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导读原是我在2015年7月所作的线上讲座，后来经过朋友们将录音整理成了文字。现在重新去看，其中有一些问题和错误。据我所知，这几年仍然有朋友不断使用这个讲座记录稿用于培训，为免错讹谬传，所以我重新进行了一番修订，分几次连续发在这里。
费孝通先生是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他从三十年代开始在江苏和广西作社会调查。1935年，他和他夫人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地区工作时在深山迷路，夫人不幸遇难，费先生也受了重伤。1936年，费先生在英国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这部著作的英文原名叫作《中国农民的生活》。
1938年的时候，费先生从英国经越南回到云南，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任教，在那个时间他又写了《禄村农田》。《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成为了费孝通先生的两部非常重要的著作。1943年的时候，他去美国讲学，1944年回国。
1944年回国之后，他就开始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他当时用的是美国的教材。可能是由于学生的要求，也可能是他自己出于一种比较冲动的想法，他后来放弃了那些教材，开始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实验性质地用讨论的方式开始讲乡土中国。
到了1947年，他讲的乡土中国的影响传到了学校之外，当时储安平先生在观察社做总编，就坚持请费孝通先生把乡土中国的讲课内容写成稿子连续地发表在《观察》杂志上。这样，费先生就一边写一边发，前后写了14篇，在1948年正式结集出版。
关于费先生对于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还要提到一个人，就是他的姐姐费达生。1917年在费达生先生14岁的时候，她进入江苏省省立的女子蚕业学校学习，到1920年夏天，她从学校毕业，然后在第二年，就是她18岁的时候，考入了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就是现在的东京农工大学。
1923年，21岁的费达生从日本毕业回到母校——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作老师，教了一年以后，第二年她就和学校的其他几个老师带着学生下乡，与村里的妇女成立了养蚕合作社，这个时候是1924年，正是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轰轰烈烈地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时期。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2005年费达生先生去世，她终身都是在从事关于蚕丝技术生产方面的工作。
费达生先生的乡村工作，对费孝通的影响很大，在1920年代费达生从事合作社工作的时候，费孝通还专门为他姐姐代笔写过乡村建设方面的很多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作《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
在《乡土中国》这本书写作的前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二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达成了一个关于恢复中国经济的协定，其中有一部分文件是关于中国农业的，这份文件叫作《关于中国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之换文》，一般称做中美农业协定。
《乡土中国》是1948年2月全部完成的，到了1948年8月，也就是过了6个月，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农业协定，委员会是由两个美国人和三个中国人组成，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由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瀚组成的农村复兴委员会，其中内定晏阳初为委员会执行长。这样一来，晏阳初就从一个从事乡村建设的民间人士，变成了国民政府的官员。在8月5日中美协定签署以后十天，也就是8月15日，晏阳初向中央社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叫作《纵谈我国复兴农村问题》，接着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开发民力，建设乡村》。这些事情与《乡土中国》一书的关系很深，我后面再作介绍。
《乡土中国》一书的写作目的，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作者希望总结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的原则。
第二，作者希望建立一个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模型，在这方面，他还写过一篇文章《从社会结构看中国》。
第三，作者希望能够回应当时的一些乡村现实问题，切实为乡村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寻找解决之道。在这方面，他另外还有两本著作，《乡村重建》和《内地农村》。
第四，就是前面我说的，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工作有关，费先生难以克制对于当时许多有关乡村工作问题的意见，在本书中有很大篇幅是直接针对晏阳初的。
这个系列的十四篇文章开始写作于1947年，1948年2月完成，到了8月就是中美农业协定签字，并且晏阳初又发表了文章和谈话，于是，费先生从课堂上和文章里所作的一般性评论，到最终他干脆写了一篇针对性的文章《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我并不愿意从政治立场去批评晏先生的用心，但是晏先生自己却应当明白，以往他是以私人的资格为社会服务，能做多少就可以说是他的贡献，但是现在他的任务是代表政府去实行农村政策，他就得负起这政策的责任，如果这个政策并不能复兴农村反而避重就轻以慈善家的救济态度来拖延农村问题的解决，他将因这错误而受到指责。
