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me too”运动让我们看到了很多NGO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也不能幸免于性骚扰。无论作为被害人还是加害人一方，性骚扰都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而 “性骚扰”的公共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公益机构品牌形象的打击也可能是致命的。
于是很多NGO和社工机构开始反思并纷纷开始建立机构的预防性骚扰机制甚至推动性别平等机制。
然而更细致地看，目前能够看到的预防机制和措施，聚焦点都放在了管理人员对下级（泛指工作人员、实习生和志愿者等），以及员工对服务对象之上。
但其实如果真的要分析性骚扰发生的概率，除了机构内部和对服务对象的性骚扰外，很多机构之前都曾经发生过服务对象性骚扰工作人员的事件，但是很少有机构设计了从员工角度出发的性骚扰防治机制，而更多是防范员工如何不要性骚扰服务对象。
类似的事件为什么同样也似乎难以启齿？甚至可能比充满正义感地讲述被上级或权威者性骚扰更加困难？是不是因为我们都预设了服务对象是弱势？还是预设了服务对象对服务者的性骚扰，需要服务者自己去应对？
在对“性骚扰”的多样定义中，有两个核心定义已算公认，其一是涉及性，其二是具有权力关系。
然而权力关系并不仅是一种固定的“上下”或“强弱”，权力关系也可能是一种“道德绑架”或“潜在威胁”的关系。我们在实践中发现，社工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也可能存在这种权力关系。案例分享
我曾经协助机构处理过一个服务对象性骚扰工作人员的事件。
确切地说，这个同事并没有被“特定”的服务对象持续骚扰，而是因为她的工作内容，经常要接触到男性服务对象。
她每天出入服务对象聚集的场所做外展，通常都需要叫上一位同伴最好是男性一起。
但即使是这样，她还是不堪于某些服务对象的言语骚扰和眼神注视。
在她终于忍耐不住对团队讲出自己的困扰后，团队其他人却并不太能够接得住这样的“投诉”，何况，机构之前也并没有类似的机制来协助她处理这些困扰。
于是团队只能提出了几个改进建议：
首先是尽量找一些男性实习生协助她工作；
其次是建议她当面对服务对象表达不满和拒绝；
再次是建议她增强“抗骚扰”能力，比如装作听不懂黄段子或者比黄段子更黄……
但是类似的情况仍然持续发生，以至于影响到她对这个岗位的工作动力。
而团队也出现了窃窃私语的声音，似乎被性骚扰成为了这个同事的“问题”：
– 她是不是比别人更敏感？
– 这些男性是因为阶级地位而无法获得性的满足，而作为服务者的她是不是不够同理服务对象？
– 如果势必这个工作服务的主要就是男性，那她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个岗位？应用戏剧方法下的深入探讨
眼见这个问题走入了个人化的泥潭，于是我们共同决定使用应用戏剧方法，来协助团队一起来深入讨论。
在使用“坐针毡”的阶段，团队的其他同事也问出了不同角度的问题：
– 是不是她真的比别人敏感？为什么别人不觉得是性骚扰而她会觉得不舒服？
– 我的成长过程中，男性的目光为什么就会让我不舒服？
– 被性骚扰的感受，是否阻碍了社工更好地去开展服务工作？
–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对方是因为社会结构压迫而无法找到老婆，我还是难以咽下被骚扰的不舒服？难道真的很难去同理？
– 贫穷的男性不能解决正常的生理需求，讲讲黄色笑话，我们有的时候也觉得很尴尬，但是没有特别觉得不能接受。
– 实在听不下去，觉得自己接受不了就直接装作听不到或者走开，但是如果要当面让对方住嘴确实不好开口，毕竟还要维护住社群关系。
– 我们之前确实也有考虑过是不是就让男同事来负责这块工作，但是男同事少，也是确实存在的现实情况。而且，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吗？好像预设了男性服务对象就是潜在的骚扰犯？
– 其实也考虑过怎么协助被骚扰者处理，但是也没有特别好的想法。
–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同事怎么这么麻烦？为什么别人都不觉得骚扰？当然自己也知道这样想不对，被骚扰不应该是受害者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忙起来就觉得她怎么这么敏感，是不是不想干活？
类似的问题和回答，现场也因为我当时的协作能力有限而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不过至少这次对话让团队彼此能够更开放地讨论和面对这个议题了。
之后，该同事仍然在继续从事这个岗位的工作，尤其当她终于能够直视言语骚扰的中年男性服务对象，让他停止讲这些黄色笑话后，她也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应对类似情况了。
经过一段时间，团队共同培养了一些服务对象男性骨干，甚至还开设了性别平等的学习小组。类似的性骚扰情况虽然还可能发生，但团队和同事已经具有了相应的应对意识和能力。
这个案例可算是比较“典型”的日常事件，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们经验里，社工会面临的服务对象性骚扰通常都非常“日常”，但它累积起来的杀伤力不亚于激烈的冲突。
从案例中我们看到，社工应对来自服务对象的性骚扰，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顾虑：
– 自我的怀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或者误解？为什么只是我？为什么我没有能力拒绝？是不是我还不够能力去建立“专业的关系”？
