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美雅
图|刘正 曾美雅
宏仁村位于官渡区彩云南路与广福路的交汇处，北为星耀体育中心，东临螺狮湾商贸城，四周公路环绕。自2010年以来，这个小小的城中村一直处于拆迁的风口，却仍大体保存至今。以下是宏仁村从2005年起建造与拆迁的过程。
2005年 为建设新亚洲体育城与公路，宏仁村的农田被占用，政府每征一百亩地返回农民五亩，称为“预留用地”。
2005-2008年 为响应国家“建设新农村”，宏仁村村民在预留用地上建立起新村。
2010年 昆明开始城中村改建项目。为建立中豪·螺狮湾第三期，宏仁村被划
入拆迁范围，新老两村同时面临拆迁。
2011-2015年 拆迁办与村民对峙。新村受到较少损害，而老村大多被拆除。
2015年 仇和落马，中豪撤资，鑫海汇接盘。
2016年 鑫海汇退出，邦盛集团接手，并提出“保留新村，只拆老村，建设回迁房”的新方针。十五楼回迁房预计2018年建成。
一、
清晨6:30,几声隐隐的鸡鸣透入昏暗的房间，85岁的乡贤莫正才缓缓地从床上坐起。更衣洗漱之后，他走进院子中。
此时的空气有一种微湿的寒冷，天色也才微微发亮，但当莫正才完成一个钟头的保健操后，周围的一切都明朗起来。鸡叫声愈发琐碎，他知道自己应当要去切菜喂鸡了。儿媳在这里养的鸡实在麻烦，不但嘈杂乱窜，每天喂养也要花很大功夫，但莫正才还是一一地做了。
儿媳会在这会儿送来早点——儿孙一家都住在新村，而老人留在老村，村中留下的四十七户大多都是如此。
吃过早点，莫正才通常要攀上楼梯，到二楼的书房去练毛笔字。他的小楷写得比较好，如今年岁大了，握笔手会抖，写出的字远不如从前。但“经常不写的话，这个字不认识，就会忘记了，写写还是踏实”。
莫正才年年都会自己写对联——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别人送来现成的对联请他贴上，他反而觉得无聊。现在家中贴着的三幅由他写的对联，内容针对强拆，透露着怒意。
最外的红色铁门两侧是一幅白色的对联—-上联：仇和政绩祸之根；下联：满目疮痍谁之过；横批：水落石出。字迹虽不是万里挑一的出众，但挺拔端正，棱角分明，正如说“我就是要把这些写给他们看”的莫正才。
“他们”指的是拆迁办。2010年，在仇和的规划下，昆明开始了城中村改建项目，宏仁村被划入拆迁范围。
拆迁办原计划三个月拆平宏仁村，但与村民的拉锯战，却持续了七年。
二、
拆迁伊始，村委会、村小组的干部就都被拉入了拆迁办。
用莫正才的话说，“拆迁办不以人为本，（他们的行为）通通都是针对群众”。莫正才说，当时通知拆迁，村里开了两次会，但群众都不同意。然而拆迁办仍然决定要拆迁，且不与群众商量赔偿条件，而是直接要求大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每平方米3200元，这远远低于周围的地价。
七年来，莫正才不能忘记挖掘机第一次开到村头的情景。
首先被拆的，是在官渡区工作的公务员与老师们的房子——只要他们不签字同意拆迁，单位便停发他们的工资。四处传来哭喊混合着铿锵的拆迁声音——先掀开了屋顶，再是门，再是窗，最后曾经住人的屋子就只剩了墙。而对不肯签字的人，拆迁办用上了“老一套的打、砸、抢”。
莫正才还记得2010年的“七一群体事件”。当时在无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乡长带领城管来强抢商店。店里的电脑电视、各色百货，都被拿走，当日抢了三家，日后又陆陆续续抢了四家。愤怒的村民起来反抗，两边开始互殴，混乱中只见飞舞的拳头和砖头。最后特警出动，将宏仁老村包围了起来。群众被打伤三十几人，其中一人失明;被抓走八人，其中四人以“烧挖掘机”罪判刑。
当时，莫正才想到这些事情，一挥笔，胸中的怒火就倾泻上在了这几条白纸上。
