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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 |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的着力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建设的思考 https://mp.weixin.qq.com/s/P-2SIw4c6UjKexUy7l1Jqg

摘要

经过7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改革和开放,我国社会建设进入新时代。尤其是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要求从理论建设的高度来审视社会领域中的所有问题:社会治理、社会建设、公共服务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需要从审视“社会”的基本内涵,重新理解“差序格局”的涵义,深入研究“基层”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把握70年来社会领域的历史变迁,以及从乡土到城乡的社会空间拓展中的社会关系模式变迁等五个方面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建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建构,承担着从各个独立学科的不同视角分析社会领域中的独立问题到从总体上把握整个社会发展所有问题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社会关系;社会建设;理论

作者简介

丁元竹(1962-),男,山东日照人,社会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应有之义,它最终是为了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以人际交往为核心,以精神满足为目的。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改革和开放,我国社会建设进入新时代。尤其是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要求从理论建设的高度来审视社会领域中的所有问题:社会治理、社会建设、公共服务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建构承担着从各个独立学科的不同视角分析社会领域中的独立问题到从总体上把握整个社会发展所有问题的历史使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本文从理解社会入手,对社会关系的特点和本质进行分析,期待从更深层次理解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新时代社会建设提供一个学术视角。

一、审视“社会”的基本内涵

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社会学逐步融入到其他学科,如民族学、劳动就业等,正如费孝通所说:“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各大学撤消了社会学这门课程和停办了这个学系,……。”[1]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独立的社会学学科和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根据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社会学开始恢复。社会学自其恢复之日起就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洪流之中,这既是党中央决定恢复社会学的本意,也是中国百年之学术传统。费孝通是当时恢复中国社会学的领衔人,他带头进入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领域,开展了小城镇研究和边区开发研究,探索如何建立面向人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严峻,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较低,农村和农业问题非常严重。这是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所必须面对的严峻形势。过去41年,中国社会学一直以实地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为己任,在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上贡献自己的视角和观点。

中国社会学恢复之初,费孝通不主张从概念入手来发展刚刚起步的社会学,主张从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实际问题入手恢复中国社会学。从恢复到今天已经40余年,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索“社会”的特点和内涵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也是发展和完善社会建设理论之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但人们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理论的社会学渊源并没有太多关注。事实上,21世纪初期兴起的社会管理以及后来的社会治理概念和理论主要是来自政治学的“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后来也成了社会组织、慈善事业等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之前提出的现代政府的四大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中的“社会管理”也是源自公共管理理论,源自于当时政府对改革和建设的目标定位。

在推进社会建设进程中,民生领域被视为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按照计划经济体制安排社会事业,到21世纪初期人们用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理论来解释社会事业、为社会事业健康发展探寻道路,无疑是一大进步。谈到社会建设,还有一个领域,就是社会保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的社会领域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把这分散的领域加以凝练、提升和概括。这也是我们在本文中考虑的问题:经过41年的社会建设和发展,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是什么?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塞缪尔·鲍尔斯说过:“对于‘社会’,我指的是以对市场的广泛依赖为特色来分配经济产品和服务,实现政府权力的真正平等、法治、公共宽容,不因种族、宗教或其他出生偶然性引发的职业和地区移动障碍。”[2]鲍尔斯的意思是说,社会是一个与市场和公共部门——政府平行的领域,它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担当着确保公正和正义的角色,这也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追求效率,社会追求公平。社会建设的目标是确保政府设定的“平等、法治、公共宽容”的目标得以实现。当前,对社会的基本涵义进行界定既有历史积淀,也有现实需要。

