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WORK WEEKLY
你不是唯一 跌撞中成长!

提高“社区权威”对社区发展至关重要

1 集合影响力要在社会创新中真正发挥作用,实现平等和包容的目标,就必须让基层社区共享权力、共担责任,培育更加广泛、多元、更深层次的集体。

2 大量关于社区发展和系统变革的理论都指出,接纳社区权威对充分利用机构和社区资产至关重要。社区权威加上专业机构支持是产生并维持快速创新的必要条件。

3 在致力于提升社区权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让社区代表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复杂、多领域的倡议中,让机构代表和社区代表能有效合作和互动。

图源于摄图网

本文刊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08期

作者:拜伦•P. 怀特、詹妮弗•布拉茨、马克•L. 约瑟夫

译者:江璐

2006年8月的一个晴天,一群公民领袖和企业领导人从纽波特南岸大桥的最高点出发。这座大桥横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和肯塔基州北部之间的俄亥俄河。由辛辛那提市的学区领导、大学校长、慈善基金会高层、企业首席执行官、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组成的队伍,沿着被当地称作“紫色人民大桥”的南岸大桥长达半英里的淡紫色步道一路向南,而卡温顿市、纽波特市和其他城市社区的伙伴则从肯塔基州出发一路向北与之相向而行。

这一“大桥会师”仪式也是“辛辛那提/ 北肯塔基行动”(StrivePartnership,后更名为“奋斗联盟”) 的启动仪式。该行动的目标是为本地城市儿童提供“从摇篮到职场的高质量教育”。

来自两个州不同机构的负责人走到一起,宣布支持一个共同的行动框架。这是后来被称作“集合影响力”的战略原型:来自不同领域的关键人物针对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提出共同目标,并做出长期投入。 

“辛辛那提/ 北肯塔基行动”至今还在发挥影响力。集合影响力最早被约翰•卡尼亚和马克•克莱默在其2011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仅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就有38篇以此为主题的文章。

“奋斗联盟全美网络”(STRIVETogether)是由“辛辛那提/ 北肯塔基行动”的几位元老建立的全国性非营利组织,如今向美国70 个社区提供支持,形成了跨领域的合作机制,惠及1050万名儿童。本文的两位作者也亲历了2006年的横跨大桥活动,只不过我们当时担任的职务和现在不同。怀特是维尔大学主管与社区合作的助理副校长,布拉茨则是“辛辛那提/ 北肯塔基行动”的运营总监。回首当年,我们都对这项工作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讶。

起初,这项行动的目标是建立前所未有的跨界合作机制。发起人在跨桥仪式的当天向公众做出承诺,将帮助三个城市社区的孩子们实现更好的发展。当时,很多学生、家长和周边地区的社区领袖也在场。宣言发表后,三个城市社区相继举办论坛,探讨如何将城市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呼声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布拉茨回忆说:我们当时就意识到了社区参与建立合作机制至关重要,但没有充分认识到社区权威的重要性,也不具备足够的手段和经验去充分发挥这一权威性。我们希望社区成员能帮助发现问题,但在梳理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时,社区成员和相关机构负责人不能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对话,更无法带头贯彻。奋斗联盟会考虑他们的看法,但在涉及财务支出、人员任用和工作布置的决策时,社区成员拥有的直接权力很小。 

2017年,怀特接管“奋斗联盟”。他发现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由于未能在成立初期将社区权威及社区创造力纳入到工作机制中,一些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员工们为推进具体项目,与当地社区领袖建立了工作联系。但一旦雇员离开,建立的联系也随之断裂,机构对社区层面的治理和领导力缺乏足够的认识,管理相应关系的能力也并未充分体现在组织架构和具体实践中。基层社区在制定重点工作和进行决策时被排除在了权力架构之外。 

布拉茨在对过去12年里包括奋斗联盟全美网络在内的工作进行反思后发现,其他城市也在这些问题上苦苦挣扎。怀特和布拉茨不得不对集合影响力能否为儿童,特别是种族和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儿童带来持续改善提出质疑。 

