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社区基金会（Community Foundation）以提供资金的方式支持社区的能力建设和社会动员，在慈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社区基金会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公共事务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依赖于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相互连接的网络，跨界合作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翁士洪副教授和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的张云翔博士聚焦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基层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社区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理论框架，并进一步解释中国社区基金会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形式与功能。
（文献来源：Shihong Weng & Yunxiang Zhang (2020) Coproduc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 evidence from China’s community found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5:1, 90-109, DOI: 10.1080/23812346.2019.1710048）
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脉络
世界范围内社区基金会的发展
社区基金会起源于美国，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世界上第一个社区基金会-克利夫兰基金会的成立。至1930年时，全美已经有22家社区基金会。第二阶段则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的时期，社区基金会借助民众的爱国主义以及社区意识来增强当地社区应对快速城市化挑战的能力。美国财政部颁布的《税收改革法案》意味着第三阶段的开始。由于新税收优惠政策的引入，美国社区基金会的资金和数量都大大增加。社区基金会的概念也在这一阶段逐渐由美国扩展到其他国家。自21世纪以来，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进入第四阶段，社区基金会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据统计，2012年全球共有1750多个社区基金会，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社区基金会的迅速发展表明全球范围内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正在不断发生变化。
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
中国社区基金会已走过十余年历程，而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是全球社区基金会发展第四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0年以来，为了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公民新需求，中国大陆大城市的地方政府纷纷就公共服务供给进行改革，社区基金会应运而生。上海、深圳、北京等城市引入社区基金会，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探索创新的合作生产形式及社区发展模式。广东省深圳市政府于2008年11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区基金会－桃源居社区基金会，旨在改善社区建设和发展社区组织。2009年9月，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被认定为名义上中国的第一个社区基金会。以上两个基金会都注册为非公募基金会，即没有公众筹款的资格。直到2018年4月，中国已成立148个社区基金会，总注册资本达到2.4亿元。其中仅有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和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两个公募社区基金会。
合作生产视角下的社区基金会
合作生产是指公共服务对象以自愿或者非自愿的方式参与公共服务的任何设计、管理和评估等环节。公民作为公共服务的最终受益对象，其在公共服务中的参与有助于提高社区服务的质量。通过投入公民自身的精力、时间和资源，也可节约公共支出。因此，促成合作生产对社区服务提供者而言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策略。这种公民参与的合作生产关系不同于多元的公民社会，也不局限于法团主义的控制结构；相比于单一社会组织的内部行动或政府的单方面赋权，合作生产是社会组织和政府两部门的相互依存和双向激励。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和公众不仅接受咨询和服务，更扮演着更加积极的角色，参与到公共服务的创新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基于中国的发展实践，社区基金会可被定义为由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成立的独立基金会，而该基金会为社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支持。
已有对社区基金会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模式和运动这两层面。社区基金会的模式不是统一的，通常可划分为以捐赠者主导的社区基金会模式和以社区主导型的社区基金会模式。另一种划分类型则是将社区基金会分为捐赠者服务模式、媒介模式和社区主导模式三种。有学者则将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出现定义为关注社会正义，表达意见和立场的社会运动。也有研究表明，社区基金会涵盖了模式和社会运动两层面的特征。本文提出，合作生产的框架可以创新性地解释社区基金会的形式和功能。合作生产的视角是理解公民参与社区服务的重要理论框架，通过合作生产，地方社区公共服务的功效及质量可得到提高。合作生产的视角更好地剖析了社区基金会的功能，在个人和组织层面，合作生产在公共服务阶段都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语境下社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类型探讨
合作生产可以分为个体合作生产和集体合作生产。在个体层面上，合作生产取决于合作的个体以及针对社区活动的倡议；在集体层面上，合作生产则更多地依赖所结盟的社区组织。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合作生产之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转换。基于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基层经验，本文从社区基金会领导层、结构及运作等多维度阐释了四种典型社区基金会的合作生产类型。
自上而下的个体合作生产
上海市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利用资源来资助公益项目和开展慈善救济，它也是自上而下个体合作生产的代表。陆家嘴社区基金会是上海基层政府探索城市社区治理的试点项目，其诞生受到地方政府在社区中获取和分配资源的驱动。其董事会由11位独立的董事会成员组成，其中包括2位社会组织代表，1位社区居民，5位企业成员和3位政府官员。该基金会的董事会受到当地街道政府相对严格的控制，但基金会的组织活动由董事会成员负责。
自上而下的集体合作生产
以上海江浦社区基金会为例，该基金会虽由私营企业共同捐款成立，但它很快就被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替代。此外，上海江浦社区基金会主要依靠当地政府的社区支持，其主要的参与者和资助者不是捐款的企业，而是地方政府。江浦社区基金会的全职员工不是独立隶属于基金会，而是街道政府雇用的，因此也导致该基金会过度依赖政府，缺少灵活性。
自下而上的个体合作生产
在这种模式下，社区基金会的资金是由企业或私人提供者捐赠的。深圳桃源居社区基金会就是典型的例子。桃源居基金会的产生是社区需求驱动的，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需要通过公开的招聘流程，基金会的资金来自于桃源居实业集团。由此可见，该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社区基金会，政府对它的监督相当有限。
自下而上的集体合作生产
在这一类别中，社区基金会没有将其工作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地理社区。上海延吉社区公益基金会虽由上海市杨浦区政府延吉街道办事处发起，但其成立的资金来自于企业和桃源居社区发展基金会。延吉社区公益基金会日常的服务包括（1）居民参与性资助，即通过居民参与满足社区需求的慈善项目。（2）社区参与平台，即为延吉地区的青少年和老人等启动社区参与平台。（3）基层社会组织的培育。尽管该基金会有13位董事会成员，但基金会多通过社区伙伴关系及其他社区的领导层，开展合作的慈善计划。显然，该基金会遵循自下而上的集体合作生产方式。
结论
社区合作生产可以培育社区内部的社会联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有助于将个人责任转变为集体责任，并在公共服务提供者、公共部门和公众之间建立互相理解的机制。本文提出，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不应局限为某种特定的模式或社会运动，而可以用创新性的合作生产框架来解释社区基金会的功能。基于合作生产理论，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合作生产方式可分为四类，它们分别是自上而下的个体合作生产，自上而下的集体合作生产，自下而上的个体合作生产以及自下而上的集体合作生产。此外，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多有政府的参与，这意味着社区基金会可以整合顶层意见和基层公民参与来提供公共服务，进而满足公共需求。
附参考文献
Brudney, J. L. (2019). Rethinking coproduction: amplifying involvement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1-20.
Graddy, E. A., & Morgan, D. L. (2006). Community foundations,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and public policy.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5(4), 605-630.Ma, L., & Wu, X. (2019). Citizen engagement and co-production of e-government service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1-22.
编译者：鲍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强化班2016级本科生。
欢迎关注JCG的微信公众号！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是Routledge旗下全英文国际期刊，于2016年创刊，2017年入选ESCI，旨在发表当代中国治理研究重大理论与最新成果。
更多论文可以访问JCG官方网站：
https://tandfonline.com/toc/rgov20/current
欢迎赐稿、订阅、引用JCG论文。
编辑：李福滨 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