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还是陌生，什么样的访问员更好？| 社论前沿

编者按：

     本期推送Alexander Weinreb、Mariano Sana、Guy Stecklov发表于Bulletin of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上的Strangers in the Field: A Methodological Experiment on Interviewer–Respondent Familiarity一文。作者运用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项方法论研究数据，尝试考察访问员与受访者不同的熟悉程度对研究中回答结果的影响。从中作者确定了影响变化的三种重要机制：受访者愿意做出的努力; 他们对面试官的信任程度; 和面试特定的情境因素。结果显示受访者愿意花费更多精力回答内部访问员（insider-interviewers）的问题，也更不容易说谎。总的来说，当地访问员，甚至包括那些公然违反陌生人访问员规范，与被访者有先前关系的人，在某些项目上收集到了更优质数据。同时几乎没有任何项目，他们收集的数据会明显更糟。

       因此作者想要通过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城镇进行的一项调查：访问员受访者熟悉度项目Interviewer–Respondent Familiarity Project (IRFP)进行检验，其研究设计将能够首次通过实验评估不同级别的访问员-受访者熟悉度对数据质量的影响。

访问员-受访者熟悉度类型

       作者从两个维度进行区分。人际关系熟悉度是指访问员对受访者个人及其家庭的了解程度。地点熟悉度是指访问员对访问调查社区环境等的了解程度，不论其是否了解受访者。结合这两个维度产生了理论上四种不同的类型（见下图）。

“局外人Outsiders”（访问员）代表了一个，这种类型由陌生人访问员规范所规范。虽然外人几乎总是调查所在国家的国民，但他们通常不是来自调查现场区域。他们都是非本地人，与受访者或社区没有任何关系

“内部人Insiders”（访问员）处于连续统一体的另一端。 他们都是本地的，这意味着他们熟悉社区，熟悉受访者。民族志学者往往渴望以这种方式成为内部人士（Agar，1980; Bernard，2012）。

“本地陌生人Local-strangers”（访问员）是中间类别。 这些访问者来自同一个城镇或社区，但与被访者或其家人没有个人关系。本地陌生人访谈员经常被用于基于社区的参与式研究（CBPR）和非规范或非法行为的研究 (Parrado et al., 2005, Jacques and Wright, 2008; Derpic and Weinreb, 2014)。

第四种类型是非本地访调员却知道被访者或受访者家中的某人。由于非常罕见，所以作者在分析中完全忽略了这类。

       作者总结了访问员-受访者熟悉度对差异反应的影响机制，也可说响应途径（见下图）。

中心路径是通过人际信任来实现的，并伴随着对信任的熟悉和信任的增加。更加复杂地，人际关系知识也随着熟悉度的增加而积累，这意味着被调查者误报自己网络中广为人知的事物（财富和收入来源；家庭历史；宗教和政治信仰）的能力随着人际关系熟悉度上升而下降。因此，对于外部面试官来说，在敏感问题上的高度误报可以等同于与信任相关的问题，但是对于内部面试官来说，在同一问题上向内部面试官的误报程度更低，则可能更多地是由于相互熟悉而非实际信任。因此，在访问员与受访者的所有熟悉程度中，最好的信任指标是在一个人的网络中并不广为人知的事情。

第二个机制，即图中的上部路径，承认在回答问题或响应访问员请求的其他任务（如查找特定文档）时需要付出努力。

而图中的较低路径则突出了情境因素，因为熟悉度可能影响访问员在被访者家中受到的对待。内部人士可能更可能被邀请在家庭内部避难所“后台”进行访问调查，而陌生人则被限制在更正式和公共的环境，包括实际住所之外。这种位置上的变化可以对响应模式产生独立的影响，因为不同类型的空间在隐私级别和对访问员与被访者之间的协作的限制方面有所不同(Smith, 1997; Cronk et al., 2009)。

       研究设计包括三个关键因素。首先，对确定的三种主要类型的访问员：内部人、本地陌生人和局外人进行随机分配。其次，问卷涵盖了一系列社会和人口统计学变量，使作者能够区分信任和努力机制。第三，它记录了可能影响面试官与受访者互动的情境因素，而不是信任和努力的变化。

       研究地点。多米尼加共和国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它提供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地点来测试作者对于访问员-受访者熟悉度的优势的理论期望，例如，为之前关于该主题的研究提供数据的非洲农村环境。

