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
理论、实务与绿耕经验
作者 / 张和清 杨锡聪等
本书以15年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社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验为基础，全方位介绍绿耕秉持的专业理论、实务模式与本土化经验，旨在为全国城乡社区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以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 绿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一）绿耕理论与实践的渊源
绿耕的起步源于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项目。该课程旨在培养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的领袖人才，通过薪火相传式的“培训培训者”策略，为中国内地造就更多的社会工作教育及实务人才。它由时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主任阮曾媛琪教授（现任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发起推动。作为课程实习基地的云南平寨是绿耕第一个项目点，因此，绿耕在实践中因循的理论与该课程设计的理念有密切的渊源。当时，课程设计非常具有前瞻性，表现为课程内容体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整合的社会工作教育方法，尤其是作为课程有机组成部分的800小时的三次内地与香港社工机构的专业实习。笔者的专业理论和方法深受该课程的影响。回顾为期3年的系统化课程训练过程，在三个方面受益匪浅：一是在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工作导向工作坊”和“社会工作实习一二三”等课程的实务学习过程中，逐步内化了社工弱势优先、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变革等核心的专业价值观，帮助自己逐步树立“社区为本”和“社区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理想；二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一：个人与家庭工作”和“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二：小组及社区工作”“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的课程学习不仅培养了我们系统生态的专业实务理论视野，更训练了个人、家庭、小组、社区、政策服务等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策略；三是“中国社会与社会问题”“社会工作研究方法”和“论文一二三”课程培养了笔者社会问题的分析能力和实务研究（行动研究）能力。该课程之所以采取国际先进的系统生态视野和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教学，是因为当时“三大方法”为本的社工课程体系和教育模式已经受到国际社工教育界与专业实务领域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教育者和实务工作者认为这种以“三大方法”为核心的课程专业教育模式，既忽视了“案主”的社会处境，也排斥了更多的本土性方法。（注①）因此，香港理工大学专门为内地社工教育者“量身定做”的课程，充分体现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特色，因为其将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理论知识、实务模式和本土实习整合起来，将中国社会分析、研究方法和专业论文整合起来，将个人、家庭、小组、社区、社会政策整合起来。香港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骨干教师在香港和内地两地的交叉教学和实习，逐步将我们培养成为理论与实务整合的社会工作教育者，这也造就绿耕“扎根社区”“实务研究”“利益社群”的基本品质。至今难以忘记的是香港理工大学阮曾媛琪和朱志强教授主持的“社会工作深造研习工作坊”，帮助我们高屋建瓴地将所学课程放置于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挑战的大背景以及中国本土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综合性分析，并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反思整合性的各种方法技术；杨锡聪老师作为实习督导，带领我们在平寨连续实习了两个多月，这种“师徒式”的专业实务学习模式不仅帮助笔者内化了课程学习的理念和方法，也开启了绿耕的平寨项目，使我们之间的“战友”情谊得以延续至今；古学斌教授最早将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和口述历史方法带进平寨实习和项目评估过程，之后我们借助“田野”“口述”等方法评估村民需求，建立信任关系，甚至将村民组织起来等，这些行之有效的理念、方法逐步成为绿耕的“看家本领”。
注①：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主流教育模式和培训课程一直延续“三大方法”为本的相互割裂的教育模式，致使许多学生将社工理解为“三大方法”。学生毕业后直接从事“三大方法”的社会工作实务，因为绝大部分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计划书和评估体系也是以“三大方法”为本的量化指标体系。
（二）绿耕在实践中对理论和实务的拓展
绿耕从起步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平寨是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唯一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习点。因为参加中国社会工作课程，又有深入平寨实习的机缘，有幸与杨锡聪、古学斌一道共同探索中国农村（灾害）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由于志趣相投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第二阶段，把平寨作为香港理工大学与云南大学（2007年后是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行动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实务基地，并开展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试点。项目点也由云南平寨扩大到广东从化、四川映秀等地。我们不仅继续农村社会工作，还开始了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探索。在农村组织工作的基础上，绿耕开始在城市建立消费者网络，甚至正式注册公平贸易实体店等社会企业，通过凝聚消费者的力量和公平贸易店直销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生产者的劳动权益。第三阶段，2011年正式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了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该中心成为合法的省级社会工作发展机构并开始独立运作项目。项目点又拓展到四川雅安和湖南怀化，还承接了广州天河区沙东街道办事处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除了继续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和灾害社会工作之外，还探索中国转型过程中城市社会工作。例如，绿耕承接的沙东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除了向辖区居民提供综合性的专业服务之外，还扎根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中村”从事社区组织工作，期望与外来者共同再造“新故乡”。2015年绿耕受邀进驻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红星村，在一个完全工业化的村落里，探索工业化乡村的社区复兴之路。这样一路走来，逐步形成绿耕“师徒制”和“传帮带”的社工团队工作模式。至今绿耕的“师生团队”和“传帮带”的做法不仅为中国农村、灾害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研和实务人才，也造就了“扎根社区、精耕细作、培力弱势、彰显公义”的绿耕精神，这就是绿耕一脉相承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
