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的研究非常多，该文从“抗逆力重组”的角度对留守儿童展开研究，是对留守儿童研究的一种丰富和拓展，在行文中，抗逆力实际上充当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基于抗逆力的概念发展出来本文的框架和结构。但是，除了在理论框架部分对抗逆力进行了专门的介绍外，在文章的正文部分，尤其是最后的建议部分，阐述的内容并未和抗逆力进行非常紧密的结合。大家可以把该文作为质性研究的一篇范文好好研读。
作者：同雪莉
来源《 中州学刊》2019年第7期
摘要
家庭结构的变化为留守儿童带来了诸多风险, 其成长必然遭遇原本平衡状态的失衡与重构过程。对留守儿童抗逆力过程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帮助其积极应对风险及逆境。通过对陕西省秦巴山区留守儿童及监护人的深度访谈, 探索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失衡与重构过程, 可以发现留守儿童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其照顾体系瓦解, 重生存轻发展的养育模式造成其自我认同危机, 重工具性轻情感性的社会支持导致其依恋关系疏离, 家庭监护能力低下促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再生产。留守儿童的平衡重构过程表现为假性单亲家庭的功能补偿、扩大家庭的监护代偿、学校教育的发展保护及社区支持的远端缓冲。对留守儿童的福利提供要以照顾与保护体系的重构为目标, 发展家庭社区联动职能, 转变家庭政策, 搭建学校福利平台, 促进留守儿童抗逆力重组。
关键词
留守儿童; 抗逆力重组; 儿童福利;
问题提出
留守儿童是社会转型中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 导致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这两类弱势群体出现。与流动儿童较早进入学者视野的情况不同, 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 始于2004年教育部召开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讨会, 之后留守儿童因遭遇更多的发展逆境而成为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总体来看, 留守儿童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两个阶段:早期, 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副产品进入学者视野1, 并以问题化的研究取向获得关注2;近期, 留守儿童研究呈多元化态势, 有人从问题视角探讨留守儿童成长中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3, 有人从优势视角探讨留守儿童发展良好的潜力和资源4, 还有人从社会保障视角探讨留守儿童干预或福利服务提供5, 等等。
不同学科的调查研究存在一个基本共识, 即留守对儿童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留守儿童生活质量低下6, 更容易出现恐惧、强迫、偏执、敌对等心理问题7;低自尊, 有严重自卑感8;情绪较不稳定, 有更多的孤独感9;违法违纪行为较多;学业成绩不良, 辍学现象严重, 学习兴趣不高;尤其进入高中阶段, 受教育机会急剧下降10。
究其原因, 学者提出了人口流动衍生论、家庭教育缺失论、家庭随迁障碍论、隔代养育失误论等解释路径。一些学者认为, 留守儿童是社会流动的衍生品11, 是家庭教育缺失造成的社会问题12, 是各种制度壁垒导致其无法随父母进城的结果13, 是爷爷奶奶等隔代养育带来的失误12, 等等。从研究视角来看, 有学者从宏观层面进行了分析, 认为城乡区隔的制度壁垒造成留守儿童群体的弱势14;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进行探讨, 发现留守模式的不同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状况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存在差异12, 并且留守儿童在婴幼儿时期受其影响显著, 儿童期及之后的影响逐渐趋同15。
综上, 目前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资料充分、内容丰富。但是, 仔细分析相关内容发现, 留守儿童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 研究视角问题化。问题视角研究都基于一个基本假设, 即留守导致问题的产生。然而, 现实情况是否如此有待观察。调查发现, 大约2/3的留守儿童发展良好甚至更优。1一些留守儿童比其他儿童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16, 有不错的学业成绩17, 他们自理能力更强, 能顺利进入高校学习。第二, 研究方法以社会调查为主, 深度不足。第三, 研究内容客观描述多, 理论建构少。第四, 研究提出问题多, 解决思路缺少针对性。为什么有些留守儿童在经历逆境时仍发展良好, 他们如何能从逆境中获得恢复并得到成长?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为留守儿童的社会福利和救助提供新的思路。
