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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仁村的“堂吉诃德”

文|曾美雅

图|刘正 曾美雅

莫正才

宏仁村位于官渡区彩云南路与广福路的交汇处,北为星耀体育中心,东临螺狮湾商贸城,四周公路环绕。自2010年以来,这个小小的城中村一直处于拆迁的风口,却仍大体保存至今。以下是宏仁村从2005年起建造与拆迁的过程。

2005年      为建设新亚洲体育城与公路,宏仁村的农田被占用,政府每征一百亩地返回农民五亩,称为“预留用地”。

2005-2008年 为响应国家“建设新农村”,宏仁村村民在预留用地上建立起新村。

2010年      昆明开始城中村改建项目。为建立中豪·螺狮湾第三期,宏仁村被划

入拆迁范围,新老两村同时面临拆迁。

2011-2015年      拆迁办与村民对峙。新村受到较少损害,而老村大多被拆除。

2015年      仇和落马,中豪撤资,鑫海汇接盘。

2016年      鑫海汇退出,邦盛集团接手,并提出“保留新村,只拆老村,建设回迁房”的新方针。十五楼回迁房预计2018年建成。

一、

清晨6:30,几声隐隐的鸡鸣透入昏暗的房间,85岁的乡贤莫正才缓缓地从床上坐起。更衣洗漱之后,他走进院子中。

此时的空气有一种微湿的寒冷,天色也才微微发亮,但当莫正才完成一个钟头的保健操后,周围的一切都明朗起来。鸡叫声愈发琐碎,他知道自己应当要去切菜喂鸡了。儿媳在这里养的鸡实在麻烦,不但嘈杂乱窜,每天喂养也要花很大功夫,但莫正才还是一一地做了。

儿媳会在这会儿送来早点——儿孙一家都住在新村,而老人留在老村,村中留下的四十七户大多都是如此。

吃过早点,莫正才通常要攀上楼梯,到二楼的书房去练毛笔字。他的小楷写得比较好,如今年岁大了,握笔手会抖,写出的字远不如从前。但“经常不写的话,这个字不认识,就会忘记了,写写还是踏实”。

莫正才年年都会自己写对联——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别人送来现成的对联请他贴上,他反而觉得无聊。现在家中贴着的三幅由他写的对联,内容针对强拆,透露着怒意。

最外的红色铁门两侧是一幅白色的对联—-上联:仇和政绩祸之根;下联:满目疮痍谁之过;横批:水落石出。字迹虽不是万里挑一的出众,但挺拔端正,棱角分明,正如说“我就是要把这些写给他们看”的莫正才。

“他们”指的是拆迁办。2010年,在仇和的规划下,昆明开始了城中村改建项目,宏仁村被划入拆迁范围。

拆迁办原计划三个月拆平宏仁村,但与村民的拉锯战,却持续了七年。

二、

拆迁伊始,村委会、村小组的干部就都被拉入了拆迁办。

用莫正才的话说,“拆迁办不以人为本,(他们的行为)通通都是针对群众”。莫正才说,当时通知拆迁,村里开了两次会,但群众都不同意。然而拆迁办仍然决定要拆迁,且不与群众商量赔偿条件,而是直接要求大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每平方米3200元,这远远低于周围的地价。

七年来,莫正才不能忘记挖掘机第一次开到村头的情景。

首先被拆的,是在官渡区工作的公务员与老师们的房子——只要他们不签字同意拆迁,单位便停发他们的工资。四处传来哭喊混合着铿锵的拆迁声音——先掀开了屋顶,再是门,再是窗,最后曾经住人的屋子就只剩了墙。而对不肯签字的人,拆迁办用上了“老一套的打、砸、抢”。

莫正才还记得2010年的“七一群体事件”。当时在无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乡长带领城管来强抢商店。店里的电脑电视、各色百货,都被拿走,当日抢了三家,日后又陆陆续续抢了四家。愤怒的村民起来反抗,两边开始互殴,混乱中只见飞舞的拳头和砖头。最后特警出动,将宏仁老村包围了起来。群众被打伤三十几人,其中一人失明;被抓走八人,其中四人以“烧挖掘机”罪判刑。