事实上，在绿耕15年的探索过程中不断面临理论和实务模式转型及拓展的问题。2001～2011年，也就是绿耕第一、第二阶段，绿耕基本是一个师生组合的中国社会工作教研团队，开展的行动研究项目的运作比较简单与纯粹。依托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所搭建的平台，致力于推动“教育、实务研究与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中国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模式，在培训社会工作教学研究及实务人才的同时，通过践行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专业方法，全心全意为社区民众服务。最初平寨只是一个实习点，实习结束后，平寨作为绿耕的第一个项目点继续得到香港理工大学经费和人才的支持，成为香港理工大学和云南大学社工老师们主导农村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项目点。项目以“能力建设”作为理论指导，延续实习期间的“田野工作”“小组工作”“入户家访”“文娱活动”“口述历史”等做法，旨在通过提升村民的能力，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一般的操作方法是当项目一旦立项，我们就会按照协议聘请1～2名专职研究助理（社工毕业生），然后确定实务研究的据点（平寨等），支持研究助理驻村工作。云南大学社会工作毕业生朱浩作为第一任驻村工作员，开创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驻村工作的先河。项目坚持以村庄的政经社会环境分析和村民的需求评估为出发点，以村民组织和能力建设为归宿，以实习生发育的七个村民兴趣小组为基础，依靠社区积极分子，陪伴各类村民兴趣小组，开展村民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继续整理口述历史资料，等等。
这十余年，绿耕的经费来源基本依靠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阮曾媛琪、古学斌、杨锡聪等教授申请的科研经费。因为合作方之间的信任关系、相投的价值理念和合作所取得的成果等，项目经费和实务研究的运作过程非常简单，一般都是香港老师申请科研课题经费，与笔者所在的高校签订合作研究协议，然后根据协议条款的规定，香港理工大学定期将研究经费打入高校的科研账户，专款专用，双方共同完成相关科研项目及其评估。基本做法是我们与香港老师深入村庄跟进驻村社工的实务工作，除了推进驻村工作计划之外，还会在村里住宿几天或一段时间，帮助社工厘清工作思路，答疑解惑，甚至与社工一起入户家访，开展小组和组织社区活动等；每年暑期还会带领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班的学生进村实习七八个星期，云南大学或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生不定期驻村实习。这期间，绿耕行动研究项目经费一般每年不超过10万元，但每个项目都有三年的运作周期，基本上不需要第三方定期评估。因为我们师生团队在相互依赖、彼此信任的前提下开展工作，在行动计划的制订到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与工作员始终相伴同行，项目成果得到资助方的充分肯定。但是，随着绿耕社会工作实践不断深入以及项目点的扩大，也倒逼绿耕理论、实务模式和运作机制的转型。
首先，从驻村工作模式拓展为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绿耕的社工驻村工作模式开创了中国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或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先河。根据笔者十余年来深入中国城乡社区的观察，无论是中国政府的扶贫济困模式，还是国际NGO的社区发展经验，包括当前政府推动购买社工服务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做法，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帮扶”与“服务”模式。这些模式虽然强调“变输血为造血式扶贫”“参与式发展”“扫楼家访”等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但从根本的价值观和具体实务效果而言，并不完全是社区为本的。因为这些扶贫济困的救助、发展和服务模式，从一开始就在双方的互动关系层面预设了“扶贫者-被扶贫对象”“发展者-被发展对象”“服务者-被服务对象”等主客二元的价值判断，尽管人们事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背后的预设，但在现实的扶贫发展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工作者为本”和“服务为本”的一整套实务模式。很难充分调动社区的积极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
反观绿耕十余年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历程，尽管我们在平寨的专业社会工作尝试遭遇到许多挫折，但绿耕坚守至今的“驻村工作”模式、“社区为本”的发展视角和“整合社会工作”的工作策略却成为绿耕最宝贵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依靠驻村工作发育出来的社区组织与契合本土特色的专业工作方法就是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杨锡聪等，2013）。
正是绿耕坚持驻村工作的模式，才使得社工有机会深入“他者”（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村落），当访谈中发现自己有太多的盲点反而倒逼我们尽可能地放下自己城市人的“身段”和助人者的“身份”时，与社区民众打成一片，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在相伴同行的过程中共同推动社区变革。（注②）在绿耕社工长期驻村工作的岁月里，一个“真实”的乡村社区面貌不断扎根在工作员的心里，促使社工用心体会到社区不是简单的科层架构和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有温度的活灵活现的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社会关系；社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空间格局，而是充满权力关系、贫富分化、阶层区隔和矛盾的生命共同体……与此同时，驻村社工也敏锐地觉察到伴随乡村社区的“空心化”，部分城市社区不断衰落，反而将“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群体自力更生的精神激活了，他们成为社区建设的主力军；社工更是清醒地意识到妇女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主导日常生活的能力，她们“守家护土”的主人翁精神，使得乡村再造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绿耕社工渐渐地放下自己城市精英的“身段”和“助人者”的身份，在与社区民众同行的过程中，从社区已有的“优势”“资产”和“希望”出发，坚守社区为本的发展视角，与社区居民共创美好社区与幸福生活。