练完字后，莫正才通常会下楼熬一副中药，然后坐在正屋外守着时钟。温火煎熬下，药罐缓缓地吐出的宁静的药香，扩散到了整个院子中。这院子是云南特有的一颗印建筑——中间为正房，较高一些，两侧为耳房，稍矮一些，正、耳房都为两层，四合中通，仅用了两座楼梯相连；中间为天井，院前的门廊又称倒座，整体方如章，故称”一颗印”。
院子是莫正才祖父三兄弟共同修建的，完工于清末民初，如今已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房体为朱红色，屋顶是淡淡的绿；雕窗上，门板上，都用翠蓝与黄色涂料细细地描了花。正房屋檐下两侧，盘着两条昂首的木雕龙，远远地看不清须发，凑近了才能发觉其神态活灵活现。而这样的古建筑，在拆迁时却并没有被划为文物。
当时莫正才去市文物局想要个说法。但市文物局却说，莫正才的房子一没有名人居住过，二没有连成片，不能算文物。莫正才虽然有些慌了神，但仍不妥协。因为他的不配合，街道办事处的领导来动员过七次。
当他们又拿出市文物局的那套说辞时，莫正才恼了。“我问他们‘中国的宪法可变了’ ，那人说没变 ，‘中国的党可变了？’，还是说没变。我说，‘没变？宪法上规定公民个人财产受国家保护，我家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你们这样可是违法了！区政府之前门口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哪天我再去区上看看你们写了什么，到底还有没有那个为人民服务了！”
“开发商不是上帝，农民不是奴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从此之后，那些人再来，也只说来拜访聊天，不再谈拆迁的问题。
三、
莫正才看向左侧的耳房。那屋的住户已经签订了拆迁合同，房间早早就搬空了。但因为正、耳房连在一起，没有莫正才的同意，院子还是拆不下来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也为了人民的利益，七年来，莫正才一直是反对拆迁的领头之一。
莫正才他们一直是通过信访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他们没有选择上访，首先是考虑到自己在北京，甚至在半路就会被截下送回来，其次是担心村子没有他们的守护，一盘散沙的村民很容易就会妥协将签下合约。
于是莫正才经常写报告，记录强拆的种种情况，并上报给中央，希望上级能追查责任，责令停止强拆，保护村民利益。但没什么作用。
在情况最紧张的2010-2012年，莫正才每周都会召集村民开一次会，给群众讲解拆迁情况与宪法。村民渐渐明白了拆迁的种种不是自己的错，而是拆迁办的责任。莫正才说，这让大家产生反抗意识，才能把拆迁办轰走了。
想到轰走拆迁办的过程，莫正才就忍不住地要笑起来。拆迁办三次进驻宏仁村，但是都没能驻下来。
第一次他们来到宏仁村农村信用社，村民不准。第二次他们来到新建的请客堂，村民还是不准。于是第三次，他们叫来了打手以及各方的人员——村委会、村小组、公安局……才在请客堂中定了下来。
请客堂是村中修来请客办酒席的，但村民们一次客都没有请成，便被拆迁办霸占了。并且拆迁办并不交纳租金。2013年末，趁拆迁办在办公，村民们将酒席用的桌椅搬入请客堂，直接轰走了拆迁办。拆迁办只好跑去村委会，村中的一些老妇人便在村委会门口燃起了火，让他们进不去。
拆迁办没了办法，只能离开。在离开的时候，他们将重要的文件带走了，而那些带不走的文件——一共四大袋，都卖给了废品回收处。莫正才一众将这些文件收集起来，一张张细细读了，才知道上级询问过拆迁办。“拆迁办回复说我们煽动群众，我们是刁民。”事情便这样不了了之。
四、
2015年，仇和因贪腐落马，城中村改建计划也搁置下来。在中豪不堪重负退出后，宏仁村的地几经波折，最终落入了鑫海汇手中。莫正才一众听说了，便直接去见了鑫海汇的总经理。
他问：“合同可签订了？”对方说签订了。莫正才说：“你还是去了解了解清楚，这个宏仁村不是那么容易拆的！”一年不到，鑫海汇退出。
