——一个隐藏于大山中，许多村民能以竹子造土纸的村庄。通过对易村的研究，张之毅发现，易村围绕竹子形成了两种乡村工业形式，即编篾器的家庭手工业和造土纸的作坊工业。编篾器所得利润较少，作坊工业则利润丰厚。虽然易村人凭借造土纸的作坊工业获得了大量利润，但张之毅敏锐地洞察到，易村的乡村工业实际上不仅没有解决农村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村问题的严重程度。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资本的集中。易村的土纸坊为少数家庭所垄断，资本的集中使得作坊工业获得的大量利润仅为少数资本所有者所分享。不同于都市工业，乡村工业很难大量扩张。因而，村民从土纸工业中获得的大量利润，无法转化成投资其他工业的资本，除必要的消费外，其唯一的途径是往农业里去，又由于农业技术的限制，农民从工业里获得的资金，主要用来购买土地，因而，挤向农业的资金，使得田价高涨，农业成本增加，农民生活水平降低、破产，地权集中，“工业没有解决乡村资金利用的问题，反而加重了这问题的严重性……贫农的生活，在这种作坊工业发达之下，自会日形困难了。我们若再说乡村工业一定能帮助农民的生计，就未免和事实不合了。”[1](P.305)依靠从土纸工业中积累的资金，易村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乡村金融势力，张之毅将之比喻为“一只可怕的魔手”，土纸作坊主们凭之“攫取附近几十里以内的土地权。”[1](P.304)通过对易村土纸工业的研究，张之毅和费孝通都意识到，发展合作式的乡村工业，让大部分农民能够分享工业所得的利润，可能才是乡村工业的出路所在。“作坊工业若是在合作方式中组织起来，则在这工业中所得的利益，可以分散到一辈需要钱用的农民手上，花在消费之中。他们生计既有了保障，也不必借钱了，这非但安定了工业，也安定了乡村里的土地问题。”[1](P.212)
与隐藏在大山中、交通极其不便的易村不同，玉村地处商业和交通都较为发达的滇中玉溪坝子，玉村在农业上是个半商品性的农村，村中菜地多，农田少。菜地主要掌握在穷人手里，富人主要掌握农田。与禄村相比，玉村土地更为集中，村内最大地主有田80亩，有的离地地主有田近300亩。张之毅根据总体经济状况将玉村的农民分成甲乙丙丁四种类型,甲种农户，以不到4%的农户数，集中了39%的农田，甲、乙两种农户以不到23%的农户数，集中了近80%的农田。其土地集中的原因，乃在于玉溪商业发达，大地主通过商业积累了资金，购买土地。如江村一样，洋纱、洋靛的进口，使得玉村原有的土花、土靛销声匿迹，仅有的乡村手工业亦受冲击。因而，商业实际上亦加剧了玉村土地集中程度。[1](P.363－400)
在其1940年代后期的研究中，张之毅逐渐认识到，实际上，乡村工业并非一个单纯的实体，“在这名词之中，包含着很多不同的种类，每个种类有它的特色。各种各类的乡村工业，对于乡村经济的意义和影响，可以有很大的差别。”[1](P.305)因此，对乡村社会的考察，应当持一种整体性的立场。可能正是居于这样一种考虑，继易村、玉村研究之后，张之毅在1945年的时候还做了大理洱海边一个白族村庄（榆村）的调查，最终写成题为《榆村社区生活的整合》的书稿。从其标题和发表的三篇文章来看，张之毅是想对榆村做一个整体性的研究，以考察村庄中的各类事项是如果作为一个整体关联在一起的。 [2](P.21-38)、[3](P.12-25)但很可惜，这个长达四十万字的书稿未出版就遗失了。
二、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化、道德基础
除了上述实地研究之外，张之毅在1940年代还通过撰写时政文章的形式，广泛参与了当时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讨论。与费孝通一样，张之毅是一个深具传统中国士大夫道德关怀的现代学者。他不仅是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学家，他还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其问学有极强的实践性关怀：学问是要为“平天下”服务的。只不过，张之毅这里，传统的来自先贤的学问变成了来自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平天下”变成了“建设现代的中国”。在其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1940年代，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性时期，社会向何处去、建构怎样的中国等问题成为民众、智识阶层普遍关心的根本性问题。通过一系列评论时政的文章，张之毅深度参与了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讨论。
与一般的政论者不同，作为社会学家，张之毅不仅关注问题的表面，而且注意到问题表面下的社会基础。他将现代中国的建设大致分成三个层面，即政治上民主的权力机构的建设，经济上新式工业的设立，以及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牢固的文化和道德基础的铸就。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其专业性的研究多涉及对工业化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可能性问题的探讨；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张之毅以其政论文章参与了如何在中国建立良善的政治框架的讨论；与一般的政论者不同，他不仅关注民主政治的政治基础，同时，他还强调，良善政治的运行，需要有坚固的文化及道德基础的支撑。[4][5][6]除此而外，可能源于其在智识上多受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除了上述政治与经济的层面外，张之毅特别强调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以及道德基础的建设。
在名为《德为本》的文章中，张之毅批评了当时整个社会道德败坏的景象，“整个社会——差不多每个角落里——已经漫溢了一种腐烂死废的酵母，快要腐蚀掉国家民族的根基……社会道德的败坏，确已情势严重。”张之毅认为，社会道德根基的毁坏，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体系的彻底否定有关。新文化运动固然对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有功，但其对传统道德体系的毁坏也是应当正视的。而道德基础的崩塌，将使得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建设面临巨大的困难。[7]