那些希望通过协作来促进社区发展的学者、咨询顾问和实践者认为这是集合影响力不可避免的弱点,他们因此对集合影响力不抱期望。我们认为这种结论言过其实,目前暴露出来的弱点恰恰证明了一直以来集合影响力未能找到其最持久有效的形式。我们认为,集合影响力的大前提是正确的,只是我们对“集合”一词缺乏到位的理解。 

集合影响力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机构间合作,而非否定社区的作用,因此所经历的“成长的烦恼”也只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但根据我们运用集合影响力的经验,在任何协作模式中,社区参与都必须成为更重要的部分。各机构负责人必须让居民和基层领导共享权力、共担责任,需要培育更加广泛、多元、更深层次的集体,确保集体内成员获得更大影响力,而非只由各机构负责人主导协作机制。“奋斗联盟”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推行这一模式的责任,而奋斗联盟全美网络也鼓励支持其他社区合作伙伴在全美范围的网络中进行实践。

01集合影响力亟待克服的“缺陷”

实现集合影响力的新途径并非要将其重新塑造成一类草根组织,毕竟已经有许多组织更善于调动市民力量。集合影响力始终是一种制度性工具,这一点无须避讳。集合影响力希望能在各领域间建立战略关系。对“奋斗联盟”而言,这意味着为了解决教育问题而去接触一些之前并无关联的领域。 

集合影响力因其运用数据分析制定精准策略,带来规模化变革的方法论而著名。但这并非集合影响力的唯一特征。2013年,研究员理查德•哈伍德(Richard Harwood)受凯特林基金会邀请,调查集合影响力在支持市民行动方面的前景,他在备忘录中分析称:“在集合影响力日益受到瞩目的同时,其和非正式社区群体建立联系的重要性被忽视了。还有一些意见认为,这种联系产生影响力的潜力和规模有限,社区参与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据我观察,这两种做法都应归咎于认为这么做才显得高效、进步和专业的错觉。” 

2017年1月,辛辛那提市一家推广设计思维的企业发布了一份发人深省的报告。报告指出,仅靠呼吁并不足以实现公平。“如果我们只希望得到反馈,却不邀请社区作为有平等决策权的设计人共同参与进来,那只会让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更糟。” 

汤姆•沃尔夫和他的9 位同事在2017 年1 月9 日出版的《非营利部门季刊》上发表的《以协作促进公平公正:超越集合影响力》一文中,对集合影响力以机构为导向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果从一开始没能把社区领导和居民作为平等伙伴,后期即使改变做法也无法真正共享权力……简而言之,联合行动和协作都需要让社区通过新方式共同参与,以实现权力、公平和公正的真正转变。”

 沃尔夫在批评中指出,集合影响力所倡导的协作教育模式能够成熟地调动机构资源,却不能适应社区权威的需求。他对此存有异议。集合影响力的深层内涵可以同时满足两种需求。无论是将社区权威排除在外的机构性解决方案,还是无法有效运用机构资产的社区组织模式,都无法真正达到公平公正的变革性效果。从本质上来说,集合影响力可以另辟蹊径。 

02强化社区作用的集合影响力模式

秉承着辛辛那提/北肯塔基行动创立时所弘扬的协作精神,在美国其他兄弟机构的启发下,奋斗联盟正在将社区权威真正融入工作中,并不断革新。为今天的奋斗联盟导航的是“城市教育生态系统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我们最新的工作实践,它超越了以往以协作机构为中心的“参与”概念,肯定了与学生关系密切的个人和社区对学习影响的重要性。 

这一模式以“影响力层级圈”为特征,认为对学生产生最大影响的首先是他们信任和亲密接触的人群(详见下图“城市教育生态系统”)。其中,“影响者圈”包括父母和照料人、同龄人、牧师;其次是“社区圈”,包括各类本地社区组织,例如做礼拜的地方、娱乐中心、理发店和志愿者社区理事会等;在社区圈层外部的是“机构圈”,旨在运用集合影响力来为城市青少年服务的组织往往集中在这一圈层,这其中包括小学、初高中、学院和大学、社会服务性机构、企业、慈善组织、非营利教育机构等;在影响力层级圈最外圈的是“系统圈”,包括以政府机构为主的大型机构,它们能推动出台医疗、刑事司法、住房和其他领域的相关政策。