注②：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工作教育者和工作者下乡，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三同”并与村民“打成一片”才能最大限度地理解村民的生活处境和优势资产等，进而组织村民，与村民共同推动乡村的改变。但要放下自己的身段，尤其是放下自己精英阶层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其实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因此，需要我们时刻反省自己的身份和所作所为是否影响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诸如是否影响有效聆听，是否给村民带来压迫，等等。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知识分子下乡是自我身体和思想的改造，我们被乡土改造得越彻底，推动中国乡村再造的能耐和信心就越大。
如果说绿耕根植于社区的深厚土壤，从“驻村模式”到“社区为本”的专业理念是水到渠成、不断内化的过程，那么绿耕所采取的整合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则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本土化的结果。
其次，从“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社会经济拓展为“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活”的愿景。依靠“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社会经济转型，绿耕逐步凝聚了“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活”的社区工作愿景。2001～2006年绿耕扎根云南平寨（驻村），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等）推动文化与发展项目。当时，我们运用口述史方法评估村民的需求，发育出包括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在内的七个兴趣小组，并与村民一起建立平寨文化活动中心。依托这个“中心”，项目工作员与部分村民编写出版村史，开办妇女夜校，资助小学教育，举办大型社区文娱活动，等等。该项目的总目标是通过社区组织和社区活动，在丰富村落文化娱乐生活的同时，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拾民族自信心。但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却不断遭遇项目目标与村民需求不相契合的困境。例如，在编写村史的过程中，我们多次召集村民开会，强调收集资料的意义，村民碍于情面一般都会参加会议，但当社工不断询问村寨的历史时，他们往往一边推托自己不善讲述，一边请求我们帮助销售农副产品。村民不断强调自己“没钱买化肥”“没钱看病”“没钱交学费”“没钱盖房子”等生计方面的困难。另外，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村民为了赚钱砍树种姜（经济作物），破坏生态环境；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水源污染，土壤板结等。每当面对村民的生计和生态方面的问题时，驻村社工基本上无力回应，工作员挫败感很强。
从2006年开始，一方面是许多村民迫于生计困难纷纷外出打工；另一方面是留在村里的人开始对文娱活动失去兴趣，“中心”日益冷清，这迫使绿耕必须回应村民的生计需求，否则我们便失去驻村工作的合法性。当时笔者的博士论文研究已经深层揭示村庄调整产业结构的市场化开发扶贫模式的失败和“扶贫经营政治”等因素导致村民贫困的现状（张和清，2010）。研究助理所做的“生姜种植与市场销售生计模式”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村民生姜的产业化种植除了受到市场价格的剥削之外，种植过程的砍树和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等造成环境日益恶化。”（注③）
注③：参阅驻村工作员黄亚军的工作日志。
当时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单纯依靠“公司+农户”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扶贫济困模式解决贫困问题，绿耕应该与村民共创一条“生计发展、文化传承、环境友好、社会互助、公共参与”的社区减贫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因此，从2007年至今，绿耕在平寨的社区减贫或生态村建设实验主要从两个方面寻求突破口：一方面，凭借“组织起来”（合作社等）的力量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和销售模式迈向社会经济的整体性变革；另一方面，新启动的生计项目除了强调村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之外，更加重视推广“不用农药化肥的老品种耕作”和“生态文明”建设。
为了支持农民合作组织搞好生态种养殖，绿耕除了继续驻村做好组织与合作生产的工作之外，还派出专人深入城市社区动员消费者的力量，搭建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最大限度地提升村庄合作社社员的劳动价值。当时城市社工做了许多工作，如深入城市社区宣传动员，组织消费者进村体验，启动城乡居民健康食材品尝活动，举办“城乡汇”小农墟，甚至在昆明、广州等地开设公平贸易店，并向会员提供农副产品配送服务，等等。通过多元化的城市社区消费者网络，搭建起“城乡合作”的平台。依托这个平台，通过城乡居民合理议价，将绿耕云南、四川和广东项目点的农村生产合作社的农副产品直销出去，实现“公平贸易”。2007年初夏，平寨互助组的老品种稻谷即将丰收，绿耕召开平寨合作社成员与昆明城市社区消费者议价会，会上村民向消费者公布老品种大米的生产成本（“人工”加“牛工”），并按照“工钱”计算出每公斤红米售价为6.71元，尽管这个价格比当时杂交稻市场价格高出近3倍，但消费者愿意尊重劳动的价值，承诺按照这个价格与村民直接交易，很快，昆明的第一批消费者与平寨生产者完成了“公平贸易”。此后，广州、成都的项目合作伙伴陆续与消费者以“公平贸易”的方式直销平寨合作社生态种植的农产品。据统计，从2007年11月24日“首届平寨老品种谷子交易会”（昆明美丽家园小区）到2014年10月“平寨生态老品种谷子丰收节暨世界粮食日庆典”（平寨“中心点”）的7年时间，平寨50余户合作社社员的老品种谷子“公平贸易”交易的现金总收入超过100万元。