因此，要建设现代的中国，重要的事项之一还在于为国家奠定牢固的道德基础。[7]要为现代中国建构牢固的道德基础，首要涉及的是如何看待与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对此，张之毅主张一种历史的态度。他认为，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作为新社会的基础。[8](P.284-286)
那么，在这新的时代，用何种方法来建构现代中国的道德基础呢？在张之毅看来，诸多方法中，首推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有关“人的知识”）。在《新旧之间——一段时间空白的超越》一文中，张之毅怀着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关怀，主张用科学知识改造社会、创造良善社会秩序，使人人得以自由。张之毅甚至还强调，有关“人的知识”（即社会科学）是调整人的关系进而使之完善和谐的关键，亦是协调自然科学所获得的力量（Power）与人之关系的关键。对于应用有关“人的知识”协调人之关系、为国家建构牢固的道德基础，张之毅充满信心。[9](P.13-14)
那么，现代中国的道德基础中，哪些是重要的呢？张之毅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应建基于人性的基础上，“只有靠了人性的支持，社会伦理价值才能存在并有所作用，否则公理和正义必将成为人们的讥笑品。”⑤作为现代中国基础的诸多文化与道德要素，张之毅主要强调两个方面，即消除人类仇恨与尊重人的尊严与基本权利。张之毅认为，横暴、残杀、战争都与仇恨有关，独裁亦多源自人们彼此的仇恨，“仇恨好比黑暗，独裁者好比鬼怪，鬼怪必借黑暗才能活动，同样独裁者也必借人类彼此仇恨才能施展其伎俩”，因此，只有消除仇恨的因子，“暴力没有生存的地盘，而民主政治才真能深固着根”。[10]在新的社会，除了消除人类彼此间的相互仇恨之外，重要者，还应当 “当把人当人，尊重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他认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他人的手段，“一切文物制度，应为维护人类生活的权利才存在，一切文物制度应该供人利用、供人役使，以实现人类完美的生活。”[11]因此，一个良善的社会，应当消除奴役，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既不要有奴役他人、也不要有奴役自己的想法，奴己与奴人者皆不自由。[12]
三、以社会学知识建设现代中国
如前所述，张之毅“魁阁”时期的学术实践，不仅展现了其对1940年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反省，更重要者，呈现了一个中国社会学家对建设现代中国的想象与思考。这些学术实践中，贯穿着一条清晰的思路，这一思路，我们可称之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其要点由吴文藻所提倡与奠基，实践上为“魁阁”学术共同体发扬光大。张之毅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实践者，正如费孝通所言，其名字永远留在了这块奠基的碑石上。 [1](P.8)
何为“社会学的中国化”？1940年，吴氏在为其主编的《社会学丛刊》所写的总序中，对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如下表述：
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13](P.4)
综合吴氏诸多论述，其“社会学中国化”理论之逻辑与要点，可作如下概括：
1.吴氏认为，中国近代所面临的问题的核心，乃是整个社会组织的解体，这种解体是由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接触所引起的；[14](P.460)
2.要解决这一问题，建设现代的中国，关键则在于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功能、与变迁的了解与认识，[15](P.464)而对整体的中国社会的认识，应从对基层社区的理解开始，“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16](P.432)
3.对社区的研究，吴氏认为，以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现代社区实地研究和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最为妥当，即从对具体的基层社区的研究开始，通过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建构有关整体中国的认识；
4.不同类型社区间的比较要得以可能、以及通过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进而建构有关整体中国的认识要得以可能，唯有通过发展社会科学理论。吴氏亦相信，社会科学理论的充分发展，将可能为现代中国的建设提供妥当的智识基础。[15](P.464)
综上所述，吴氏“社会学中国化”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要点，即进行现代社区实地研究、[16](P.432-438)发展社会科学理论，以学术为中国社会的改良服务。[17](P.46)我们可以看出，吴氏这一理论框架，有非常明确的实用性目标——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如果说西方社会学在起源上所面对的是“现代性”（Modernity，通常以资本主义、工业化、民族国家崛起、世界的“祛魅”、人口跨地区的大规模流动、城市化等现象为表针）所带来的失范（Anomie，Émile Durkheim）、工具理性（Max Weber）的扩张、异化（Alienation，Karl Marx）、传统共同体（Community，Ferdinand Tönnies）的解体所带来的精神生活的枯竭（Georg Simmel）等现代性的后果，并试图从现代性所引起的紊乱中寻求某种秩序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学从一开始所面对的问题，则具有某种“前现代”的性质：其所寻求者，恰恰正是现代性本身（民族国家、工业化、科学、理性化、现代大都市等）。其最重要的理论关怀乃是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问题。而且，这一关怀从一开始就关照了西方的现代性及其后果（其中最重要者，乃是西方既作为榜样又作为敌人）。