贯穿城市教育生态系统所有影响力层级圈的三个不同路径是:健康看护、教育引导和商业运作。在健康看护领域里工作的人主要关注学生整体的健康发展;教育引导领域主要关注学生发展的某些方面,如健康和教育;而商业运作领域则主要将学生作为消费者看待。 

我们开发这一模式固然是为了提升城市青年的教育效果,但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本文作者之一马克•约瑟夫曾研究了公共住房社区到跨阶层住宅社区的演变过程。他发现,由于缺乏社区权威,低收入居民在决策和治理中缺乏影响力,阻碍了社区朝着更具包容性、更平等的方向发展。

约瑟夫和凯斯西储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博士生尹美英(Miyoung Yoon)在对跨阶层住宅社区中的青少年的研究中提到,模型中所有的影响力层级圈都有可能对儿童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约瑟夫和尹美英认为,为使青少年在跨阶层的社区环境中健康成长,社区项目必须充分利用每个影响力圈的资源,关注可能限制成长的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 

为了实现不同种族、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孩子从摇篮到职场都能获得成功的愿景,奋斗联盟全美网络的成员遵照行动理论开展工作,并同时对7个领域的完成情况进行追踪和完善:学前准备、低年级阅读、中年级数学、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入学、高等教育毕业和就业。奋斗联盟全美网络提供咨询、知识共享以及财政激励政策,他们根据安妮•凯西基金会开发的方案,将持续改善、设计思想和发展领导力结合在一起。这一行动成果显著,包括奋斗联盟在内的10 家网络的成员已在至少60% 的指标上取得成果。

 奋斗联盟全美网络还通过一家名为“平等测评”(Equal Measure)的费城企业,对“从摇篮到职场”项目进行了为期5年的评估,对16个集合影响力项目进行了跟踪。评估数据显示,奋斗联盟全美网络在帮助社区儿童和家庭获得更好成就的策略上确有成效。2019 年是评估的最后一年,评估过程也发现了成长最慢的一些社区,能有这样的发现或许恰恰是因为相关社区受邀参加了评估。 

从上述项目的实施中所获得的洞察帮助奋斗联盟全美网络逐步完善其行动框架,以反映对高质量集合影响力更深层的理解。2013年,奋斗联盟全美网络提出了行动理论,其根本原则为:“合作机制必须以社区为基础。通过意识培养和信息分享,动员社区共同改善项目,与社区成员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和策略。” 

2018年,奋斗联盟全美网络发布了一份全面战略规划,要求各机构在合作机制成立之初就明确社区的权威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更好地了解不平等的根源所在,才能发现、落实为儿童和家庭带来更平等成果的战略。

 03提高社区权威的挑战

奋斗联盟对社区权威价值的理解来自辛辛那提市一个提升早教质量的联合行动。这是一个在奋斗联盟支持下展开并由教育和早教领域倡导者、学前教育工作者、宗教和社区负责人共同领导的行动。

2016 年11月,辛辛那提市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为城市更多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参与该联合行动,时任奋斗联盟执行董事的格雷格•兰德曼(Greg Landsman)说:“这一法案的通过让我们认识到,要推动平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就需要有新的权力中心,它必须包括那些受当前系统和政策负面影响最大的人群。” 

为了该项法案的拟定和通过,奋斗联盟在市内举办了上百场家庭聚会、社区论坛、市政会议以及由家长和学前教育工作者参与的听课会。商界和劳工领袖、民选官员以及宗教人士也在受邀之列,最终有数百人主动参与进来。在辛辛那提市公立学校投票史上,学校收费标准首次以62%的最高支持率通过。

基层的参与不仅有助于新倡议的通过,也对“高质量教育”做出了重新定义。对机构领导而言,过去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标准等同于俄亥俄州制定的“努力打造高质量五星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对课程、学生筛选和评价、教师教育和培训,以及和学生家庭间沟通和反馈的数量进行评估。三星及以上代表高质量学校。但在社区代表参与进来后,他们明确了另一个重要因素——信任。 