如今接手的是邦盛集团。为了2017年的昆明世博会，官渡区区长与邦盛总经理签订合同买地。可这合同并未通过群众，所以村里的宅基地并未征用。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征用土地报告上有一条，说是土地征用经过党员、群众代表同意，可不召开听证会，直接征收。这些人便找人来伪造族长签字，想以此通过审核，得以征用土地。
莫正才一众辗转找了市国土局，政法委办公室等处，仍然未果。最后，他们来到了省国土局监察处。“工作人员说我们来对地方了。‘要是你们没有来反映情况，我们还会给他们批；现在我们知道了——不开听证会，伪造签名，今后不会再给他们批！’”
在省国土厅的层层问责下，区里终于召开了听证会，但只允许三个村民参加。面对三十几个领导与工作人员，莫正才等村民代表坚定地表示拒绝征地。他们提出，第一，征用的土地用于商业开发，而非公益事业；第二，老年人在楼房中生活不舒适；第三，国家规定保护文物，村中古建筑众多，应当保护；第四,国家17年一号文件31条提出了宅基地联营政策，所以并无征地的必要。以上四点，都说明征地是绝对行不通的。如今，宏仁老村的地仍属于集体。
针对第二点，邦盛在建的三十层电梯回迁房或许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但莫正才知道这仍然还是个麻烦的事情。宏仁村居委会由三个村组成——除了最大的宏仁村，还有金牌村与白塔村。这两个村在2010年就被夷为平地了。原计划以宏仁老村的土地为条件，来盖回迁房，但老村村民的抵抗一直持续了七年。
现在的开发商转移阵地，回迁房改为在金牌村与白塔村的旧址上修建。但七年过去，地价早已远高于最初的时候。当年两村与宏仁老村部分的被拆迁的居民大多房财两空。现在他们要求拆迁补偿，开发商却只愿意出之前的地价，或者给一套拆迁房，再补上一点钱。不过拆迁办还是满足了村民租房补贴的要求，每年大约有三万余元。
“这个事情，还得等之后慢慢来解决。”莫正才评价道。
四、
喝过药，吃了中饭，莫正才带上家中的狗出门遛弯。
“哒、哒、哒。”拐杖打在土路上，传出金属撞击的清脆声响。路两侧的房子，有的被贴上“危房”的标志，但仍在苦苦支撑;有的门户紧闭，已经没有人烟。
这边搬走了，那边也搬走了。
莫正才最初的想法是将老村整个保留下来。老村是宏仁村的“老根据地”。它是村民们生长的地方，也是村里文化政治集中的地方——之前开会、演花灯，都是在老村的大寺。没有老村，新村怎么会存在呢？老村是根。
要是不在意这份情感，退一万步说，若是老村被夷平了，新村就会孤立在城市中。老村的地征过来是要开商场、是要建几十层的高楼的，怎么还会给新村中的小本生意和廉租房生存空间？到时候只有唇亡齿寒。
莫正才想，老村中有古建筑——寺庙、“一颗印”… 开发商们不如共同改造，做些绿化，修修设施，将这里建成供人休闲游玩的公园。这样利于新村，也利于开发商。
但村民们不会这么想。
之前拆迁时，就有一半的人签字同意拆掉老村的房子，并且也拿到了钱。现在一部分不肯拆的人，也是在观望拆迁款的价格，希望补偿数目能再高一些。这几年雨水多，许多老屋的房基被浸泡得腐坏了，这部分村民也想着干脆拿钱了事。像莫正才这样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拆的仅剩四十几户。
“之前群众间至少有一个不肯拆新村的思想在，好做工作。人喜欢钱，现在各有各的想法，我强迫不了他们。”莫正才说。
如今莫正才只能折中。老村二百四十亩里，大概保留个七八十亩——文物与不愿拆的，剩下就交给开发商自己改造了。
但莫正才所说的道理可能被村民听进去了一些。邦盛集团提出“保留新村，只拆老村”的新方案，仍然没有村民愿意签字。
他的儿子莫荣也没签。
莫荣之前是村小组的会计，最开始，他与其他干部一起被拉入了拆迁办。在拆迁办“干部带头”的施压下，他拆掉了自己亲手建的两层小砖房，甚至去劝说不愿拆除老村的莫正才。但在看到拆迁办的种种行为，并被要求在拆掉新村的协议书上签字后，他选择了退出。莫荣在拆迁办只待了一个月。