十九世纪末以降，在传统的宇宙论王权解体的基本背景下，建设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成为中国智识阶层主流性的诉求。围绕这一理想，衍生出诸多根本性的问题。其中，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建构近代中国所凭借的妥当性知识当来自何处？以何种方法进行知识生产、以获取这种妥当性的知识？吴文藻、以及吴氏所领导的燕京学派，在整个1930年代皆致力于寻求一种妥当性的知识生产的方法，[18](P.3-4)即前述吴氏所言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以生产建构现代中国的基础所需要的那些妥当性的知识。对于前述两个根本性问题，吴氏理论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即以社区研究为方法，建构普世的社会科学理论。正如张静所洞见的那样，燕京学派、以及“魁阁”时代的中国知识人已经意识到，对于建构现代中国这一目标而言，以往通过考据、解说、抒意、策论、颂圣等方法所生产的来自先贤圣哲的知识，不再具有妥当性。[19](P.5)构成现代社会基础的那些妥当性的知识，被认为应该来自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
“魁阁”知识社群，特别是费孝通和张之毅所做的工作，标志了吴氏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的成熟，亦是这一想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实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关中国社会的诸多调查研究活动中，“魁阁”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对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强调、累积性的知识生产而独树一帜。⑥某种程度上，这一智识社群奠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科学传统中的这一重要面相：通过“现代社区实地研究”、以及通过社会科学理论的妥当性建构来寻求作为现代中国基础的那些妥当性知识。费孝通与张之毅的研究，又是“魁阁”学术社群所生产的诸多作品中最具这一特点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吴氏以及“魁阁”学术社群以普世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服务于实践性的现代中国建设的努力，必然面对两个持久性问题的挑战，即如何处理社会科学知识与其他类型的知识（比如说人文性的知识）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弥合建设现代中国的实用性冲动与普世化的理论建构间的张力。对于前一个问题，费孝通晚年有诸多思考。对于后一个问题，实际上，吴文藻在1930年代即已意识到了这一缝隙的存在，在《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一文中，吴氏曾区分了两种认识社会的态度：
认识社会的态度，可有两种：一是暂以了解现象而求知识，一是专为改造现象而求知识。向来的学者，尤其是以学者而兼革命家、改良家以及行政家者，大都因急于速成，而抱第二种态度。但是我们同时也很想来试一试这“走远路”的办法。[15]462
从这一区分可以看出，吴氏一方面主张通过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来建构现代中国的知识基础，但他同时亦意识到直接将社会科学理论运用于对社会的改造实践，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主张“走远路”，即“以了解现象而求知识”：科学研究之目标，在于对所研究现象的理解。大概正是抱持着这样一种态度，使得张之毅的研究，虽然有实用性的关怀，但其研究主要在于“以了解现象而求知识”，或者说，实用性关怀是建基于对所研究的事物/现象的理解的基础之上，而非相反。亦因如此，其七十多年前所讨论的问题及其结论，直到今天仍有其价值。
注释：
①感谢云南大学何明老师、关凯老师对本文修改所提的建议，感谢张之毅先生的儿子张石林先生，张先生为作者提供了张之毅先生的多份手稿；感谢云南大学苏敏老师、马雪娇同学、丁靖同学、唐烨同学的协助，当然，文责自负。
②根据我们近年的梳理，“魁阁”成员在云南开展的实地研究的田野点至少有17个，即14个村镇、2个工厂、1个矿区。
③今湖南省株洲市株洲县渌口镇新城村六房组。
④云南大学档案馆，档案号：1016-1-430-7、1016-1-366-1/15-16、1016-1-419-4/48、1016-1-541-4/53、1016-1-416-4/58、1016-1-423-3、1016-1-424-8、1016-1-428-3。
⑤《人性可贵》，张之毅手稿，原发表期刊不详。
⑥“魁阁”的学者，包括张之毅在内，所从事者多为吴氏所强调的“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短短几年时间，费孝通、张之毅、李有义、谷苞、胡庆钧、田汝康、史国衡、许烺光、郑安仑等调研的田野点多达17个，仅张之毅自己就独立调查了3个村庄。“魁阁”的学者们不仅自己做的是现代社区实地研究，他们在云大社会学系指导本科生完成的毕业论文亦多属现代社区实地研究，如朱丹研究了昆明的女佣、陈競华研究了昆明敬节堂中的节妇、安庆澜研究了玉溪大营的农业与手工业、刘象寅毕业论文题目是“‘昆明集园’及一个妓女的个案调查”、张纪域研究了路南一个山村的农民负担、李铭考察了一个盐业社区、唐培本研究了昆明的擦鞋童工和报童、侯奉瑾对昆明几个商店的店员进行了调查、游钜颐的论文题目是“家庭与土地”、陈年榜调查了一个华侨社区、刘尧汉的研究题目是“地主与佃农”、何器调查了社区间的械斗等（上述学位论文中，除了刘尧汉的论文大部分内容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彝乡沙村社区研究》一书外，其他论文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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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编辑：李福滨 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