二、重新理解“差序格局”的涵义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用来解释乡土中国的一个概念,改革开放以来被学术界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差序格局”是发生在地域空间中的一种制度安排。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团体格局里个人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互相发生关联。”理解“差序格局”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费孝通在这句话里的两个概念:中国乡土社会、现代西洋社会。这句话里的真实含义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和现代西方的工业社会。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这是两个处于不同阶段的社会。“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时,只是偶然的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到伙伴的需要。”[3]费孝通在对中国和西方,主要是对美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时,实际上跨越时空进行了比较,那就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空间结构上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特征。在当时就是一种即时比较,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美国的现实比较。在这个比较中,费孝通发现了中国的“差序格局”和西洋的“团体格局”。比较研究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乡土社会当时是处于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美国的“团体格局”来源于工业化社会,最早来到美洲大陆的不是拓荒的农民,而是有两类人,逃避迫害的新教激进派和追求厚利的投机商人。这就注定了拓荒时期的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会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模式。美国早期的移民,在北方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庄,在南方则有较大的种植园。他们都有着自由和自主的精神。由于大量追求厚利的投机商人的进入,美国早期的工业也开始发展,并与农业密切相关,如磨坊、碾坊以及规模不大的造船厂(渔船)。“大部分殖民地居民的生活都比英国本土的居民安定富足(奴隶除外)。”[4]从这个意义上说,“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是对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结构的表述,就当时的时空来说是同时发展的两种不同社会结构。这样的理解和解释才会使“差序格局”的涵义更加具体,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启的农村改革,以及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把那些本“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的”农民送到了乡镇企业、小城镇和大城市,尽管部分进城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但是,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私人领域”已经不复存在。进入工业化的农民依靠一个共同的体制,这就是正在建设的适应城市化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户籍制度,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共同的架子”。这样,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领域。而且,经过41年的发展和改革,中国的社会组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万多个发展到2018年的80多万个是另外一个例证。

“差序格局”是发生在农业社区的社会关系模式,生活在一个小区域中的人们以家为单位,共同劳作与生活,相互熟悉,家庭或家族是社会的核心,人们的社会空间是从家庭往外拓展的,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决定了其有限程度。而“团体格局”是工商社会环境下来自不同社会和群体的人们的社会关系模式,其社会空间是随着商业和工业活动无限扩大的。所以,“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不仅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也反映了乡村和城市、农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方式下的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差异。从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乡人口统计数据看,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6401万人,2018年的城镇常住人口较2017年增加了1790万人,乡村的常住人口较上年减少126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镇化率)为59.58%,流动人口2.41亿人,比2018年减少378万人。这样的城镇化水平大致相当于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访问美国时的美国城市化水平。中国在经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和社会体制确实在发生着变化。例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空巢家庭大量存在,乡土中国意义上的“长老统治”将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需要满足老年人的照顾需求。这将是中国21世纪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必须关注的问题。

进一步说,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中后期,在过去70年里,尤其在最近的40多年里,8亿多人口离开农村或小城市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生活,这种人口流动已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眼下,那些年龄在80岁至90岁的老年人家庭有数个子女,这些子女的年龄也在50至60岁之间,由于人口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迁移,这些大家庭绝不是传统社会中子孙满堂、同吃同住的大家庭。现在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实际上已经是核心家庭,大家庭社会空间基本上是一种心理空间,大部分子女与年老的父母分居,除节假日见面和平时的通信,他们大部分时间并不生活在一起,人们之间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因为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养儿防老文化依然积淀在这代人的心里:老年人对子女有依赖感,子女对老年人有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些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淡化。居住在远方的老人们依然是他们内心的挂念、责任。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已经由面对面、朝夕相处的社会空间变成了由高铁、喷气机、互联网连结的社会空间。与此同时产生的是,各地正在积极推进的居家养老模式、机构养老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完善,它们承担了传统社会中大家庭和子女的责任,这是一种进入工业社会阶段的责任转移和让渡,由家庭转移和让渡给政府和社会,形成新时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间。接下来当下50岁至70岁之间的这代人可能要经历不同于上几代人的生活:他们是历史上独生子女政策的践行者,他们与子女之间的空间关系将由分布式转为点对点模式,一对年轻夫妇关照两对以上的父母养老将成为常态。再接下来,当下40岁以下父母的情况会有所改变,因为他们正在践行新的生育政策。可以想象,在接下来的至少20年间,中国社会变迁将进入一个非常特殊、家庭政府社会都将面临巨大压力的阶段,政府和社会将承担更多责任。这些新趋势赋予中国社会建设特有的涵义。

三、深入研究“基层”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目前,基层成为常用的词汇,如“基层治理”“基层组织”“基层政权”“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制”“下基层”等。尤其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更加凸显了基层社会建设的意义。

