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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抑郁症将在2020年成为全球最为流行的疾病之一,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

近年来中国的抑郁症人数在上升,但在国际比较上,为什么中国的抑郁症患病比例(终生患病率)如此之低?

为回答此问题,本文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抑郁症的产生进行了关联解释,并通过检视医疗社会学中各派方法的优劣,提出“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目前,“抑郁症如何产生”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医学和心理学领域:

1、医学方面,主要研究外在压力所引发的大脑病变、遗传基因及荷尔蒙的改变如何诱发抑郁;

2、心理学方面,主要以“性格—压力”视角探讨某些性格(如抗压性低、依赖心重等)遇到较恶劣的环境压力为何较易引发抑郁。

这些研究视角强调基因、荷尔蒙或心理微观的内因解释,忽略了对社会诸环境因素的细致解释,粗糙地将外因全部归于“压力”。国内研究抑郁症的文献大多出自心理学、社会工作及医学等领域,研究重点主要在如何改善患者的病情上,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抑郁症如何产生”的文献十分罕见,且少有的著作也没有系统地提及全球化与抑郁症的关联。

鉴于抑郁症在中国流行的现况和相关研究现状,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社会结构与医疗体系发生剧烈变化的社会背景,本文试图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来建构“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以此阐释中国抑郁症患病率偏低的原因。一、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

(一)新社会结构与工作形态:

时空剧变下的全球化使资本在WTO架构下可跨境流动进行全球布局,各国贸易往来频繁,人们的时空感受发生了巨大转变。

1.空间剧变下的抑郁症

(1)不确定感加剧

弹性积累使追求稳定职业生涯及长期支薪的劳工数量愈来愈少,短期劳工的短期合同带来不确定感,易面临失业,怕被革职,时常为下一阶段担忧,存在更多不安稳的状况(Jessop,2002),如果压力过大或个人应对压力的能力较弱,情绪与行为容易失控,忿懑情绪常通过暴力发泄出来(Gelles,1999)。在此过程中,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与儿童,易成为受害者,进而影响其精神健康。

(2)移民的情绪问题

由于弹性积累的兴起,迁移在全球化背景下成为常态,这也是一连串压力产生和传递的过程。移民过程所面临的社会心理压力,容易让人罹患精神疾病。流动带来的精神健康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国内的农民工群体也不例外,他们的平均工资和福利性收入低于城市工人,但平均工作时间却比城市人长,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和能力(李培林、李炜,2007),等等。这些都可能导致情绪问题。当然,并非所有迁移都必然导致精神压力增加,若迁移者较易满足且没有较高期望,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何雪松等,2010)。

(3)家庭结构的转变

流动频繁容易造成夫妇两地分居,家庭聚集形态改变,如在中国城市,有些夫妇把孩子放在祖父母家,周末接孩子回家;或是外公外婆与爷爷奶奶轮流到子女家照顾小孩;或妻子与父母和孩子同住,丈夫每周末回家探望一次等,这些都说明了家庭聚 集 形 态 的改 变 (沈奕斐,2013)。在农村,留守家庭、隔代教养现象非常普遍。由此可见,快速资本化正在改变甚至解散个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支持系统———家庭。

(4)工作与休闲的模糊化

弹性积累及网络科技突破了在固定空间进行工作的限制,但也带来公私不分的工作形态,如居家办公的网络工作者或电话接听者,网友可能是工作咨询伙伴,也可以产生私交。当代人同时在手机、平板与电脑的多窗口中处理公事与私事。社交、销售、信息流通等总是混在一起同时处理。过度使用电脑与手机使脑部放松与紧张的调整能力下降,容易造成睡眠障碍、工作效率不佳,加上压力随时可能迎面而来,容易引发抑郁。

