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的社工人纷纷行动起来。经过两个多月的各方协动，抗疫终于进入中后期，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社会工作也开始从病患中心拓展到病患家庭、一线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服务支持人员、普通民众等多类人群，并将呈现出更丰富多元的工作形态。
笔者与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社区工作者、党政干部时有互动，统筹过严重天灾和突发事件的社会工作服务，也参与了此次新冠肺炎抗疫。面对此时此景，不由想起如下问题：社会工作与其他助人活动有何差异？社工作为职业的发展状况如何？社工行业应怎样继续提升以更好承担专业使命？
社会工作到底有何不同
武汉封城后，武汉大学郁之虹老师组建团队，在线整合专业人员，基于“社区为本”网络抗疫三级防御模型，分别针对社区居民、隔离人员和新冠患者开展服务。团队在江汉区北湖街、江汉区某集中隔离点、洪山体育馆方舱肿瘤医院片区等场域开展了科普、医疗咨询、情绪安抚、危机介入等服务，已服务3000余人。
在武汉之外，也有社工因疫服务的案例。常住上海的李小姐在返沪途中因经停湖北而被集中隔离。她担心如果自己被感染，工作会受影响，因此寝食不安，无所适从。隔离后第三天，她向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小陈求助。小陈根据双方交流信息和心理调查认为，李小姐存在情绪问题，决定基于“长项视角”与她线上互动，激发其自身力量，协助其正念看待疫情。在七次电话和微信的联系中，小陈了解了李小姐的上海打拼经历，肯定了她独立和应对变化的能力，分享了对疫情的看法，并鼓励她恢复运动。隔离结束前，李小姐多次主动与小陈交流，情绪也终于恢复正常。
抗击疫情，社会各界人士都参与其中，视角各不相同。有社区工作者说，“我参加抗疫工作，应该也是社会工作者了”；也有志愿者认为，“我们就是义工，我们与社会工作者本质上一样，都是学雷锋”。
其实，社区工作者是职业身份，与岗位有关，社会工作者是专业身份，与技术有关。术业有专攻。在疫情中，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有需要者修补人际关系，进行哀伤辅导，促进公共卫生优化，但这些不属于社区工作者的职能范畴。社区工作者是体制内的基层人员，社会工作者属于社会领域。当然，社区工作者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知识，最好是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义工也不同。社会工作者体现技术属性；志愿者则强调自愿品性，用于非营利场合。营利单位招募志愿者，如汽车大赛维持秩序，是对志愿者的误用。义工之说在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用得较多，指参与非营利行为的志愿者。此次抗疫志愿者就可以视为义工。
社会工作者不是社区工作者，也不是志愿者，而是专业人员。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就抗疫工作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
社会工作有专业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高于其他职业，区别在于其观察视角和处理方法。如，医护人员协助新冠肺炎病患恢复生理功能，社区工作者开展疫情排摸，志愿者在信息发布、物质运输、人员接送等方面贡献心力。要各自发展，相互配合。
此外，调查中将企业列为第一去向的学校最多（37%）。如果合并同类项，则体制内单位（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为毕业生第一去向（40%），主要从事社会事务管理；然后是企业，毕业生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社会责任等事务，再次是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会），考博和其他很少。
薪酬是反映就业质量的关键指标。社会工作以上海和广东的发展较好，从其薪酬情况大致可以估测全国情况。
笔者曾进行过“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薪酬情况调研”，发现浦东新区的制度相对成熟。根据“2019年版浦东新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薪酬体系指导方案”的说法，该协会基于职位名称、任职条件、能力要求和薪酬水平相对应的原则，设立实务类（四级，高级、中级、助理级、社工员）、督导类（三级，高级督导、初级督导、助理督导）和行政类（四级，总干事/主任、副总干事/副主任、部门主任、干事）三类人才职位。根据该制度，社会工作者的薪酬水平与2019年度上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的参考水平挂钩。
广东省社工师联合会2017年发布了“社工薪酬研究报告”。根据该报告，广东省社会工作者薪酬由基础薪酬、浮动薪酬和福利服务构成，但存在水平偏低、未分设服务与管理类型、指导文件存在不足、缺乏常态化调整机制、机构支付压力大等薄弱之处。