当时,莫正才想到这些事情,一挥笔,胸中的怒火就倾泻上在了这几条白纸上。

 练完字后,莫正才通常会下楼熬一副中药,然后坐在正屋外守着时钟。温火煎熬下,药罐缓缓地吐出的宁静的药香,扩散到了整个院子中。这院子是云南特有的一颗印建筑——中间为正房,较高一些,两侧为耳房,稍矮一些,正、耳房都为两层,四合中通,仅用了两座楼梯相连;中间为天井,院前的门廊又称倒座,整体方如章,故称”一颗印”。                        

院子是莫正才祖父三兄弟共同修建的,完工于清末民初,如今已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房体为朱红色,屋顶是淡淡的绿;雕窗上,门板上,都用翠蓝与黄色涂料细细地描了花。正房屋檐下两侧,盘着两条昂首的木雕龙,远远地看不清须发,凑近了才能发觉其神态活灵活现。而这样的古建筑,在拆迁时却并没有被划为文物。       

当时莫正才去市文物局想要个说法。但市文物局却说,莫正才的房子一没有名人居住过,二没有连成片,不能算文物。莫正才虽然有些慌了神,但仍不妥协。因为他的不配合,街道办事处的领导来动员过七次。

当他们又拿出市文物局的那套说辞时,莫正才恼了。“我问他们‘中国的宪法可变了’ ,那人说没变 ,‘中国的党可变了?’,还是说没变。我说,‘没变?宪法上规定公民个人财产受国家保护,我家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你们这样可是违法了!区政府之前门口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哪天我再去区上看看你们写了什么,到底还有没有那个为人民服务了!”

“开发商不是上帝,农民不是奴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从此之后,那些人再来,也只说来拜访聊天,不再谈拆迁的问题。

莫正才的老屋一角

三、

莫正才看向左侧的耳房。那屋的住户已经签订了拆迁合同,房间早早就搬空了。但因为正、耳房连在一起,没有莫正才的同意,院子还是拆不下来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也为了人民的利益,七年来,莫正才一直是反对拆迁的领头之一。

莫正才他们一直是通过信访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他们没有选择上访,首先是考虑到自己在北京,甚至在半路就会被截下送回来,其次是担心村子没有他们的守护,一盘散沙的村民很容易就会妥协将签下合约。

于是莫正才经常写报告,记录强拆的种种情况,并上报给中央,希望上级能追查责任,责令停止强拆,保护村民利益。但没什么作用。

在情况最紧张的2010-2012年,莫正才每周都会召集村民开一次会,给群众讲解拆迁情况与宪法。村民渐渐明白了拆迁的种种不是自己的错,而是拆迁办的责任。莫正才说,这让大家产生反抗意识,才能把拆迁办轰走了。

想到轰走拆迁办的过程,莫正才就忍不住地要笑起来。拆迁办三次进驻宏仁村,但是都没能驻下来。

第一次他们来到宏仁村农村信用社,村民不准。第二次他们来到新建的请客堂,村民还是不准。于是第三次,他们叫来了打手以及各方的人员——村委会、村小组、公安局……才在请客堂中定了下来。

请客堂是村中修来请客办酒席的,但村民们一次客都没有请成,便被拆迁办霸占了。并且拆迁办并不交纳租金。2013年末,趁拆迁办在办公,村民们将酒席用的桌椅搬入请客堂,直接轰走了拆迁办。拆迁办只好跑去村委会,村中的一些老妇人便在村委会门口燃起了火,让他们进不去。

拆迁办没了办法,只能离开。在离开的时候,他们将重要的文件带走了,而那些带不走的文件——一共四大袋,都卖给了废品回收处。莫正才一众将这些文件收集起来,一张张细细读了,才知道上级询问过拆迁办。“拆迁办回复说我们煽动群众,我们是刁民。”事情便这样不了了之。

莫正才与他的狗

四、

2015年,仇和因贪腐落马,城中村改建计划也搁置下来。在中豪不堪重负退出后,宏仁村的地几经波折,最终落入了鑫海汇手中。莫正才一众听说了,便直接去见了鑫海汇的总经理。

他问:“合同可签订了?”对方说签订了。莫正才说:“你还是去了解了解清楚,这个宏仁村不是那么容易拆的!”一年不到,鑫海汇退出。

如今接手的是邦盛集团。为了2017年的昆明世博会,官渡区区长与邦盛总经理签订合同买地。可这合同并未通过群众,所以村里的宅基地并未征用。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征用土地报告上有一条,说是土地征用经过党员、群众代表同意,可不召开听证会,直接征收。这些人便找人来伪造族长签字,想以此通过审核,得以征用土地。

莫正才一众辗转找了市国土局,政法委办公室等处,仍然未果。最后,他们来到了省国土局监察处。“工作人员说我们来对地方了。‘要是你们没有来反映情况,我们还会给他们批;现在我们知道了——不开听证会,伪造签名,今后不会再给他们批!’”