在面对拆迁上，父子大体是统一战线的——不能拆。但莫荣对莫正才力保老村的做法并不满意。父子俩因为这件事情会有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明显，只是静静地在生活底下趴着。
五、
“他是担心我呢。”莫正才说。
莫荣的第一个担心的，是莫正才的人身安全。
之前拆迁办还在村里时，家人担心出头反抗强拆的莫正才受到报复。莫荣叫莫正才搬来新村，好照应。但莫正才不肯。于是每天晚上，莫荣的儿子莫玉林都要去老村守着爷爷，直到莫正才睡下才离开。
莫正才没有受到过实际的伤害，不过也与危险数次擦肩。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回迁房选址。金牌、白塔村的村民在拆迁后没有了住处，宏仁老村是一个建回迁房的好位置，但一直拆不下来。于是拆迁办想利用这一点。他们准备叫金牌、白塔村的村民来宏仁村开会，让他们自己选择包括宏仁老村在内的土地盖回迁房。
在做出决定的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拆迁办派人通知莫正才等村民代表去请客堂开会。同时，拆迁办叫上了约三十个打手，若产生矛盾了，就把莫正才他们制服——宏仁村的代表不同意，便是他们挑起的矛盾，理亏在他们。
莫正才有一个侄子在拆迁办工作，在得知拆迁办的诡计后，侄子马上通知了莫正才，说事情危险，不要去开会。
“这是开会还是请我们吃午饭？不去！”
五个代表都没有去。过了一会，专车到了门口，说要接他们过去，莫正才仍然没有上车。到了下午，又有人来催促，莫正才知道自己必须去了。
“我不能不去。知道危险，我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莫正才说。
莫正才来到请客堂，村委会的、村小组的、街道办事处的、公安局的，还有打手们都已经到了，只差金牌、白塔村的村民。
这时，村中的老妇们将最外围的大铁门关上，并把守在外。当金牌、白塔村的村民想要进去，老妇们就以“里面在开会，与你无关”为由将他们赶走。一方缺席，莫正才他们又提了一遍村民们的要求，就草草散会了。
另一个是关于莫正才的名誉。莫荣担心莫正才让村民们不签拆老村的字，最后村民们觉得利益受损，还要反过来怪罪他。
莫正才理解儿子的担心。但每当莫荣劝阻时，莫正才都会跟他说：“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呢，不要你管。”
作为儿子，莫荣不好再说什么，但他与父亲的理念在根本上就产生了分歧。“在这件事情上，我（莫荣）是不可能支持他（莫正才）的。”莫荣说。
莫荣的想法是，社会在进步，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人不能老是守着一个东西不放，老人可能就是希望永远不要改变，但是社会必须改变。
莫荣说，老村现在破旧、脏乱，不但没有路灯，厕所也是一团糟。这样的老村凭自己的力量是改造不好的，只能借助开发商。再说，拆了老村还有新村。新村多么好，规划的整整齐齐，从外看，根本看不见纠缠着吊在一块的电线。下水管道也完善，一条条通向地底的化粪池，让地面是清清爽爽的。
在莫荣的心中，人活一生，无非是购置好房子，成个家，最好能买一辆小汽车，再还贷款。再说他的房子，一共六层，是用征地的钱盖的，根本用不上贷款。现在顶楼留给自己住，楼下给儿子住，其余四层全部出租，一年也还能赚个6万块。莫荣在新村的家宽敞明亮，装修得像城里的商品房一样。若不是宽敞的露天阳台上还摆着一大簸箕白菜，防盗门也习惯性地敞开，很难看出这家的主人曾经是农民。
“老村的那套老房也没有我的新房好嘛。”莫荣说。
儿子心中的想法，莫正才也能猜到几分。他苦笑着说道：“反正我保证只要我在一天，老宅就不会被拆掉，要是我……”
六
腔湿性脑梗,主动脉恶化，前列腺增生，高血压……..如今莫正才甚至连走路都有些头重脚轻，摇晃不稳。
但即使这样，莫正才还是要在午后、傍晚出去走一走。
