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2008年为中国公益元年，那么2014年则可称之为中国社区基金会元年。
为探索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改进社区公共供给模式，2014年深圳率先在全国“试水”社区基金会。当年3月，出台《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开创了全国社区基金会制度化先河，注册原始资金降低至100万元。2014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社区基金会有15家，深圳占了12席①。深圳“社区基金会助推社区治理创新”，获民政部“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提名奖第一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南京、杭州、成都、西安、苏州等城市借鉴推广深圳经验，先后启动了社区基金会培育、孵化工作。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登记注册的社区基金会达148家（全国基金会数量为7046个），其中上海有75家②。
回顾国内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之路，“摸着石头过河”是当前社区基金会运营管理的真实写照，在此过程中也难免走弯路。为了全面认知我国社区基金会发展历程，成都新民社会组织发展中心结合各地实践及实务工作，就当前社区基金会运营管理中存在“误区”进行分析，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或其他领域基金会的优秀案例，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社区基金会在助力社区发展治理进程中定好位，履好责。
一、社区基金会的基本认知
社区基金会是西方舶来品，“社区”二字并非是行政区划，其更强调基金会的运营理念和思路，体现在三个核心特征上，即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和本地解决方案③。美国学者Emmett D. Carson提出：近100年来，社区基金会把自身定义为专门致力于改善特定地方环境的本地化组织④。我国学者贾西津也认为社区基金会的核心也是在于本土性，而并不在于它的地理范围到底有多大⑤。
国内社区基金会主要通过命名为省、市、区、街道和社区五个层面，来确定基金会的“在地化”的服务范围、资金来源和利益相关者。如**市社区基金会，它的服务范围则是本市的、与社区相关的服务项目。但这一点是与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存在冲突。如：“上海市杨浦区大桥街道社区公益基金会 ”，从命名、字面和实际工作来看，它是杨浦区大桥街道的社区基金会，而其登记管理机关是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因此是全市性社会组织，而非社区社会组织，其服务覆盖范围是上海全市，而不仅仅是大桥街道。
在推进社区基金会工作中，某市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负责同志曾表示：“社区面积小，人口少，降低门槛，更多的社区才能把社区基金会建立起来。”《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对社区基金会的定义是：“为本社区公益慈善事业提供资金资助或从事本社区慈善公益服务”。2018年深圳登记的4家社区基金会，既有街道层面的，又有社区层面的，其业务范围都是六大方面，其中第一条是“向社区内的贫困家庭、受灾居民、重大疾病、孤残人士提供慈善救助及综合帮扶”。
可见，在“社区治理”语境下，国内登记管理部门、基层政府、社区把“社区基金会”片面理解为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社区”，忽略了成立社区基金会必须具备的社会属性、运营团队、居民参与等核心要素。这也导致了，社区基金会从成立到运营管理陷入了“四大误区”，如政府主导推动成立，功能夸大，注重培训缺乏实务及运营模式单一等。
二、“四大”误区 （一）功能认知夸大片面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社区基金会得到快速发展，在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媒体甚至认为“社区基金会市未来社区的标准配备”⑥。
2014年，深圳进行“社区基金会“试点时，提出“培育社区基金会是推进基层治理模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点，有助于创新公益慈善的模式，引导社区居民关心参与社区事务，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来激发社区组织的活力，对于构建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深圳，社区基金会不仅仅是社区资金的蓄水池，还承担了政府转移的部分社会职能，如就业帮扶、扶老助残等38项。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不断拓宽城乡社区治理资金筹集渠道，鼓励通过慈善捐赠、设立社区基金会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城乡社区治理领域”。显然，在国家层面，资金筹集是社区基金会优先性、基础性功能。而在实际运作中，社区基金会的功能无意中被夸大，有的地方甚至定位成“枢纽型、平台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其不仅有资金募集、资源整合的功能，还有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社区服务项目发包、评审、评估等功能。这一功能定位导致了其与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或其他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功能重合。社区基金会在被赋予多种功能的话语环境下，它几乎成为社区治理的“灵丹妙药”，不了解社区基金会似乎就意味着“不懂”社区治理工作，登记成立社区基金会也成为了各地民政部门创新工作的重点。
（二）登记成立泡沫犹存
纵观国内已登记成立的社区基金会，其大部分都是政府推动型，企业型、社会型的数量相对较少。深圳、上海、南京专门出台了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的政策规范性文件。北京、成都等地在社区治理等相关文件中提及了社区基金会。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社区基金会已成为我国慈善领域、社区治理领域的热点。
各地社区基金会在启动试点之初，大都是由当地政府直接推动，或降低登记门槛、或直接给予资金支持、或通过行政动员募集资金、或营造舆论氛围等。深圳，截至2018年底登记社区基金会30家，而2017年以来，政府支持力度减缓，社区基金会仅成立5家，社会参与力度不高。上海市已登记75家社区基金会，其中杨浦区、虹口区、普陀区实现了社区基金会在街道的全覆盖。以普陀区为例，10家社区基金会的原始资金共2490万元，其中街道、镇直接出资1490万元，接近60%，以企业和社会组织名义捐赠的仅有1000万元。区财政局制定的《街道财力保障方案》，每个居委会工作经费配备标准为30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街道统筹建立非公募性质社区基金会的匹配资金。
