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道德是慈善事业的本质属性，慈善是道德的重要范畴。在将慈善事业视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的意义上，慈善伦理这一概念无疑是成立的，属于应用伦理学范畴。
它既需要从元伦理学的角度寻求慈善伦理诸多范畴、判断、命题的学理根据；又需要对中西方传统慈善伦理文化史上存在的道德定律和价值规范进行纯经验意义的描述；还需要为慈善事业中道德悖论、道德困境、道德争论提供商谈对话的平台，以寻求某种道德价值共识；更需要在道德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形成某种相对规范的一般的和具体的道德原则，从而引导和规范慈善观念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理论体系的建构任重道远，我辈仍需努力！
——本期主持人 王银春
东华大学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文姚丽
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
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灾荒是民国时期救灾思想存在的现实基础。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损失严重，这是基本国情。民国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灾荒，灾荒发生的范围涉及到全国的县数多达一半之上，受灾人数也占全国总人口一半之上，其中造成严重灾荒后果莫过于水旱灾害。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强度尤为严重。在时间上呈现集中爆发态势，同一种灾害或多种灾害在一段时间内，其强度、频次、地区分布均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具有周期性、群发性的特征。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呈现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基本格局，黄河流域占第一位，长江流域次之，西南、华南、东北地区更次之。绝大部分省区的水、旱、地震、蝗灾及其他灾害发生的次数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加的趋势。相对元、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灾害发生的时间间隔也愈来愈小。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兵灾匪患交错发生，相互影响，两者错综复杂交织一起，致使民生问题甚为惨烈。
民国时期的救灾思想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随着西方科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下，为了更好地救荒以保障民生问题，不同政权政府振兴实业经济，通过兴办近代工商业，应用近代科技，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等多方面发展经济，为民国时期灾害救助提供了经济基础。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大范围办职业教育为“教养并重”培养了大批职业教育人才，为民国救灾思想的近代化转型提供了人才储备与社会存在基础。同时，西方传教士还通过办报刊传播西方救灾思想及先进救灾方式与经验，推动了灾害信息的传播，推动了科学救灾方式及措施的传播及救灾方式的转变。买办、绅商、工商业者、知识群体等新兴社会力量直接从事救灾实践，将科学化、社会化的西方救灾理念，乃至于社会福利理念实践于民国救灾实践，推动民国救灾实践的发展及新型救灾制度的形成。新兴知识阶层在民国时期已成为西方救灾思想的主要传播者之一，推动着民国救灾思想形成与近代化转型，从而推动民国救灾思想的实践化与制度化。
民国时期的救灾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的继承。民国救灾思想起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反映的是自然灾害与人类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先贤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界的基本思想，是思考自然灾害与人类关系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救灾思想根源自仁政思想，强调“以仁政之心行仁政”，“爱国必先爱民”，“彻底为民”的思想。民国时期的救灾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救灾思想。管子奉行以民为本的思想，主张富民济贫，这是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的架构渊源。民本思想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上，强调在应对自然灾害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防范饥荒的出现，并将发展生产与救荒联系起来综合考虑，以至于在救灾中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民国时期的救灾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的发展。民国时期救灾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灾害预防思想与减灾思想，并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下，结合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将灾害预防思想与减灾思想进一步发展。民国救灾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仓储备荒思想，尤其是在各根据地救灾过程中，非常重视仓储备荒。民国救灾思想继承了以工代赈的救灾思想，并在现代科学技术传播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发展，建设了许多河防工程，其在减灾防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救灾思想与农业思想、商业思想、经济思想及实业思想关系密切。随着晚清近代实业的发展，包世臣、陈炽等人的救灾思想直接与其经济思想相联系，或者说救灾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非常重视民生保障问题。
民国时期灾害学理论系统初步形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诸多学者已从灾害成因、灾害性质及规律、灾害影响、灾害应对机制等方面展开详尽而系统化的论证，且已形成了一种思考范式，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学者对灾荒经验式总结的研究相比较，民国时期一大批学者对灾害的研究已趋于科学化的论证，侧重于科学推演的逻辑论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灾害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在天文、气象、地质、地震、水利等科学研究领域有突破性进展，实现了灾害研究从传统观察、经验积累到科学试验、科学救治、预防的近代化转型。用自然科学理论对灾害予以研究，是民国时期灾害研究与以往研究的重要区别之一。