“反正一条——这个人的话，不管你病成哪个样子，走得不正也好，咋个也好，就驻个拐棍，反正坚持要走，不走是不行的。我每天都是这样子。”他说。
在莫正才病后，莫荣再次邀父亲同住，但莫正才以“爬楼太难”拒绝，于是家里人便天天去老村为他送饭洗衣。莫正才手中虽然有莫荣家的钥匙，也常常在村里转悠，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不会去儿子家拜访。
平日里父亲虽然有些自己坚持的惯习，但待人十分随和，在拆迁这件事上却异常固执，莫荣觉得这不止是对祖传房屋与村子的感情。
“他经历了很多事情，到这个年纪，思想观念已经扎根了，对社会很忠诚。”莫荣说。
一般的时候，比如今天，莫正才出门走个一两公里就会回自己的老房子了。村中土路崎岖，并不好走，报纸也不送进来了。要知道，60年前他去官渡区邮政局订《中国青年报》，人家都会亲自送过来。
早年丧父，莫正才在1948年初中毕业后，便回家做主要劳动力。但在不种田的时候，他会读《中国青年报》，或者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村里建初级社时，他因为有些文化，被叫去做了会计，并在1956年入了党；后来建设高级社，实行工分制，莫正才从家庭中脱身，被调去市委农村部。“一床被窝，一床垫单，一个徽章，再端着一个洗脸盆，天天下乡。”
再后来文化大革命，他正好上任二农场的组织部书记，因而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受到迫害。莫正才首先被下放去破石，这样放炮、凿石的生活一晃就是半年。他们又调他去挤牛奶。当时大家轮流值班，值班的时候，先要割青草、搬青草、拌饲料喂牛，最后才是挤奶。文革时期农场纪律松散，经常有人谎称生病请假，莫正才只好去顶班。
“诶呦，当时每头牛都挤过来了，那边守门的人看到我就说‘你咋个天天都来这啊’我说‘没得办法嘛！’。”莫正才还要烤酒，熬米糖——“什么苦就喊你过去做什么。”
以上种种，莫正才都挺过来了。而晚年经历强拆，打、砸、抢又重来一次，令这个五十多年的老党员反感且疑惑。
莫正才回到家，顺手拿起桌上的《十九大报告》，又细细琢磨起来。这本小册子买来没多久，但里面已经布满了他画的红线与笔记。为了弄清楚党的方针，弄清楚强拆现象发生的原因，莫正才不单买书来看，也十分关注报纸上、新闻里任何关于拆迁的报道。
莫正才过去积累的学识也在反对拆迁中也派上了用场，特别是在农场时学习的关于宪法与法律的知识。而在交谈间，这些学识也潜移默化了村中的老人——如今对于强拆种种，村中老人都能侃侃而谈。
打打操，看看报，早早地吃过晚饭，莫正才又出了趟门。此时的宏仁村承受着最后的夕照，土路与土墙浓郁成了一片，世界没有了明确的界线。
但莫正才还是拄着拐杖从容地走着。老村对于他，既是成长的见证者，又是最能相互了解依存的老友。他早与这村子完全相融了，村间每一条小路都是自己经络的延伸，他闭着眼睛都能在那些错杂的小巷间穿梭自如。
从路边屋子豁开的伤口间，他看见茂盛的茴香形成暗色的烟——而在白天，废墟中种的小菜都被土墙衬得青翠欲滴。他的一个教授朋友一直非常欣赏村民们在废墟中开辟菜园的行为，但他却认为这哪算什么不寻常的事。
虽然宏仁村现在没有耕地了，但土地到底是农民灵魂里不能割弃的东西。就算失去房屋，失去农田，只要一有机会，这抹绿色还是会占领废墟，占领空地，不让一寸泥土裸露。它的生机与顽强，使你永远不能在这里赶跑它。
回到家，莫正才打开电视，收看新闻。夜晚的宏仁老村十分寂静，新闻主播的声音清晰地在空气间滚动，再仔细听一听，可能还会捕捉到时间流逝引发的小小的轰鸣。老人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家中的小母狗默默来到他脚边趴着。
这篇报道由社工周刊记者曾美雅原创采写。
文字：曾美雅 图片摄影： 刘正 曾美雅
编辑： 曾美雅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