南京则以行政目标任务的方式推进社区基金会。2015年南京市民政局出台了《关于推动南京市社区型基金（会）发展的实施方案（试行）》）中提出“至 2015 年底，建成不少于 11 家社区型基金会”。在资金保障方面，南京市“对于登记成立并正式运作的社区型基金会，每家给予20万元项目经费，市区两级各配套10万元“。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网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南京市有社区基金会4家，还尚未完成方案中的目标任务。
在各级政府支持下，社区基金会忽视了城市发展条件，甚至在三四线城市落地生根。显然，在登记成立环节，社区基金会已存在“泡沫”⑦。需要注意的是，登记容易、运营难，如何依靠自身力量造血发展，仍然是众多社区基金会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培训先行实务滞后
自社区基金会成为社区治理的热点和“万能钥匙”后，各类培训、研修项目随之兴起。高校方面，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承办或承接了有关培训；基金会方面，爱德基金会受南京市民政局委托,发起了南京市社区基金会人才培养计划；南都公益基金会、千禾社区基金会、正荣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了“禾平台社区基金会支持计划”；成都市民政局、成都社会组织学院、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实施“成都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项目”等。
当前社区基金会的培训内容涉及政策法规、内部治理、项目设计、品牌传播、筹资等。培训方式包括理论教学、实地参访、主题讨论、情景模拟等。不可否认，通过培训，发掘和储备了一批从事社区基金会运作、管理的专业人才。同时也发现，目前部分培训存在周期短、未对学员进行筛选、课程前瞻性不够、实践操作性不强。现有社区基金会仍面临实务型专业人才短缺。
（四）运营单一活力不足
当前大部分社区基金会都是由政府推动成立，原始资金大都来源政府支持或政府动员企业捐赠，“行政化”痕迹较为明显，缺乏自身品牌项目、造血能力不足，社区基金会实际发挥作用并未实现政府预期的目的。有学者在研究上海某公募社区基金会后指出，“当前C社区基金会资金募集仍然面临持续性不高、运作压力较大等问题”⑧。深圳社区基金会培育与运作模式研究课题组专家金锦萍也曾指出“社区基金会成立初衷是一个地区的居民为解决本地区的问题而成立的，如果缺少作为主体的居民资金支持，其规范性、独立性和专业性将受到挑战。”⑨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基金会独立性较弱，一方面过度依赖政府或通过政府动员的各类捐赠，缺乏自我造血能力，仍面临资金筹措渠道单一等问题；另一方面，社区基金会日常管理和项目运作受基层政府干预较多，居民参与较少，内部治理活力不足，需进一步优化。
三、四点建议
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区基金会已被赋予了各种功能，应理性看待，避免“重结果而轻过程，重形式而略本质”，回归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本质属性，有效整合各方资源，优化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为社区发展治理创新贡献自身力量。
一是社区基金会需回归其成立的使命和自身业务范围，发挥好自身专业和资源优势，做好“分内之事”，做好募集资金、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等方面的工作。
二是党委政府在推动社区基金会时，不仅仅是出于“数量“支持，更需要”质量“考量，如强化专业团队、资金来源等层面进行综合评估，衡量社区基金会是否达到成立条件，以避免直接注资，导致后期”僵尸型“社区基金会的出现。正如北京市社团办主任温庆云所言：“政府要结合不同区域特点，力推社会化为主的社区基金会发展模式”。
三是社区基金会必须强化实务人才储备。建议在实际操作中，可参考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做法，选拔社区基金（会）学员，并针对储备人才进行专题长期跟踪实务督导支持，将培训内容在实际工作中予以吸收、转化，以提升工作成效。
四是社区基金会必须立足自身业务范围，探索多种发展模式。一方面策划专业服务项目，提升服务辖区企业、居民的参与度；另一方面要注重造血项目的开发和投入。FSG的研究也指出“社区基金会必须以产品为基础审查其战略和运营，同时考虑到其任务驱动的优先事项、内部成本、客户偏好以及各类型产品或服务的捐赠人备选方案”⑩。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设立的中社社区培育基金是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中社社区培育基金是国内第一家从城市更新角度推动社区发展的专项基金，重点关注与社区居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难点、痛点和热点问题，尝试汇聚各类社会资源共同推动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基金推出“美丽社区计划”，支持与城市更新和社区发展相关的技术革命、试点项目、文化挖掘与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公益机构在不同层面搭建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社区培育的平台，为城市更新与发展提供真实助力，这是一种重要的视角转变和方式方法创新。基金成立后关注的再一个问题就是老城胡同的“厕所革命”。
事实上，社区基金会在我国的发展难以跳出“行政区划“的概念。即便如此，各地方政府不应将成立社区基金会作为一项行政任务，搞行政摊派，下达硬性指标⑪，而是要结合一个地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区自治和居民参与程度等因素，通过下放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来推动社区基金会不断走向成熟。
参考材料：
①②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组织网
③原珂、许亚敏、刘凤：《英美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及其启示》，《 社会主义研究 》2016年第6期。
④Emmett D. Carson ：《Redefining Community Foundations》，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Winter 2013。
⑤贾西津：《社区基金会发展的观察与思考》，2018-06-20.
https://gongyi.ifeng.com/a/20180622/45034227_0.shtml.
⑥王勇：《社区基金会：未来社区的标准配备，你的社区成立了吗？》，2016-12-25.
https://mp.weixin.qq.com/s/xa7z52tpXcz7GiAhr6NHrw.
⑦朱健刚：《社区基金会的发展需要政策空间，也要“去泡沫”》，2017-06-06.
/news-19626.html.
⑧方勇：《柔性控制: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运行逻辑》，《 社会主义研究 》2018年第2期.
⑨申志民：《社区基金会深圳“试航” 背负隐忧前行》，新京报，2014-10-14（06）.
⑩The Foundation Strategy Group：《Strengthening Community Foundations: Redefining the Opportunities》，2003.10.
⑪李静、杨兆文：《发展社区基金会应注意的问题与建议》，2017-08-22.
http://shaanxi.mca.gov.cn/article/llyj/201708/2017080102034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