2011年绿耕正式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了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此时的绿耕已不再是单纯的“师生行动研究团队”，而是合法的省级社会工作发展机构。此时，无论是项目点的数量，还是项目的广度和深度都要求绿耕在发展理念和方法上进行转型。从2007年开始转型，至今绿耕在转型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仍是对绿耕人的严峻考验，也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必经之路。一方面，作为一个专业社工团队，绿耕只有坚守“驻村”和“社区组织”的工作模式，才能与社区民众共同面对生计、生活和生态等方面的考验；另一方面，绿耕只有在城市建立稳定的“城乡合作网络”和“公平贸易”的销售平台，才能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在共生、共好、共赢的美好社区而免受资本剥削和过度市场消费的侵扰。但这样的理想愿景，也会受制于主流物质主义与城市消费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限制，导致绿耕“难以招收驻村工作员”“村民为钱合作”“农村生产与城市销售不稳定不平衡”“教育与意识提升工作相对滞后”等方面的窘况。但过去15年的实践不断证明，绿耕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探索之路是正确的，绿耕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是扎实的。从前期立足社区的“文化与发展”行动，到之后依据政经形势的变化推动社区“经济与发展”的尝试，充分说明绿耕契合公共参与、文化传承、社会互助、环境友好、生计发展等“五位一体”的社会经济的探索是可行的。
我们早期将“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尝试称为“另类经济”的实验，笔者也曾以“契合文化与发展的社区自主经济”加以概括，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又以“通向社会赋权的社会经济实验”为题突出强调绿耕“城乡合作”的社会经济实验是致力于“社会世界”的赋权——推动社区政治上更加民主，经济上更加平等。近两年绿耕又将自己愿景中“可持续生计”的定位修正为“可持续生活”，这说明在理念层面我们始终相信绿耕所推动的生计项目不单是为了满足村民赚钱的经济目的，事实上“生计”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面向，而我们所说的美好社区和幸福生活是一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对于社区居民而言，幸福生活除了体现在物质利益层面的生计发展之外，更应该表现在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民主参与、文化认同、社会互助和生态友好（张和清，2016）。因此，绿耕的愿景是与社区居民共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社区可持续生活。
二、绿耕理论与实务模式的本土化建构
过去30年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轨迹是“教育先行，实务滞后”（孙立亚，2006），而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及实务的发展路径是依托中国港台地区（主要是香港）作为欧美国家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转运码头”，从港台地区直接引进翻译教材和课程体系，培育一大批社会工作教育者。例如，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不仅培养一大批国际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学科带头人，而且利用课程实习的契机在中国大陆城乡社区建立各种专门的社工服务的实务基地（农村、城市、青少年等），这些实习基地陆续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重镇。
正在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基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从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支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开始，中国政府强力介入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及其实务工作，尤其是从2008年“5·12”汶川地震至今，我国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工作大发展”的局面。与专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基本相似，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服务一方面依靠大专院校课程及其人才的支撑；另一方面从港台地区甚至欧美国家直接引进专业服务模式，逐步形成以“三大方法”“服务为本”“临床辅导”等功能主义取向为特色的专业实务发展模式。
所幸的是，绿耕作为中国农村和灾害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及教育的重镇并没有局限于“三大方法”“专业服务”和“临床社会工作”等专精的理论范式之中。如前所述，15年来，绿耕将国际社会工作的先进理念方法与本土化的社区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逐步提炼总结出“‘五位一体’幸福生活”愿景。“驻村工作”模式、“整合社会工作”“社会经济”“社区组织”“能力建设”“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文化行动”等实务策略。除此之外，基于汶川“5·12”灾后社会工作的经验教训，我们开始重视社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将“环境社会工作”纳入绿耕的实务内容，并提出“环境友好”的社区社会工作。
秉持“扎根社区、精耕细作、培力弱势、彰显公义”的绿耕精神，在理论与实务模式的本土化建构方面，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将西方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植入”本土社区进行大胆探索
2014年墨尔本世界联合社工大会对社会工作的定义是：“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是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基于社会工作、社会学、人类学和本土化知识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使人们致力于解决生活的挑战，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这个定义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工作的本质及其知识体系，包括价值观、理论和方法三方面的内容和关系（图1-1）。
图1-1 社会工作知识体系
这个定义之所以引起了绿耕人的共鸣，是因为从云南平寨的专业实习开始，我们就坚信社会工作“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早在2003年，正当我们在平寨推动农村社会工作本土试点工作时，笔者在撰写文章《知识哲学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课程的实践属性——人文-实践取向的专业课程设计》中就指出：
当我们检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课程设计时，面临着工具理性控制越来越强，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课程体系是分割的而不是整合的局限性。这其中有许多两难处境：一方面，在很多时候，我们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建构只停留在观念或意识上，专业课程缺乏实务教学，特别是缺乏在实践中反思适合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教育；另一方面，即使做了一些实务工作，大部分也是到机构“走马观花”，以研究者或专家对研究对象或案主的主客二元视角观察和认识服务对象，缺乏平等对话、理解与参与的实践过程。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生只是学习了一些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背诵了几条伦理守则或概念陈述，很少有机会在实践中反思书本知识和相关的助人概念、模式和方法技巧等，更少有机会在实践中反省自己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理解，或是在实践中体会个人存在的道德性，当然也就很难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内化到自己的人格里，或将认同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体现在行动中。