对单亲妈妈而言,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提供者可能是住在同一条街的老太太,无论她评分几星,她都真心疼爱单亲妈妈的小女儿。基于这一认识和需求,联合行动决定不仅为低收入父母、保育员的高质量照料提供补贴,更要帮助未参与评分或未达到三星,却已获得社区信任的社区中心提高评分。

 这个案例说明,为使集合影响力的工作获得成功,与社区代表分享权威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将这一理念落实到实施层面并不容易。提高社区权威会从根本上改变社区和机构的权力结构,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层次的紧张关系。举例来说,如果社区对“成功”的定义和合作机构想实现的结果背道而驰怎么办?“专业化人才”中的“专业化”是指职业训练还是生活阅历?如何运用专业知识?如果机构试图用其充足的金融、技术和数据资源去左右合作机制,它是否真的可以为社区带来平等? 

04社区权威的重要性

大量关于社区发展和系统变革的理论都指出,接纳社区权威对充分利用机构和社区资产至关重要。 

约翰•麦克奈特(John McKnight)是社区资本发展组织(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的联合创办人。他在2018年的《国家公民评论》期刊中发文指出:“乡村教育资源包括从邻里居民、俱乐部、社团、协会等公民组织到本地商业机构、非营利机构和政府机构所掌握的知识。当这些邻里教育资源被调动起来时,乡村的孩子们就能得到提高。在多数社区中,这些宝贵的乡村资源还未被利用起来。”

社区资本发展组织理事丹•邓肯(Dan Duncan)则坚信,专业机构可以在不推翻社区权威的前提下为社区权威提供支持。“为实现真正的社区参与,专家们需要退后一步,为市民创造空间,探讨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以及他们为实现梦想能做些什么。如果专家们能让市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就能真正为他们提供支持。

再来看看斯图尔特•布兰德提出的“速度层级”(pace layer)模式。套用这个模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区权威加上专业机构支持是产生并维持快速创新的必要条件,而解决那些影响边缘化社区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恰恰需要创新。 布兰德是永今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创始人,他认为文明与社会生态系统中存在六大速度各异又相互独立的“层面”。从发展最慢、最内核的层面开始,依次是自然、文化、治理、基础设施、商业和时尚。时尚和艺术的变革速度比自然和文化的变革速度更为迅速。

布兰德这样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化速度快的层面不断学习、提议,变化速度慢的层面不断记忆、消化处理。前者容易中断,后者更能持续。小而快的层面通过创新累积和偶然性变革引领慢而大的层面,慢而大的层面通过其约束性和稳定性控制小而快的层面……所有持久的动态系统都具有这类结构,使系统保持其适应性和强健性。” 

尽管布兰德模式看起来和奋斗联盟的城市教育生态系统相反,但实际上,城市教育生态系统最外圈的机构和系统影响圈与布兰德系统中变化慢、靠内的层面是一致的。将所有已经成熟的官僚体制对变革的惰性与抗拒和社区居民的生活进行比较,哪一个变化速度更快?类似警察在城市社区开枪射击手无寸铁者的悲剧,在相关官员到达前,社区居民聚在一起,相互通报消息,开始动员,随后牧师等社区领袖到达现场,发布命令,通过组织抗议或安排新闻发布会等做出反应。接下来,警署署长和市长到达现场,宣布官方政策和举措。越靠近社区层面,反应越快。虽然社区做出的反应会比较混乱,但反应最迅速,外围根据社区反应的紧急状况采取相应行动。

 再比如社交媒体,它在我们的模式中处于商业运作领域中的“影响者”层面,几乎没有比它发展更迅速、影响更深远的媒介。今天,更多黑人孩子想成为科学家,和2018年春天社交媒体上大量关于科幻电影《黑豹》的内容不无关联。而且周边儿童被邻居们和教会团体自发地带去观看电影,它们的影响速度要比数不清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活动快很多。我们集合影响力策略是否能够从这些无处不在、时刻变动的文化现象中吸取力量和策略? 