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实验技术、设备的传入为灾害研究提供了理论上、实践上的支持，通过对中国主要灾害的研究，如气象灾害、水旱灾害、地震灾害、蝗灾等，研究出中国主要自然灾害的成因、性质及规律，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灾减灾救灾方法，且部分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救灾减灾实践，其中以竺可桢对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民国时期救灾思想向科学化、社会化、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以科学化、社会化、多元化、国际化为核心的民国救灾思想代表着民国时期民生保障的价值取向，民国救灾思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生保障思想。传统与现代并存则是民国救灾思想的本质特征。民国时期的实业救灾、多元化救灾、建设防灾、防灾重于救灾、科学防灾救灾、责权明确的救灾理念、植树造林救灾思想及重农救灾思想等，无不以民生保障作为核心体现。民国时期救灾思想已逐渐普遍取得科学根据，救灾思想的科学基础已经初步建立。科学防灾救灾思想是建设防灾思想、防灾重于救灾思想的继续发展。科学防灾救灾思想的提出与发展是适应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救灾思想的科学化、多元化与社会化一脉相承，救灾的组织设置、立法设置、救灾原则、机构设置与人事任用，赈济程序与方法则成为救灾思想社会化的具体实践。民国时期的救灾主体形成了多方参与的格局，包括政府、民间团体、外国在华人士都以各种形式或力量参与救灾，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救灾主体，建立了一种官、商、民多种力量相结合的多元化、社会化的救灾备荒体系。民国时期救灾资金采取多元化、国际化的募款方式，政府捐款在社会募捐中起着重要的倡导和示范作用，鼓励公私机构或个人捐助，教会组织则是国际募集赈款的主要渠道。
民国时期救灾思想推动了近代化的减灾救灾机制的建立，在制度上实现了由传统救荒向现代救灾、减灾、防灾的转变。近代化的救灾减灾实质上是对灾害的综合治理。随着政府责任确立以及现代政府建立，关注民生已经成为政府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广泛对民众实施灾害保障，使救灾、减灾、防灾社会化、系统化、法制化，并建立近代化的灾害保障体系。国民政府时期的救灾、减灾、防灾则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救灾、防灾与重建等内容。灾荒救济的近代化转型主要以专司近代化机构的出现为标志，其次伴随的是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如信息、交通、传媒等近代通讯技术手段。民国时期有了专门的灾害救济行政体系；出现了专门的防疫机构，形成了卫生防疫机制；有了稳定的经费保障以及逐渐形成了以教代养的灾害救济制度。民国时期救灾实践已经呈现出法制化的特征，曾颁布大量救灾防灾政策法规，尤其是以南京国民政府最为典型，其颁布相关救灾防灾政策法规多达80余项，已经明确政府在现代灾害救助中的责任。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近代化的救灾防灾法律体系。民国救灾思想、救灾法律法规、救灾制度及措施一脉相承，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民国救灾实践直接影响着救灾制度的形成，救灾制度直接来自于救灾实践的总结，或是对救灾实践中问题的应对措施。民国救灾制度与救灾实践促进救灾思想的形成，如救灾制度的法制化、救灾实践的系统化。民国救灾思想、救灾制度与救灾实践辨证统一，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
民国时期救灾思想在中国共产党边区的成功实践。民国时期学者关于灾害和救灾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建立了现代化救灾防灾制度，在救灾实践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救灾实效不佳。究其原因，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腐朽的政治不可能在实践上坚定地贯彻执行正确和科学的救灾思想。救灾本是目的，但在腐朽的统治阶级那里变成了“牧民”手段。救灾本需要也本可以在短时间动员最广泛的力量参与，但在有限的政治体制下，按部就班、“防激变民众”。国民政府并未能彻底站在劳苦大众角度深化理解救灾之于“小民”或“草民”的重要意义，“小民”并不在乎理想和思想多么完美和工整，他们更在乎切切实实的脱离苦难，更能感受“救苦救难压倒一切”的深刻理性与本质状态。中国共产党继承传统救灾思想精华，扬弃了国民政府和学术界的救灾思想，明确了政府在民生保障中的责任并将救灾救荒上升到政治高度，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采取以生产自救、自力更生为核心的系列救灾政策，战胜灾荒，救灾成效显著。同时，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在救灾实践中将其与其他制度措施系统协调，如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使之成为一个救灾防灾系统工程。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因为救灾而在灾害中壮大成熟，而民国政府却因为救灾而在灾害中衰弱以至于灭亡。
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救灾思想的近代化转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和各根据地视民生保障为根本，其救灾政策和实践突出彰显着真正的“大同思想”以及“民本思想”，所有的救灾实际行动都鲜明的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理性。事实证明，思想的成熟标志不在“文字”或者空洞的“理论描述”，而是更多的体现在实践行动上。“救灾等于救民，救民等于救国”，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边区政府时期就已经深刻理解民生保障的真正意涵。正是由于此种深刻理解，才有共产党将救灾实践上升到政治高度，形成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忠实履行政府责任，忠实执行民生保障；才有共产党“不拒细流，博采众长”，吸取传统救灾思想智慧，运用先进技术科学救灾防灾；才有共产党敢于并善于发动群众，在最短时间内动员所有资源和力量参与救灾，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自力更生，生产救灾，互助救济。正是由于此种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时期就以救灾的成功实践在事实上继国民政府完成了救灾思想的近代化转型。
西安市孤儿教养院是民国时期救灾思想与慈善教育的典型代表。西安市孤儿教养院开启了西北地区大规模兴办“教养兼施”慈善教育机构的先河，为当时的慈善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西安市孤儿教养院具有其自身特色。在慈善教育理念上，孤儿院遵循“收养孤苦儿童，施以相当教育，使成人后有自立能力”的办院宗旨，不仅重视孤儿的智育、体育，更为重视其品行的养成，认为这是教员的责任。在慈善教育内容上，西安市孤儿教养院实行教养并重的原则，兼有家庭教育的功能，同时也将普通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有机结合。在救助对象上，突破了“重男轻女”的时代局限，救助男童的同时，同样非常重视对女童的救助；在管理方式上采用董事会的管理方式，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在资金来源上，筹资渠道灵活多样，既继承了传统的捐助、田产、地租收入、政府拨款等，还出现了新的募款方式如义演义卖（举办游艺会）等。张子宜所创办的西安市孤儿教养院，体现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开拓了中国传统慈善活动的新领域，突破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范围，带有近代意义上的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
编辑：刘星宇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