受访者的样本由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中等发展水平小镇圣贝尼托上的20-50岁女性组成。第一步进行了访问员的选拔和培训，经过多重测试，当地访问员人数确定为24人。第二步开始抽样过程。作者要求每个当地采访者列出所有年龄在20至50岁之间的圣贝尼托妇女的名字，她们很熟悉这些妇女的名字。而在随后的五天里，所有当地采访者都由该项目的主要调查员之一开车在城里转来转去，以便在从DR国家统计局获得的详细人口普查地图（1：900）上找到并标明每个家庭（他们列出的某个人生活在其中）。一共标记了635个家庭，其中至少有一个当地的访问员知道了解的家庭中的回答者，他们形成了“声称”阶层，被随机分配给三种类型的访问员。随后，我们从圣贝尼托的剩余4834所住宅中抽取了一个简单的随机样本，称之为“无人认领”阶层，并随机分配给作者团队中的30位面试官。这样根据设计，在这个阶层中就没有内部采访者。具体分层抽样统计结果见下图。

       测量仪器。主要调查表包括标准的家庭成员名册，以及关于家庭拥有耐用品和财产、货币流入和流出、生育率和避孕药具的使用、儿童接种史、宗教信仰、以及对耻辱的态度等问题。此外还收集了访谈本身的情景特征：访谈是在哪儿进行的；是否有任何打扰，如果有，持续多久；反复测量其他人是否在访问调查听得见的范围内，如果是，他们的大致年龄组。最后一些问题则是针对受访者故意给出错误答案的倾向，或者说“善意的谎言”。

       关于情境因素。在所要求的样本中，内部人士和本地陌生人明显比外部人士更容易获得被调查者的同意。他们也更可能比局外人在一个更亲密的后台设置（客厅、厨房或卧室）进行采访，而不是在一个住宅更正式或公共的座位区（庭院，门廊）。内部人和本地人和被访者的合作总是好的，而局外人的访谈则平均短约四分钟（见下图）。

       为了衡量信任情况，作者设计受访者被询问是否听说过九个名人其中包括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希拉里·克林顿、迈克尔·杰克逊，以及著名的多米尼加人，包括著名的球星、流行音乐家和国家第一夫人，还有两个虚构人物。结果与作者的期望一致，谎言更有可能指向局外访问者。向外人、本地陌生人和内部人士撒谎的总频率分别为31.2%、18.8%和14.6%。

       关于回答者努力程度，有三个指标用于评价被调查者的努力差异。第一个指标是年龄堆积，特别是报告年龄为0或5的其他家庭成员的比例。将某人的年龄向上或向下舍入到最接近的5的倍数是一种常见的年龄近似类型。因此较少的年龄堆积，也即说的年龄越准确显示出更多的意愿来投入报告确切年龄所需的认知努力。第二个指标是至少回答一个“不知道”所占比例。通过给被访者查看并要求其记忆疫苗接种记录或医院记录等从外部验证的项目的信息。为了证明这一要求的合理性，访问员解释说该研究的目的是测试人们记住信息的程度。这意味着通过明确指责他们对错误记忆的不准确反应而诱导那些有意或无意撒谎的人进行合作。 最后一个努力指标则是是否愿意为访问员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Ce Dula）的比例（见下图）。

综合三个指标都能够看出，熟悉的访问员对于应答着来说更为重要，有助于应答更加努力回答问题。

       访问员对受访者的熟悉程度对数据质量有什么影响？尽管指标范围很广，但从上表可以清楚地表明，外部访问员——本地陌生人访问员并没有收集到这些人群中更高质量的数据。在总体调查完成率或拒绝率中，访问员类型并没有带来很大差异，在报告收入、汇款、教堂出勤等问题上也不存在大差异。

但与此同时，作者也发现当受访者被当地或内部采访者接近时，更长的采访和更多的后台采访是可能的，我们还发现，当被内部访问员或本地陌生人调查，而不是被外部人时，有证据表明被访者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而这将更直接地影响答复的质量。最后，也有迹象表明，访问员与受访者的熟悉程度对至少几个指标的数据质量有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圣贝尼托的受访者似乎向当地采访者——尤其是内部人士——提供了关于财富、对受污名化群体的态度和宗教行为的更准确的信息。他们也不太可能对内部访问员撒“善意的谎言”。而且也没有一个单一的质量指标显示外部访问员的表现得比本地面试官要好。可以说，这些结果清楚地挑战了陌生人访问员的规范。但对于是否应该促使更多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调查研究人员——考虑他们民族志同事长期偏爱的内部人模型？还需更多的研究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