社会生活是基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人们的衣食住行、邻里交往、亲朋好友的沟通与互动。要研究社会领域,基层社会无疑是最有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5]“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6]基层社会不能简单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街道和社区,还包括家庭及其延伸出来的各种社会生活和公共活动。基层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社会秩序主要是在基层形成和建立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其实就发生在家庭和社区里,发生在学校里和单位里,随时随地影响每一个人。归结起来,基层应当包含四层含义:一是人们在家庭领域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最基本的是家庭生活。二是社区生活,人们之间的邻里关系和邻里之间的公共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三是社区组织,这也是社会中高于家庭的最基本社会单位,诸如社区老年志愿者组织等。四是基层行政单位,我国有五个行政层级,乡镇、街道属于行政的末梢,是基层政权。村和居委会应当划归于社区组织。

基层是邻里关系。人们每天生活在自己的社区,希望看到自己的社区环境优美、安全。理想意义上的邻里生活应当是,大家一起说说话,有时间的时候大家一起聚聚。同时,五分钟或者十分钟的生活便利圈是非常理想的,出来买东西可以方便地买到,这就是基层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7]。“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8]。基层人民的生活是很实在的,它关系到人们的吃饭、穿衣、住宿、心情、安全等。可以不出远门,就能够得到自己的食品、其他日常用品以及公共和社会服务。基层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再往下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层级、行政单位,也没有可以向其发号施令的人和组织,凡事必须自己去做。大家都是在家庭、邻里、同事之间生活和工作。在邻里之间相互交往,相互沟通,形成的共同的社会生活,这就是基层。

社区就是人们在基层的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人们在一定的公共空间中相互活动、相互交往形成的社会空间。社会关系模式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公共空间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社区建设中,从社区服务中心和活动场所建设到社会组织建设的过程就是逐步塑造基层人民生活的过程,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它在探索中不断迈向人们的生活。社会生活发生在基层,不仅是指它发生的社区和村落,也是指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民间的、非官方的、草根的,它不是行政系统的一部分,或者也不是行政系统的末梢,而是置于行政系统之外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个人的官方身份让位于个人的社会身份,公民和社会成员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社会建设需要周密的政策设计。有些问题需要顶层设计,尤其是关系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长期战略问题,需要未雨绸缪、统揽全局;有的必须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有机结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有的需要放手让人民群众自我创新,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试想,没有小岗村人民的大胆创新,就不可能在当时的基层农村撕开传统体制的口子,农民就不可能富裕起来;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小岗村进一步发展的宏观环境,农民即使生产了大量的产品也不可能变成现金收入,这个尝试和经验也不会在全国推广开来。百姓生活,平平常常,但百姓有着向善、向好的朴素心态,这是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原始动力,建设美好社会、追求美好生活是自古以来人们的孜孜以求的梦想。政府的政策制定是基于人民群众的朴素梦想,将其形成发展的动力和合力,做到这一点,就是顶层设计。

把基层理解为人民生活的共同体,是指人们的日常生活容纳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通过人们的行为综合体现出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在基层不能分开。如果把基层文化设施与社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它产生的合力远远大于文化和社会各自力量的总和。这些年的教训是,在基层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但是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源配置,也缺乏与百姓生活之间的联系,造成了大量资金和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基层建设问题既凸现了农村社区服务少的矛盾,也凸现了社会治理不足的问题。与历史上相比,地方政府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基层,地方政府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人口增长、扩大就业和救济贫困人口等社会治理任务都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另外,地方政府还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任务。新时期,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以及基层工作人员的治理能力提升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生活的质量和水平。由于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公共服务供给呈现新的特点,基层建设的任务自然提上了议程。

四、把握70年来社会领域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党的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作了明确的规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执行。“一五“和“二五”时期,主要是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工业化建设,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进行经济调整,“三五”计划开始强调要重视解决吃穿用问题;但“四五”和“五五”计划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加强“大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为主要任务。前五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虽有所差别。从总体上看,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认识主要着眼于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和提高。