这段话很严厉，“以慈善家的救济态度来拖延农村问题的解决”，这事实上是费孝通先生一直以来，也就是他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对晏阳初一贯的看法，他认为晏阳初在乡村的工作是慈善行为，而不是社会建设。
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会再讲到，更具体的内容在这本书里有分析。这本书连同另一本书《生育制度》的影响非常深远，从四十年代末一直到今天，《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这两本书无论是从事乡村建设工作，还是从事社会学、人类学以及中国文化研究的人都非常重视，但是费先生自己，则以为《生育制度》其实更具有他个人研究的阶段性意义。对于《乡土中国》这本书他并不看重，很少提到这本书。直到晚年，他一直仍然觉得这几篇东西唯一可取的就是“很大胆”，当时在对问题的分析方式上，关键是在教学上是实验性的，但是对于来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作得是不够的，他一直希望有人能继续这个工作。
关于此书的篇章结构。
此图是我为这本书作的一个结构示意，全书一共十四篇，其中〈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不在这个结构里，那两篇是专门针对晏阳初进行的批评和分析。
〈乡土本色〉这一篇基本上是比较全面地、概括性地来介绍了一下他对乡村总体的看法，并没有特别深入地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只是概括性的介绍，详细分析在后面的篇章里通过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于乡村的观念有两篇文字，〈礼治秩序〉和〈无讼〉。我需要说明一下，我作的这个结构图跟原书篇章的次序不完全一致，可以看出来当初费先生是讨论性质的授课，文字则是他的讲课记录，并没有事先准备充分的教案，所以篇章的次序并不严谨，从全书的内容线索分析下来，我认为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构。
关于政治权力问题，这个方面他有两篇文字，〈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
关于乡村的格局分两大部分，即静态格局和动态格局，或者说一部分是传统的，一部分是现实的。在静态格局里面，包括了四篇文字，就是〈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这里面从个人到家族，以及性别问题和总体秩序四篇文字，所讨论的都是传统乡村的格局问题。另外，《生育制度》那本书，也在这个静态格局里面，大家可以参照阅读。关于这个格局的形成的原理或者原则，就是〈血缘和地缘〉。
动态格局部分有两篇文字，就是〈名实的分离〉和〈从欲望到需要〉。动态部分是回应当时的一些现实问题，也就是在四十年代末，商品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已经非常突出，乡村的传统与现实之间发生矛盾，表现出来就是所谓乡村的衰败。所以这两篇文字事实上超出了传统乡村结构原则的内容。在费先生《乡村重建》那本书里，基本上全都是关于乡村现实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动态格局的部分。大概是因为这些问题学生们也关心，时事报道也很多的缘故。
关于这个〈文字下乡〉和〈再说文字下乡〉这两篇文字，我个人揣测吧，是学生们在课堂上对此有比较多的提问，此书是根据当时讲课的讲稿整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篇章顺序就是授课的过程。从上世纪一零年代开始的轰轰烈烈的乡村运动，到抗战开始不得不转移，晏阳初和梁漱溟都去了重庆投奔卢作孚，偏安一隅地搞一些小实验。等到抗战结束又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国家行为，这个问题一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所以那时候学生们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再加上我前面所说，费先生自己对此也多有留心。所以当抗战刚刚结束，乡村问题重新又回到社会视野中，费先生和学生对此都有迫切地回应现实的需求。于是，此书就从这些眼前的事情开始说起，从乡村破败和乡村建设运动开始讨论，然后引出后面对于乡村的结构性认识。〈文字下乡〉和〈再说文字下乡〉这两篇文字完全是对晏阳初提出的“愚贫弱私”这样一个对乡村的看法的批评，尤其是对“愚”和“私”的看法的批评。
费先生从1949年直到1981年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乡村问题的专门文章，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他更多关注的是民族学研究，也涉及人口问题。虽然1957年他再去江村，但是系列文章在《新观察》没能开始连载他就被打倒了。此后“反右”和“文革”期间他一直在“干校”劳动，停止了一切研究工作。1976年到1981年，他主要倾力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工作。直到1981年11月他写了《三访江村》，重新又开始讨论乡村经济问题，这个时期延续了他从30年代以来的一贯主张，即乡村问题首先是贫困问题，如果站在乡村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首先是发展副业尤其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而社队工业面临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调配的困境。到了1982年初，费先生正式提出要允许社队企业通过市场解决发展困难。这个过程此后在他对于甘肃定西地区的调研中不断深化，最终，他在1996年说：我走出了全国一盘棋。
编辑：李福滨 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