2.时间效率化下的抑郁症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强调的“竞争力”意味着时间效率化趋势的加剧。要做到在短时间内比别人更有产能,就需要具备各方面的能力,如管理知识、外语能力、专业技能等。这种竞争力论述形塑新性格的养成。由于竞争力强调时间的效率化,这将促使拖延或慢步调成为病态的或不道德的。“拖延”成为被谴责的行为,是个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表现( Tuckman and Sexton ,1989 )。“高效率地运用时间来产生效能”才是“理性”和“正常”的,而拖延是“不理性”与“不正常”的,且不符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个体为自己负责的观念。即使是在休假日,现代人也不会无所事事地度过,每分每秒依旧被“工作之外”的事(如有规划的休闲)填满。资本主义的无尽发展使得个人对成功的追求没有终点,人们要承受不断竞争带来的压力与焦虑。(二)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心理背景:个体化

个体化的普遍现代心理与抑郁症也有关联。这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人们逐渐脱离传统社会有关。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要求个体有“竞争力”“冒险进取”“弹性”“流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下的弹性积累制使商品日益多样化且鼓励消费,加上新科技(如网络、手机)的出现使欲望生产大幅跃进,更强化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代社会的图景:一方面,社会普遍个体化,自我变成一个反思的事业(人人被鼓励实现自我);另一方面,个体又面临竞争压力,被迫进行大幅自我转变。因此,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与社会的自恋文化潜质相配合,一旦自我筹划太过用心,万一失败,个体即对过去所爱的自我极端否定,就像失去爱人一样,失去意义感,产生自我哀悼,患上抑郁症(宁应斌、何春蕤,2012)。因此,新自由主义导致外在环境与个体化的双重变化,个体心理层面的冲突愈发严重,这为抑郁症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三、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建构

(一)产官学媒复合体的医疗化建构

抑郁症被广泛认知,绝不只是公共卫生系统的社会建构,产官学媒的社会建构才是此病名广泛渗透到社会各层面的关键。

(二)民众对抑郁症的认知实践

1.中西医文化的博弈:医疗人类学视角

抑郁症这个病名没有在中医文化的分类范畴中,因而以转化症的形式出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是,许多中国患者在前往精神科求助时,都以躯体症状而不是心理不适为主诉。关于抑郁症的躯体化病诉,有以下几点解释:

第一,汉语在情绪压力的表达中有许多躯体名称,如心慌、心烦和心痛等词语,以描述抑郁症患者身体的不适,但这里的“心”并非西医意义上的心脏,而与中医观点中“心的失衡”有关。

第二,中国人倾向于最小化正面的自我表达,在情感表达上较为压抑,但西方文化却较易将正面或负面的情绪都表达出来。

另外,中国社会存在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现象。人们耻于被诊断为抑郁症,甚至希望

医生不要诊断为抑郁症的状况仍旧普遍。

2.病患的主观感受与行动:现象学与互动论

在精神疾病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注重精神医疗的客观论述如何被建构,还需要正视病患自己所体验的身体(现象学方法)及病患的行动(互动论)。

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精神科并不普遍且民众就医率较低,但治疗抑郁症药物的销售额却逐年攀升。从医疗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有些病患并非被动地接受西医精神科的治疗,而是嵌入在中医文化中质疑西药的副作用(肾虚、伤肝等),或以身心互通(经络平衡来改善情绪)的中医原理进行调理。

在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权力的压抑性”转向“权力的生产性”。一方面,健康与疾病的问题被“个人责任化”,即健康是个人的事,不是国家的事,个人应该以他的自由及能力,通过购买医疗服务或通过其他方式自行解决病痛;另一方面,消费社会的兴起激发了民众医疗消费的欲望,也提供给民众多元的医疗选择。病患的实际行动状态是在不同的医疗方法中游移,而消费社会的发展恰好为此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此状况下,医疗化就不只是医师权力或产官学媒的建构而已(权力的压抑性),也是民众主动寻找各类医疗方式来获得健康(权力的生产性)。

编辑:刘星宇socialworkweek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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