在省国土厅的层层问责下,区里终于召开了听证会,但只允许三个村民参加。面对三十几个领导与工作人员,莫正才等村民代表坚定地表示拒绝征地。他们提出,第一,征用的土地用于商业开发,而非公益事业;第二,老年人在楼房中生活不舒适;第三,国家规定保护文物,村中古建筑众多,应当保护;第四,国家17年一号文件31条提出了宅基地联营政策,所以并无征地的必要。以上四点,都说明征地是绝对行不通的。如今,宏仁老村的地仍属于集体。

针对第二点,邦盛在建的三十层电梯回迁房或许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但莫正才知道这仍然还是个麻烦的事情。宏仁村居委会由三个村组成——除了最大的宏仁村,还有金牌村与白塔村。这两个村在2010年就被夷为平地了。原计划以宏仁老村的土地为条件,来盖回迁房,但老村村民的抵抗一直持续了七年。

现在的开发商转移阵地,回迁房改为在金牌村与白塔村的旧址上修建。但七年过去,地价早已远高于最初的时候。当年两村与宏仁老村部分的被拆迁的居民大多房财两空。现在他们要求拆迁补偿,开发商却只愿意出之前的地价,或者给一套拆迁房,再补上一点钱。不过拆迁办还是满足了村民租房补贴的要求,每年大约有三万余元。    

“这个事情,还得等之后慢慢来解决。”莫正才评价道。

孩子在村口的废墟上嬉戏

四、

喝过药,吃了中饭,莫正才带上家中的狗出门遛弯。

“哒、哒、哒。”拐杖打在土路上,传出金属撞击的清脆声响。路两侧的房子,有的被贴上“危房”的标志,但仍在苦苦支撑;有的门户紧闭,已经没有人烟。

这边搬走了,那边也搬走了。

莫正才最初的想法是将老村整个保留下来。老村是宏仁村的“老根据地”。它是村民们生长的地方,也是村里文化政治集中的地方——之前开会、演花灯,都是在老村的大寺。没有老村,新村怎么会存在呢?老村是根。

要是不在意这份情感,退一万步说,若是老村被夷平了,新村就会孤立在城市中。老村的地征过来是要开商场、是要建几十层的高楼的,怎么还会给新村中的小本生意和廉租房生存空间?到时候只有唇亡齿寒。

莫正才想,老村中有古建筑——寺庙、“一颗印”… 开发商们不如共同改造,做些绿化,修修设施,将这里建成供人休闲游玩的公园。这样利于新村,也利于开发商。

但村民们不会这么想。

之前拆迁时,就有一半的人签字同意拆掉老村的房子,并且也拿到了钱。现在一部分不肯拆的人,也是在观望拆迁款的价格,希望补偿数目能再高一些。这几年雨水多,许多老屋的房基被浸泡得腐坏了,这部分村民也想着干脆拿钱了事。像莫正才这样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拆的仅剩四十几户。

“之前群众间至少有一个不肯拆新村的思想在,好做工作。人喜欢钱,现在各有各的想法,我强迫不了他们。”莫正才说。

如今莫正才只能折中。老村二百四十亩里,大概保留个七八十亩——文物与不愿拆的,剩下就交给开发商自己改造了。

但莫正才所说的道理可能被村民听进去了一些。邦盛集团提出“保留新村,只拆老村”的新方案,仍然没有村民愿意签字。

他的儿子莫荣也没签。

莫荣之前是村小组的会计,最开始,他与其他干部一起被拉入了拆迁办。在拆迁办“干部带头”的施压下,他拆掉了自己亲手建的两层小砖房,甚至去劝说不愿拆除老村的莫正才。但在看到拆迁办的种种行为,并被要求在拆掉新村的协议书上签字后,他选择了退出。莫荣在拆迁办只待了一个月。