上面这段话强调社会工作教育的实践属性，也同样适应于具体的社会工作实务工作。社会工作不仅要实践，更要在实践中反思，反思社工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是否平等，反思工作者是否将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和方法内化、“走心”，并付诸行动。
反观绿耕15年的社会工作实践历程，正因为大家认同专业的实践属性，我们才始终行走在“民间”，“驻村模式”一直延续至今。我们“驻村”为了什么？是为了“体察民情”并与社区民众共同行动，推动社区变革。
当我们对社区的基本情况越来越熟悉，与社区民众“打成一片”之后，那些被教育“植入”的公平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多元文化等价值观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会基于村庄现实状况和老百姓生活的挑战，形成期望改变社会现状的理想和愿力——为弱势群体“增能”，推动“五位一体”的社区可持续发展。
在价值观和愿景的指引下，我们“植入”许多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用于本土村庄尝试，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教训。例如，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方法认识社区，建立信任关系，深层次理解“民间疾苦”；与此同时，我们从优势、资产和能力建设的视角出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这些基于社区内部“主体性”发展的理念、理论和方法，有助于突破乡村社区长期依靠外来者解决问题的被动发展及其提供服务的模式，得到社区民众的积极响应。
2001～2006年，绿耕运用“能力建设”模式进行农村社会工作探索。作为起步，当时的目标很简单：扎根农村社区，发挥农民所长，改善农民生活。用社会工作的语言就是“以地区发展为本，建设农民的能力，达成以人为本的社区发展”。从2007年至今，与第一阶段不同，我们不得不承认生计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只有为社区居民奠定持续稳定的经济基础，社工才有条件凝聚社区的人气。相反，如果社区成员外出打工流动性太大，社工根本没办法进行社区组织工作；而且，单纯强调文化保育或性别增权等理念，亦不可能凝聚村民持续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所以，在村里建立一个以改善生计为前提，搭建村民关注不同层面需求的平台，成为我们此一阶段工作的重心。实践证明，以单一目标（例如文娱活动）推动农村发展效果有限且缺乏持续性。因此，深切体会村民日常生活不同层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联性，从而推动整合性社区发展成为我们工作转变的核心。
从上述绿耕专业社会工作“植入”本土实验的过程来看，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移植过程并不是照搬照抄的做法，而是立足于我国本土处境不断反思的历程——既反思中国的社会文化处境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与实务模式的本土适应性，也反思社工自身的专业身份和所拥有的知识（方法等）是否会对当地民众造成压力和不适感。
（二）行动过程的本土化反思与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模式
正因为绿耕坚信社会工作的实践本质，促使我们更加坚守行动研究。遵循绿耕的历史传统，绿耕人对社会工作理念、方法的学习过程是在理论与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不断内化和用心“体会的”。（注④）正如笔者在《知行合一：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历程》一文中所述：
社会工作是“从心开始”的一个专业、职业或事业，社区工作必须“用心去做”。一名合格的社区工作者，首先要有慈悲心怀，目睹社区民众的疾苦时，会揪心，会生发慈悲心和同情心，这就是所谓的“心动”。只有当社工有能力目睹到“小老百姓”生活的疾苦时，才会调动学习者的情绪和愿望，激活学习者社区工作的感受力，促使其“心动”。当社工对老百姓的现实处境“心动”的时候，那他对人心的冷暖和人性的善恶就具有深层同理（感同身受）的能力，由此一定会萌生出期望众生离苦得乐的情怀和社会行动。而社区工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行动去落实社会公正。无论是“用心去做”，还是“心动不如行动”，都是强调当社工感受到人间的疾苦时，必须以实际行动去改变现实，而且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但在“心动”与“行动”之间还有一个核心环节——社会学的想象力。如果忽视社会分析的想象力，或者不具备这种能力，就会造成行动“有心无力”（只是“愤青”而已），或者行动的动力和后劲不足，经常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行动，更不清楚行动应该带来怎样的社会改变。首先是促使学习者“心动”，进而产生改变社会的愿力；其次是希望通过强烈的现实处境，激发学习者社会学的想象力。实践的感受力是人们受到社会现实状况的刺激后所产生的感性认识能力，包括希望改变现实的愿望等；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建立在实践感基础上的理性的社会分析能力，只有这样才有改变现实的行动力（张和清，2015）。
注④：笔者认为“体会”是运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对社区民众的生活处境感同身受（深层次同理）进而生发的期望众生“离苦得乐”的愿力，并全身心投入社会改变行动的过程。由此可见，“体会”与“学会”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不能相提并论。
社会工作从“实践的感受力”到“社会学的想象力”再到“改变现实的行动力”是知行合一的过程（图1-2）。
图1-2 “知行合一”循环图
对照绿耕理论与行动的历程，尽管很难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但我们的社工行动始终坚持知行合一的循环往复。15年来绿耕人一直扎根于中国边远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区”），社会工作者不仅是直接驻村工作，而且是长期（少则两三年，长达七八年）扎根乡村，与村民相伴同行。每一位驻村工作员都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她们将自己的青春热血与村庄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几乎每一位工作员都与村民建立起“一起过日子”“共同战斗”般的感情。根植于底层、油然而生的心力和愿力，不仅深层同理村民日常生活所面临的挑战，而且想方设法与他们一道寻找生活的出路（“一起活出来”）。
当然，行动者都应该明白，只有热血、同情心和愿望是不够的，要想真正推动社区的改变，必须具备理论的武器。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注⑤）