– 对团队的期待与疑问：我可以找谁倾诉、见证和帮忙？如果没有人理解，是不是团队觉得我能力不足，或是团队不在乎我？
– 对服务关系的担忧：防性骚扰的攻略都告诉我们要“言辞拒绝”，但对于社工个体来说（尤其目前女性居多），如何处理服务关系也是重要考虑。
在社区工作情境中，年轻的社工往往会害怕拒绝服务对象的普通请求，更遑论性骚扰很多时候还需要被骚扰者自己证明“行为的真实性”。
“酒后摸摸小手”这种乡村工作的“常事”如何应对？掀翻酒桌式的拒绝恐怕不是所有社工机构都能接受的“破坏”。社工如何应对？
所以哪怕在这个粗浅的，泛泛的分析中，就看到社工个体在面对服务对象性骚扰时，脑中闪过的很多考量。
而从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如果做到如下几点，有可能让社工在应对类似情况时，更有力量和转化的可能性：
1. 在团队内，开放一个安全的群体空间来开启对话，让被骚扰社工感受到团队愿意正视她的感受和经验，而不是一味否认她的感觉是“个人太敏感”等“个人化”甚至“伪问题”。
案例里的同事说后来才理清楚，其实虽然这次对话过程没有给她明确的“答案”，但却让她发现自己的不舒服不仅在于被骚扰，同时也在于“说不出来”。
这个说不出来，一方面是团队的氛围让她觉得自己会被评价，似乎是她不够同理或体会服务对象的处境，也害怕最后还是要自己去“消化”这些困扰。
另一方面她自身受到的社会工作训练也在对她提出质疑，仿佛服务对象“天然的弱者地位“不应该让她产生被骚扰的感觉，而这样的被骚扰感受是不是在证明她自己不够“社工”或者“专业”（毕竟社工教育中反复强调的“专业关系“似乎也是为了避免因服务产生的不良后果）？
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团队愿意正视她的感受，并且愿意让她把这种“经验”倾诉出来，并且在她愿意的情况下，协助她一起来看自己的感受究竟来自何处。
毕竟，性骚扰并没有清晰的定义或者界限，但如果连说都不能说，则社工也会感觉到自己在团队眼里的价值被贬低了。
2. 提供一个团队共同来表达各自不同意见的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够说出自己的困惑和问题，也让彼此能够看到不同的角度。
团队其他同事对于来自服务对象性骚扰，其实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观察和看法，但是碍于“政治正确“或者社会性别概念的模糊，大家都不太敢说出自己心里的一些困惑和问题。
而一旦可以暂时放下顾虑，通过”演戏“的方式来表达，无形中也是一个出口和契机，让每个人在模糊地带的部分能够呈现出来。
而只有“偏见”被呈现出来，才有对话和转化的机会。
在这次讨论中，我们触及到了很多平日不敢拿出来谈的议题，比如服务对象的性需求和满足、社工如何看待服务对象完整的面貌而不只是”可怜的“部分、社工如何能够在服务中更立体地体会服务对象处境，但同时也有权利保留自己的底线等等。
当我们一起”撕开“平日那些不敢碰触的部分，才有可能更往”人在情境中“深入一步。
3. 让被骚扰者也有机会回看自己的一些经验，而不仅是模糊地使用刻板评价来框定自己。
因为用了戏剧的方法来“重演”当事人所经历的过程，这个外化也让被骚扰者得以跳出来，回看自己的经验。
但即使不再用戏剧手法，也需要协助当事人去分析自己的感受，而不只是限于“受害者”这个评价。
我们设想，如果能够协助被骚扰者去重新描述和型构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也许就可以找到不同的解释和改变的方法。
在这个案例中，被骚扰的同事也看到了自己成长经历中，对男性和性的一些成见，这些是之前她没有意识到但也无形中影响她生活与交友的部分，也在亲密关系的建立中产生过一些影响。
认知心理学指出，人们可以从重构创伤经验中，找到自身疗愈的力量，而不只是把创伤掩盖起来自我设限。
当然，在一些比较严重的性骚扰或性侵案例里，当事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有力量再去回看经历，这个部分也需要谨慎评估。
4. 促使团队形成一个机制，让无论来自哪一方的性骚扰都成为能够谈论和投诉的体验而非禁忌。
这个部分在此次案例中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完成，但至少在小团队内部打开了谈论和投诉的空间。
这个案例也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一直对类似的情况有所留意。
但是我也发现，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时空，且特别地拿出性骚扰这个议题来讨论，大多数的社工同事并不会主动提出这个议题。
但如果能在员工培训的内容中，机构就能有意识地讲解这样的投诉机制和支持机制，则社工在真正遇到类似情况时，也会感觉到自己更有底气和求助渠道。
目前社会工作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深入到乡村和城市社区的专业职业，在一线服务的过程中，社工机构需要建立一些基于社工安全和发展为出发点的预防和处理机制。
具体在性骚扰预防与投诉机制的建立过程中，机构和团队也需要考虑到社工会面对来自服务对象的性骚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社工也会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当机构和团队能够提供一个安全、开放和支持性的空间给受骚扰者，则有可能让团队和同事都有机会增强面对性骚扰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编辑：吴贤亮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