在面对拆迁上,父子大体是统一战线的——不能拆。但莫荣对莫正才力保老村的做法并不满意。父子俩因为这件事情会有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明显,只是静静地在生活底下趴着。

老村中废弃的房子

五、

   “他是担心我呢。”莫正才说。

莫荣的第一个担心的,是莫正才的人身安全。

之前拆迁办还在村里时,家人担心出头反抗强拆的莫正才受到报复。莫荣叫莫正才搬来新村,好照应。但莫正才不肯。于是每天晚上,莫荣的儿子莫玉林都要去老村守着爷爷,直到莫正才睡下才离开。

莫正才没有受到过实际的伤害,不过也与危险数次擦肩。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回迁房选址。金牌、白塔村的村民在拆迁后没有了住处,宏仁老村是一个建回迁房的好位置,但一直拆不下来。于是拆迁办想利用这一点。他们准备叫金牌、白塔村的村民来宏仁村开会,让他们自己选择包括宏仁老村在内的土地盖回迁房。

在做出决定的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拆迁办派人通知莫正才等村民代表去请客堂开会。同时,拆迁办叫上了约三十个打手,若产生矛盾了,就把莫正才他们制服——宏仁村的代表不同意,便是他们挑起的矛盾,理亏在他们。

莫正才有一个侄子在拆迁办工作,在得知拆迁办的诡计后,侄子马上通知了莫正才,说事情危险,不要去开会。

“这是开会还是请我们吃午饭?不去!”

五个代表都没有去。过了一会,专车到了门口,说要接他们过去,莫正才仍然没有上车。到了下午,又有人来催促,莫正才知道自己必须去了。

“我不能不去。知道危险,我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莫正才说。

莫正才来到请客堂,村委会的、村小组的、街道办事处的、公安局的,还有打手们都已经到了,只差金牌、白塔村的村民。

这时,村中的老妇们将最外围的大铁门关上,并把守在外。当金牌、白塔村的村民想要进去,老妇们就以“里面在开会,与你无关”为由将他们赶走。一方缺席,莫正才他们又提了一遍村民们的要求,就草草散会了。

另一个是关于莫正才的名誉。莫荣担心莫正才让村民们不签拆老村的字,最后村民们觉得利益受损,还要反过来怪罪他。

莫正才理解儿子的担心。但每当莫荣劝阻时,莫正才都会跟他说:“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呢,不要你管。”

作为儿子,莫荣不好再说什么,但他与父亲的理念在根本上就产生了分歧。“在这件事情上,我(莫荣)是不可能支持他(莫正才)的。”莫荣说。

莫荣的想法是,社会在进步,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人不能老是守着一个东西不放,老人可能就是希望永远不要改变,但是社会必须改变。

莫荣说,老村现在破旧、脏乱,不但没有路灯,厕所也是一团糟。这样的老村凭自己的力量是改造不好的,只能借助开发商。再说,拆了老村还有新村。新村多么好,规划的整整齐齐,从外看,根本看不见纠缠着吊在一块的电线。下水管道也完善,一条条通向地底的化粪池,让地面是清清爽爽的。

在莫荣的心中,人活一生,无非是购置好房子,成个家,最好能买一辆小汽车,再还贷款。再说他的房子,一共六层,是用征地的钱盖的,根本用不上贷款。现在顶楼留给自己住,楼下给儿子住,其余四层全部出租,一年也还能赚个6万块。莫荣在新村的家宽敞明亮,装修得像城里的商品房一样。若不是宽敞的露天阳台上还摆着一大簸箕白菜,防盗门也习惯性地敞开,很难看出这家的主人曾经是农民。

“老村的那套老房也没有我的新房好嘛。”莫荣说。

儿子心中的想法,莫正才也能猜到几分。他苦笑着说道:“反正我保证只要我在一天,老宅就不会被拆掉,要是我……”