注⑤：参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第296页。
绿耕作为一个行动研究的团队，最初驻村时我们就抱着一套源于西方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期望将一些自己相信的价值理念、理论知识和实务方法运用于本土社区实践，从而带来社区的改变。幸运的是，绿耕其中的两位创始人古学斌和杨锡聪是来自香港的老师，他们不仅有系统化的西方社区发展的理论训练，而且很早就在江西、贵州等地从事农村发展（“减贫”）工作。他们把“扎根社区”“文化与发展”“口述史社区评估”“能力建设”“小组培育”等社工与发展的知识带进村里进行本土化实验。他们既具有丰富的中国本土社区发展经验和“内地情结”，又践行能力建设和“学习者为本”的做法，因此绿耕非常重视理论与本土实践的反思批判。
现在我们可以将绿耕过往15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概括总结为“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和“整合的社会工作”两个方面。
“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是绿耕社区建设的方向。社区社会工作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区为本的理论视野（第二章），二是社区发展的主要实务理论（从第三章到第十章）。在绿耕“社区为本”第一表现在工作员扎根社区，深层理解社区居民的所思所想及其生活的困境，致力于再造社区的幸福生活；第二，我们应该站在“社会学想象力”的高度，对社区问题进行历史性的社会分析及反思，最终的社会根源探索必须回归社区日常生活，通过与社区民众的共同行动，以期能够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第三，我们应该基于社区内部的视角，而非外来者帮助社区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通过挖掘社区的优势、资产和能力等，与社区民众共同推动社区改变。因此，绿耕借助的社区发展实务理论，诸如优势视角、资产建设等都是致力于通过激活社区的内部力量，再造美好社区，从而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整合的社会工作策略”是绿耕开展社区社会工作的方法。之所以倡导整合的工作方法，是因为任何单一的或固定不变的方法都无法应对社区居民所面临的千差万别的生活挑战。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社会问题的多样性、本土助人互助方法策略的丰富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因地制宜，不仅价值观、理论需要本土化和涵化，而且方法策略更需要在变幻无常的社会工作情境中加以创造性地运用。
下面笔者尝试勾画出绿耕15年来社区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逻辑框架图（图1-3），帮助读者深入理解绿耕如何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及其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运用。
图1-3 绿耕理论与实务逻辑框架
从这个框架图可以看出，绿耕的社区社会工作实验无论是理论视野、实务理论，还是具体的策略方法，基本上移植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务模式，尽管我们提及“扎根社区”和“传统本土社区工作”方法，但在实际的运用方面也是零星地借用，并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和梳理。
英国著名的社会工作理论学者Payne（1995）在其名著《当代社会工作理论：批判的导论》一书中提到：“这是一种本土化（indigenisation）与涵化（authentisation）之平行过程，前者是将重要的概念转换成适合当地情况，涵化则是将本土之概念与外来理论结合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架构……”Payne同时指出：“当本土化与涵化发生时，研究原始的理论及其调试的方式，将有助于分析这些理论用于其他文化的过程……”
毫无疑问，绿耕的尝试是西方社会工作“植入”中国本土化的探索过程——绿耕在十余年中国城乡社区社会工作的实验过程中，已经自觉地将许多专业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社区为本）、实务理论（资产建设等）和方法策略（组织及能力建设等）转换成适合或契合当地处境的一整套理论与实务的逻辑框架，将上述重要概念与当地文化情境结合起来进行反思批判并持续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加以创造性的运用。这样的本土化探索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绿耕的探索只是零星地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概念和本土文化做了初步的结合（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是这样的尝试），还没有将外来理论与本土概念相结合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架构，更没有探究“原始”助人自助的理论（本土文化概念）是什么，它们如何在本土文化处境发挥作用，尤其是当与西方理论相遇时的涵化问题等。对这些核心问题的探索，将成为绿耕今后行动研究的难点和重点。期望本书能够开启绿耕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涵化研究的新航程。
（三）本书的内容和适用范围
基于绿耕理论与实务的逻辑框架图，本书由十个章节和一个后记组成：第一章和第二章由张和清执笔，第二章“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是点题之作。作者是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具有15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及灾害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本章的中心思想是面对全球化中国与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部分城乡社区日益衰败的现实，中国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是推动社区为本（community-based）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社区社会工作的具体目标是重建城乡社区居民的生计、社会文化生活和生态，达至公共参与、生计发展、社会互助、文化认同、环境友好“五位一体”的美好社区和幸福生活。
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社工教师杨锡聪先生，他具有近20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及督导经验。这两章基于社区发展的实务理论，分别从“资产”和“文化”行动的角度讨论社区社会工作的行动理论。
第五章由绿耕城乡合作网络负责人、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万乙晔执笔，她以自己在绿耕最边远的云南东北部村落的性别与妇女赋权的参与式观察及实务经验出发，讨论赋权与性别平等的实务理论。
第六章由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吴丽娟执笔，她从复旦大学社会工作本科阶段开始就深入绿耕云南项目实习，之后在广东农村和城市网络实习，作者以研究者和环保践行者的身份撰写了环境社会工作的论文。本章从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入手，系统阐述了环境问题背后的“结构”“价值观”和“市场化运作策略”三大社会根源，并简述了绿耕的应对策略和遭遇的困境。