来自社区的意见和影响的重要性也是本文作者约瑟夫和他的同事在全美跨阶层住宅社区倡议的主题之一。他们在应用研究中关注的是如何增进长期被隔离社区的平等性和包容性。这类社区通过发展跨阶层和士绅化,在种族性上更加多元,在经济水平上更多样。 约瑟夫指出,阻碍被边缘人群参与进来的往往是更加富有、在社会结构中权力更大的人群。

2015 年,约瑟夫和罗伯特•查斯金(Robert Chaskin)合著了《整合内城》一书。书中引用了一位公共住房住户尝试与他的富人邻居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却以失败告终的经历。这位住户说:“你努力沟通,但就像个隐形人一样,没人愿意了解你。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他们身上,不出在我身上。”约瑟夫和查斯金认为,造成两者紧张关系的因素包括生活方式差异、缺少日常交流以及因阶层和种族导致的观念不同。

他们写道: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因为“专业机构对贫穷文化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它们认为底层人群的价值观、信念、行为与主流价值观中关于勤劳、自立的观念是相悖的”。最终,如果不把社区权威考虑在内,我们就无法奢望解决诸如青年教育和城市不平等的社区顽疾。

 05我们的教训

奋斗联盟在更好地提升社区专业知识和社区权威在集合影响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可能对更广领域有帮助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以下三点。

1、避免负面描述。

边缘化、低收入、处境危险、犯罪猖獗、少数分子、贫穷、弱势地位等,都是我们用来描述城市里那些衰退社区的术语和代名词。现在试着用一些肯定我们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词汇体系强化了对城市社区的负面刻板印象,这些语言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改变这种默认的思维定势。比如一些社区开始使用“回归的市民”来描述那些服过刑的人,而非继续把他们称作罪犯和“有前科的人
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TED 演讲《片面描述的危险性》中说:“如果只对一个人做单一描述,并一遍一遍地重复,他就会变成那样。”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行为,就必须有意识地改变我们的表达。 

2、不要仅仅满足于收集社区意见。

近年来,集合影响力机构在为当地居民和基层代表提供咨询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聚焦小组、市政会议和社区调查都是了解社区需求和愿望的手段。然而,要想在设计、完成和实施这些策略时将社区作为合法的、具有平等地位的伙伴,这些还远远不够。通过征求社区意见,可能会产生更有效反映社区需求的策略。这些意见是居民独有的,如果只听取他们的意见,却不给他们参与决策的权利,也不让他们决定收集哪些信息以及收集的原因,这种做法就是错误的。采纳社区意见并不能替代社区权威。

 在致力于提升社区权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让社区代表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复杂、多领域的倡议中,让机构代表和社区代表能有效合作和互动。社区资本发展组织有一套供实践者使用的基础工具包,该工具包在社区和专业机构代表开展协作前先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作为邻里,我们仅凭借自己掌握的资源,能达到什么目标?第二,如果得到外界帮助,我们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达到什么目标?第三,什么事是我们运用自己的资源难以做成,而必须要外界来做的?

 3、保持虚心与谦逊的态度

一些集合影响力领域的主流机构正通过调整目标的表述方式,修改资助的指导方案等措施,来更好地践行种族平等和包容性。特别是以往未能充分理解不平等问题的机构,都对这种新气象感觉良好。但我们取得的成绩有限,应冷静反思。我们应当认识到,一些小型的基层组织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数十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减少种族、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对奋斗联盟这样规模更大、资金更充足的企业而言,后来居上是件容易的事。但更恰当的做法是给予这些社区组织应得的赞誉,此外,我们还应当倾听它们在斗争中积累的经验。

原文选自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Winter 2019 Issue

原标题为Elevating Community Authority in Collective Impact

作者:拜伦•P. 怀特(Byron P. White),奋斗联盟执行董事、知识的作用基金会副会长;

詹妮弗•布拉茨(Jennifer Blatz),奋斗联盟全美网络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马克•L. 约瑟夫(Mark L. Joseph),凯斯西储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全美跨阶层住宅社区倡议创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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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魏欣杨socialworkweek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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