老村废墟里的垃圾

腔湿性脑梗,主动脉恶化,前列腺增生,高血压……..如今莫正才甚至连走路都有些头重脚轻,摇晃不稳。

但即使这样,莫正才还是要在午后、傍晚出去走一走。

“反正一条——这个人的话,不管你病成哪个样子,走得不正也好,咋个也好,就驻个拐棍,反正坚持要走,不走是不行的。我每天都是这样子。”他说。

在莫正才病后,莫荣再次邀父亲同住,但莫正才以“爬楼太难”拒绝,于是家里人便天天去老村为他送饭洗衣。莫正才手中虽然有莫荣家的钥匙,也常常在村里转悠,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不会去儿子家拜访。

平日里父亲虽然有些自己坚持的惯习,但待人十分随和,在拆迁这件事上却异常固执,莫荣觉得这不止是对祖传房屋与村子的感情。

“他经历了很多事情,到这个年纪,思想观念已经扎根了,对社会很忠诚。”莫荣说。

一般的时候,比如今天,莫正才出门走个一两公里就会回自己的老房子了。村中土路崎岖,并不好走,报纸也不送进来了。要知道,60年前他去官渡区邮政局订《中国青年报》,人家都会亲自送过来。

早年丧父,莫正才在1948年初中毕业后,便回家做主要劳动力。但在不种田的时候,他会读《中国青年报》,或者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村里建初级社时,他因为有些文化,被叫去做了会计,并在1956年入了党;后来建设高级社,实行工分制,莫正才从家庭中脱身,被调去市委农村部。“一床被窝,一床垫单,一个徽章,再端着一个洗脸盆,天天下乡。”

再后来文化大革命,他正好上任二农场的组织部书记,因而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受到迫害。莫正才首先被下放去破石,这样放炮、凿石的生活一晃就是半年。他们又调他去挤牛奶。当时大家轮流值班,值班的时候,先要割青草、搬青草、拌饲料喂牛,最后才是挤奶。文革时期农场纪律松散,经常有人谎称生病请假,莫正才只好去顶班。

“诶呦,当时每头牛都挤过来了,那边守门的人看到我就说‘你咋个天天都来这啊’我说‘没得办法嘛!’。”莫正才还要烤酒,熬米糖——“什么苦就喊你过去做什么。”

以上种种,莫正才都挺过来了。而晚年经历强拆,打、砸、抢又重来一次,令这个五十多年的老党员反感且疑惑。

莫正才回到家,顺手拿起桌上的《十九大报告》,又细细琢磨起来。这本小册子买来没多久,但里面已经布满了他画的红线与笔记。为了弄清楚党的方针,弄清楚强拆现象发生的原因,莫正才不单买书来看,也十分关注报纸上、新闻里任何关于拆迁的报道。

莫正才过去积累的学识也在反对拆迁中也派上了用场,特别是在农场时学习的关于宪法与法律的知识。而在交谈间,这些学识也潜移默化了村中的老人——如今对于强拆种种,村中老人都能侃侃而谈。

废墟中的菜地

打打操,看看报,早早地吃过晚饭,莫正才又出了趟门。此时的宏仁村承受着最后的夕照,土路与土墙浓郁成了一片,世界没有了明确的界线。

但莫正才还是拄着拐杖从容地走着。老村对于他,既是成长的见证者,又是最能相互了解依存的老友。他早与这村子完全相融了,村间每一条小路都是自己经络的延伸,他闭着眼睛都能在那些错杂的小巷间穿梭自如。

从路边屋子豁开的伤口间,他看见茂盛的茴香形成暗色的烟——而在白天,废墟中种的小菜都被土墙衬得青翠欲滴。他的一个教授朋友一直非常欣赏村民们在废墟中开辟菜园的行为,但他却认为这哪算什么不寻常的事。

虽然宏仁村现在没有耕地了,但土地到底是农民灵魂里不能割弃的东西。就算失去房屋,失去农田,只要一有机会,这抹绿色还是会占领废墟,占领空地,不让一寸泥土裸露。它的生机与顽强,使你永远不能在这里赶跑它。

回到家,莫正才打开电视,收看新闻。夜晚的宏仁老村十分寂静,新闻主播的声音清晰地在空气间滚动,再仔细听一听,可能还会捕捉到时间流逝引发的小小的轰鸣。老人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家中的小母狗默默来到他脚边趴着。


这篇报道由社工周刊记者曾美雅原创采写。

文字:曾美雅 图片摄影: 刘正 曾美雅

编辑: 曾美雅socialworkweek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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