第七章由机构法人、中山大学社会工作博士生闫红红执笔。案例运用“扎根社区”“组织与能力建设”“资产建设”“社区参与”等社区社会工作的四个实务策略系统展示绿耕在从化仙娘溪-乐明项目中从组织培育到社区增能的曲折历程。作为从化项目的子项目，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刘蓓以自己长达三个月的实习和实务研究经历，在第八章中通过绿耕乐明村“青梅小组”的案例向我们深层描述和分析了农村妇女赋权的社会工作实践。第九章“以儿童为切入点建设互助共融的生态村”的案例作者是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廖凤莲，她以实习生和研究者的身份协助驻村社工在绿耕西南少数民族村寨工作。本案例描述了绿耕社工从儿童（个体）切入社区工作，逐步组织妇女小组，再推动整村改变的复杂过程。
第十章也是本书的最后一个案例分析由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钟耀林执笔，作者也是岭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教师和广东湛江尚义社工中心的创办者。该项目是尚义社工与省妇联合作“集思公益”项目“从妇女互助组到社区营造”的子项目。项目的特色是省市妇联资助，尚义社工与村支两委合作在妇女组织与资产建设的脉络下重拾妇女的主体性，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本书的后记由绿耕现任总干事黄亚军撰写，他凭借自己身处绿耕十余年（其中连续八年在云南平寨驻村）的情怀和历史责任感，梳理了绿耕精神，并基于绿耕当前的内外部环境状况，清晰地阐述了绿耕转型的必要性和愿景。
本书是第一次全面系统梳理和总结绿耕15年来中国城乡社区社会工作（尤其是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经验的专著，权当作为绿耕人历史经验传承、实践知识学习、反思批判和身份认同的“教科书”；同时本书也适合作为国内外大专院校社会工作学生的理论与实务的参考教材；也可以作为各级政府部门、社工机构、群团组织、公益慈善机构等在职人员有关“社区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社会治理与社区再（营）造”等课程的培训材料及教材。
我们常常把社区社会工作称作社区为本（community-based）的整合社会工作，之所以这样定位，是基于15年社区工作的实务经验和理论累积以及当前中国从社区衰败与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判断。首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购买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赋予了专业社会工作在关注民生、发展社会保障、实现社会公正等方面更多更重要的社会职责。其次，从国际社会工作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源于欧美“睦邻运动”传统的社区社会工作从源头起就是扎根“贫民窟”，与社区居民共同解决贫穷与自信心低落等社会心理问题的工作（Johnso，1998）。因此，专业社会工作者扎根城乡社区，在与社区民众相伴同行的过程中推动社区居民安居乐业并满怀信心地工作和生活，这应该是社区社会工作的历史使命。
在笔者看来，社区社会工作既是方法论，也是具体的实务模式。从方法论而言，必须坚守“社区为本”的理论视野；从实务方法而言，应该采取“整合社会工作”的方法策略。
一、 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
反思多年城乡社区工作实践和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是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因为伴随中国许多城乡社区逐渐衰败的现状，许多社区居民“安居乐业”和“自信心”的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社区的农民工、流动儿童、低保群体与农村社区的留守农民，尤其是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群体面临的最大困扰除了生计、生活的困难和居住社区“脏、乱、差”之外，就是社区里人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紧张，许多人自信心低落。
（一）全球化中国与社区衰败
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资讯等方面深层次地卷入全球化的轨道，也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同时，许多传统乡村社区消失或者日益“空心化”，城市社区也产生了庞大的边缘群体——农民工；消费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及高科技、资讯等方面与国际资本的接轨，深刻地改变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许多社区居民成为“消费积极分子”（王宁，2010）；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几乎使大多数中国家庭背上沉重包袱从而失去发展的动力；许多竭泽而渔、唯利是图的发展模式造成自然与人为因素叠加，频繁诱发各种灾害，特别是灾害中的人为因素（“人祸”），带给许多社区民众巨大的伤害……在中国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贫富两极分化是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张和清，2012）。
那么，在国家崛起的背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城乡社区日益凋敝的现状及其社会根源是什么？
1.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许多城乡社区居民仍然处于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生计和生活面临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绝对贫穷的问题。根据官方统计，2014年在中国县以上的城市社区生活着超过2.7亿农民工，185万城市低保人口，超过6100万留守儿童，3500万流动儿童，超过5000万留守妇女，超过5000万留守老人。他们面临的最大困扰是生计与贫困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记者会上曾提到：“春节前，我去中国西部一个农村，连走两户人家，一家母子二人，住在四面透风的破瓦房里，儿子40多岁了，因为穷还没有娶上媳妇。再到另一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学生，但是他的妹妹为了让哥哥更好地念书，春节还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我看了确实很心痛。”李克强还指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近2亿贫困人口，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城乡社区之所以依然存在数量惊人的绝对贫困人口，是因为在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浪潮中，农民工与农民作为产业链底层的劳动者，遭受了资本与市场的剥削，这是资本对劳动异化的结果（潘毅，2011；张和清，2012）。