笔者近期也听到过两地社工薪酬消息，基本情况与此前接近。扁平化和双梯制，注重任职条件、职责、能力和薪酬的对应，注意与社会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物价指数的呼应，是制定薪酬的基本原则。
关于社会工作者薪酬状况，多位同行曾跟我有过交流。广东省社工师联合会前会长李敏兰曾表示，“社会工作发展主要靠人才，人才主要靠薪酬，广东及全国社会工作有上升空间。”上海市杨浦区复馨社工师事务所前总干事刘勇也告诉我，“社会工作者薪酬看机构运作情况，总体而言，与政府、企业等还是不太一样。”
其实，社会工作者薪酬与生存状况和社会工作发展阶段有关。中国社会工作1988年左右才恢复重建。厦门大学教授童敏在发表于文集《回顾、反思、展望——中国社会工作辉煌发展的十年（2006-2016）》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十年回顾与反思”一文中指出，2011年以后中国社会工作处于专业化发展期。笔者也在上述文集和其他报告文献中多次论证，社会工作在中国还没成为成熟专业。
因此，社会工作者薪酬及整体情况是其发展阶段的反映，媒体中社会工作公开信息不很丰富自然也是反映其发展状况的标志之一。对于这些，业界人士大致认同，但也一直意识到社会工作者薪酬乃至社会工作总体状况还没有呼应其专业人员身份和社会贡献程度，应该尽快予以改变。
中国社工如何前行
笔者曾受某中央部门委托梳理“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经验”，发现中国社会工作现状与队伍和环境两方面因素有关。
社工队伍实力提升很快，但离理想还有距离。
一是数量不足。发达国家社会工作者比例在总人口2‰以上。我国通过职业水平考试者才53万多，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每年4万左右。因此，人才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离2020年145万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目标也有差距。
二是专业品味还不浓郁。诚如某同行所言，“虽然社会工作者在汶川地震等重大灾害中有参与，医疗社会工作等队伍也成长很快，但是，总体而言还缺独门功夫，针对疑难杂症还不得心应手。”
三是人员输出较多。上海市某社会机构负责人告诉我，“近几年，我们向其他地方输送的社工占人员总数10%左右，是团队的优秀和资深人员”。东莞某社工机构负责人也告诉我，“我们人员流动很快，有些到其他机构做管理，有些考研究生，有些离开社工行业。”这种输出从长远而言有利于宏观环境的打造，但在短期内对机构有一定负面影响。
除了社会工作队伍“作为不够”之外，环境依然存在不利因素。复旦大学陈虹霖教授认为，“我们强调家丑不外扬，这与求助理念不合拍，扼杀了不少社会需求”。行政与社会合一特性也使机构资源比较单一。深圳大学易松国教授基于社会工作机构调查提出，“机构极大部分资源来自体制内，运用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极少。购买时设定的人力支出也较低”。此外，越是欠发达地区，社会工作的可用资源就越少，问题解决与资源不匹配。
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行业的良好发展，首先应该自我增能。社会工作者要在“两轮驱动”即外来社会工作本土化和传统助人经验规范化的过程中，向书本学习和向他人学习。除了日常服务，也要积极参与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社会服务。还要经常“三省吾身”，总结经验。
其次，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质量都应该提高。中国社工教育协会前会长徐永祥教授曾指出，“社工机构强大后，可以开些分支机构。政府也可以培育一些，资源上适度倾斜。”这是数量方面。在机构质量上，要避免风险，综合考虑项目服务、行政事务和公信建设，加强机构内外经验分享及与其他行业联动，提高实力是王道。
社会工作行业还要致力推动场境改善，所谓“促境美好”。比如，共同形成科学的评估体制，倡导政府设立财政项目和减免税收，并依托自身服务吸引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投入。
在社会工作走向未来的过程中，需要激发三个主体的特殊功能。
一是政府。华东理工大学费梅苹教授在“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政府角色研究”一文中提出，政府可以体现制度创新者、政策制订者、行政体制和社会资源协调者等角色。因此，要研究制定社会政策，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推进社工行业进步。
二是教育机构。大学社工学科与实践中的社工机构要共享资源，教学、科研和实务进行螺旋式互动。
三是行业组织。社会工作行业协会或学会要发挥主人翁精神，助力社工人、社工组织的各自增能，并加强与其他行业的互动。三类关键主体应该深化联动，更好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
编辑：吴贤亮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