“六五”计划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转变,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在研究和安排计划顺序时,首先考虑人民生活最必须的改善;“七五”和“八五”都将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发展教育、建设精神文明、实行环境保护等有关人的发展的任务和目标列入发展计划中。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加注重于社会建设,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目标更深刻、全面、成熟的认识,其中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愈加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人类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协调,强调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将保护和改善人的发展环境,提高人的自身素质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这样的战略选择既与认识水平有关,也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关。

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突出了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从物质匮乏时代走过来的人们对此深有体会、记忆犹新,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特点。这不是说那个年代没有社会生活,只是侧重点不同。我国在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政策之初,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81元人民币,近10亿人口中有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当时确定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需求从经济生活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在此背景下,研究社会生活的意义凸现出来。“美好生活”既是客观概念,也是主观概念,既需要从物质生活指标来衡量,也需要从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来评价。新时代赋予社会建设以新的意义,亟需相应的理论建设。

与经济生活比较,社会生活更强调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形式,并通过这些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获得建立情感、思想交流和互相沟通。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比较,后者更强调政治组织的纪律、规章和规矩;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比较,文化生活更强调通过文化文学和艺术活动来表达精神诉求、实现社会交往,满足精神需要,达到精神愉悦。艺术是文化的外延,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来最大化展示“文”,通过民俗风习、节庆活动、歌舞绘画、习俗等呈现。文艺的“艺”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展示出来的,但是“文”的底蕴不可或缺。

五、从乡土到城乡的社会空间拓展中社会关系模式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历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公共服务、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空间上表现为社会关系模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9]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关系特别是“人们在自己生活”中发生的关系,构成了人们的社会领域和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由三个层面组成,“最里面一层我们称为家庭,在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帮助是全力以赴、不计回报的;第二层面是我们的知己好友,以及生活中相同部落、文化背景下,与我们有社会关系的人们,我们会帮助这些人,但是通常也会期待对方有所回报。两个层面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社会关系网。第三个层面就是除以上两层面以外的其他任何人,这些人可能与我们素昧平生,不会产生任何交集,或许他们可能还会对我们带有敌意。但只有再加上这个层面之后,社会空间才算完整”[10]。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人类自其产生之日起,他们的生产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社会空间也随之不断扩大。各类文明产生于各自人文区位,随着经济发展和交通工具的进步,在我国,最初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进入临近的小城镇就业,“离土不离乡”,再到后来,中西部的农民工到沿海城市打工,实现了“离土又离乡”,这个过程既是人口流动和融和的过程,也是人们社会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

中国过去70年,在社会空间扩展的历史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无疑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平台中形成的朋友圈对第三个层面的人际关系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里面有许多人,见过面或素未谋面,但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在持续交流互动。这就是互联网下社会关系的新模式。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中一部分构成了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公共空间和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一部分。面对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变革,社会建设理论不能视而不见。

结语

中国社会建设已经走到了需要理论而且必须建构自己的理论的阶段,这需要深入研究中国语境下各种问题,并进行广泛深入的国际比较。创新中国的社会建设理论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例如,人们在谈到社会治理时,经常强调必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尤其面对大量假冒伪劣产品侵害消费者的利益行为,更是从公共安全的视角强化诚信体系。这一问题从表层说起来是诚信问题,就其深层次原因是知识产权不清晰,或者知识产权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以及政府如何进行监管的问题。可以想象,在一个由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迅速转入工业社会的国家,仍然有许多人思想意识停留在农业社会层面,产权意识和产权制度是那么容易迅速建立起来的吗?在知识产业没有发展起来或发展有限时,相关产权制度制定过快会抑制产业发展,制定过慢会放松约束,如何拿捏分寸,考验着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在此事例下思考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尤其是社会建设理论的创新,可进一步明确按照什么理论框架和实践进程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理论。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八卷)[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04.

[2](美)塞缪尔·鲍尔斯.经济动物:自利的人类如何演化出利他道德?.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96

[3]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1.

[4](加拿大)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315.

[5] [6]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2016年12月12日)[N].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6日。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2017-10-27.

[8] 习近平到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EB/OL],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305/c1024-28174544.html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10](挪威)拉斯特·维德.创新力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5-6.

编辑:刘星宇socialworkweek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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