第二，消费主义与相对贫困的问题。如果说许多底层劳动者生活困苦是绝对贫困问题，那么大多数中国人感到“钱不够花”而自认为是穷人，就是相对贫困的问题。“钱不够花”首先表现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想要更多”的物质欲望日益主导着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导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相比少数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大多数社区居民其实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总感到“钱不够花”，相对贫困的感觉日益强烈。其次，在主流社会“追求更多”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拉动内需”政策的刺激下，大多数城乡社区居民加入“炫耀性消费”和“超前消费”的行列，在海量的消费支出面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囊中羞涩”（埃尔潘，2005）。许多人被“穿戴名牌”“请客送礼”“住大房子”“开豪车”“频繁更换手机”等奢侈需求所困扰，他们为了所谓的“人前显贵”，不惜省吃俭用牺牲基本的需求，甚至找朋友借贷、刷卡透支，等等。这种由消费主导的生活方式，不但刺激人们的物质欲望持续膨胀，而且还不断强化人们贫困的感觉（张和清，2012）。
第三，文化偏见制造贫困的问题。许宝强认为：“如果贫乏的文化造就了贫乏的经济论述和想象，那么，贫乏的经济论述也会反过来制造令思想变得更为贫乏的文化偏见”（许宝强，2010）。联想到30年来最著名的经济论述和想象：“发展是硬道理”，“财富中国=成功中国=文明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论述和文明成功想象，源于改革开放后的贫乏文化想象——先是“一穷二白”，后是“赢尽财富”，但“这些文化偏见往往能够结合本地的一些片面现实，以及特定群体（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趣味，并非无中生有的谎言，正因如此，它们才有生命力，才能够为社会主流接受，成为一种共识”（许宝强，2010）。结果，在“一切向钱看”的经济发展洪流中和“财富等于文明”的文化偏见中，“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贫困的文化标签还制造了“穷人素质低自身不努力”的社会偏见。
笔者曾在《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一书探讨过文化偏见与贫困的关系。以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为分析个案，展示了这个村落如何从“没有贫困观念”发展到“逐步内化自己是穷人”的权力文化建构过程。书中提到的“槽区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简朴而闲暇的生活，但在国家救济式扶贫的浪潮中，他们逐步被建构成“原始落后”（“水电路不通”）的少数民族；在90年代的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开发式扶贫的过程中，他们又被建构成“贫困落后”（“绝对贫困”）的少数民族；而进入21世纪前后开展的智力扶贫过程中，他们逐步成为“愚昧落后”（“素质低下”）的少数民族。这种“原始落后”“贫困落后”和“愚昧落后”的文化偏见，不仅塑造了“槽区人”“等、靠、要”和“不思进取”的负面形象，而且不断强化了他们贫困的感觉和民族自卑感（张和清，2010）。
第四，权利缺失性贫困。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资源与能力缺失”的观点（阿玛蒂亚·森，2002），当前中国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甚至过度产业化，造成城乡社区的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农民与农民工等）相关权利的缺失，再加上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平，严重损伤了边缘弱势人群的能力和抗逆力，不断出现“因教致贫”“因病致贫”等社会现象。
2.伴随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一些城乡社区出现公共场所私有化、民主选举形式化，文化遗产商业化的社会现象，严重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社会互助和文化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城乡社区的公共场所逐步商业化和私有化，许多公共场所要么被公司企业、商业会所“占领”，要么被高大楼盘、公司总部“挤占”，许多“街心”好不容易建成一个花园绿地，却又成为形象工程。一些乡村的公共场所被私人承包经营，老百姓缺乏公共交流的地方，许多村委会和居委会选举流于形式，社区自治受到挑战（张和清，2010）。
现如今，“商业会所”“高大楼盘”“形象工程”“工业园区”等现代设施替代了社区民众的物质家园，随着大片土地和家园的消失，传统社区的历史文化遗产被连根拔掉，人们的精神家园也不断失守，造成城乡居民社区感的不断丧失，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社会心理联系日益断裂。据笔者的观察，对许多老百姓而言，目前的社区仅仅是他们临时居住或不得不住的地方（地理单元），在这样的社区，人际关系彼此疏离，公共空间支离破碎，居住环境“脏”“乱”“差”。
每当看到一座座遗留古迹被铲除、大片良田变成高大楼盘，笔者都会感到痛惜。表面看来，摧毁的是遗留古迹，究其实质，摧毁的是老百姓的土地、家园和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表面看来，摧毁的是传统文化，究其实质，摧毁的是普罗大众内心深处的历史文化认同和自信心。安居乐业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和生存伦理，而自信心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健康。当老百姓居无定所，没有稳定的生计来源时，他们内心深处必定充满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当这种负面情绪达到极限时，他们就会采取必要的“生存策略”向社会讨回公道。
3.30年来GDP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投资拉动内需的跨越式增长模式，消费主导的城市化生活方式，已经造成中国社会人与环境关系的“新陈代谢断裂”
“新陈代谢断裂”是马克思生态理论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用这一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和人类生产劳动所造成的异化。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模式，不断追求GDP增长和资本增值，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与环境的双重异化”（福斯特，2006），结果人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已经深刻影响到社区居民的生计与可持续生活。近年来，各种“天灾-人祸”的生态灾难比比皆是。例如，内蒙古煤矿塌陷毁坏草场，危及牧民生计；河北张家口采石场粉尘污染导致农作物颗粒无收；众多癌症村集中暴发；北京“PM 2.5”爆表；上海江河死猪漂浮等生态危机事件不断被曝光，这足以说明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经断裂。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雾霾更多的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他还谈道：“管你什么和谐社会，管你什么纲领，人最关键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
编辑：刘星宇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