质性研究是从自然情境中探索研究对象复杂、独特的行为模式的研究范式, 它有利于深入了解个体行为表述的意义。在留守儿童行为模式和应对过程的探索中, 使用质性研究方法有助于从儿童生态环境视角理解儿童行为及应对过程, 有利于准确建构儿童应对模式, 同时也能较好地弥补目前留守儿童研究中社会调查充分、理论建构不足的缺憾。因此,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留守儿童抗逆力发展失衡与重构过程进行探索。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本文以陕西省秦巴山区留守儿童作为调查对象。秦巴山区地处陕西南部, 农民生活方式以劳务输出为主, 由此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聚居区域。研究者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进行研究。具体而言, 研究者在当地学生、中学老师或村干部的引荐下入户访谈。访谈对象采用配对模式, 由访谈者对留守儿童及其日常监护人 (可能是父母中的一方、祖辈或亲戚) 进行资料收集。访谈对象的选择遵循以下原则:第一, 被访对象为留守儿童 (包括与父母其中一方留守、与祖辈留守、与亲戚同住和单独留守) ;第二, 年龄在10—16岁;第三, 留守时长2年以上;第四, 兼顾贫困、父母离异等家庭类型。由此共确定30对访谈对象, 其基本情况见表1。这30对访谈对象的访谈资料经过整理并进行匿名化处理后, 成为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理论框架
抗逆力概念的提出源自对风险及逆境中个体的现象学发现。同样身处逆境之中, 有些人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期的精神障碍、身心疾病或行为问题, 他们发展良好甚至更优秀。18了解抗逆力的运作过程是基于抗逆力提供干预的有效途径。Richardson认为, 个体在面对压力或挫折事件时, 其原本的平衡状态被打破, 为了重新恢复平衡, 需要调动内部或外部保护性资源与压力抗衡。如果压力太大无法抵抗, 原本的平衡被瓦解, 个体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认知或基本信念, 进行重新整合。整合的结果有四种情况 (见图1) :一是抗逆重组, 指能促进个体成长、获取知识、达到更高水平的平衡状态。二是平衡恢复, 指重新恢复到初始的平衡状态, 也即“弹回”。三是丧失性重组, 是指伴随丧失之后重建的更低水平的平衡状态, 此时个体放弃原有生活的希望或动力, 得过且过、消极应付。四是功能失调性重组, 表现为功能紊乱的失衡状态, 个体可能产生物质滥用、反社会行为或不良生活方式以应对压力。19
图1 抗逆力身心灵平衡模型
Richardson对抗逆结果的分类具有积极意义。他认为并非只有消极事件可能导致原本平衡的瓦解, 积极事件同样可能造成如此结果。但他对抗逆过程究竟经历怎样的平衡瓦解与重构过程并没有提及太多。Garmezy指出, 平衡瓦解与重构过程也即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的博弈过程, 二者的互动决定了个体对危机的免疫水平高低。如果保护性因素足以抵抗外部风险带来的压力, 这种风险应对就有助于抗逆力的发展, 从而达到抗逆重组的结果。反之, 在保护性因素的补偿作用下, 个体的适应结果可能发展为低水平适应。20Luthar进一步对这种调节/免疫过程进行细分, 将保护性因素对风险的调节作用分为保护型、恒定型、增进型和反应型四种。保护型是指不论风险水平如何, 保护性因素总能起到保护作用;恒定型表现为无论风险水平如何, 只要保护性因素存在, 个体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增进型为抗逆适应结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在保护性因素的作用下, 经历风险后, 个体的适应水平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即高于风险之前的状态;反应型则表现为在保护因素的作用下, 适应结果会优于没有保护的情况。21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 本文对留守儿童的失衡与重构过程进行研究, 探索留守儿童如何进行抗逆力重组, 以利于其后的适应性发展。留守儿童在风险及逆境中的平衡瓦解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的场所。随着父母外出务工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现实中的亲子分离或夫妻分离很容易导致家庭关系不良、家庭沟通不畅、家庭关系疏离、家庭养育功能低下等情况。留守儿童在这些逆境遭遇中容易产生如下失衡模式。
1.家庭结构变化导致照顾体系瓦解
现代核心家庭承担着儿童照顾的主要职责。当父母或其中一方外出务工时, 原本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 导致家庭原有的养育功能受损, 家庭照顾体系瓦解, 留守家庭的脆弱性凸显。根据儿童留守的家庭照顾模式, 我们从访谈对象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3位进行对比, 在控制其开始留守年龄的情况下, 结果如表2所示。稳定的家庭照顾模式带来儿童安全的依恋关系和良好的适应结果, 而不稳定或冲突的照顾模式导致儿童行为上的回避和混乱。
表2 不同留守模式下照顾体系对儿童适应的影响
留守儿童照顾体系的瓦解大多是家庭结构变化所致, 瓦解过程往往伴随着家庭功能的重新调整与定位。如原有的照顾功能需要其他家庭子系统或扩大家庭成员承担, 也即照顾体系的重构过程。从上述案例可知, 失败的照顾体系往往具有如下特征:第一, 照顾体系不稳定。主要表现为父母与祖辈照顾者更换频繁, 或两代人养育观念差异, 导致儿童无所适从或“钻空子”, 不利于儿童社会规则的形成。第二, 监护照顾不力。这种情况在亲戚照顾与机构照顾中常见, 多表现为儿童监护功能弱化, 忽视现象严重。第三, 照顾责任不明确。常表现为生活照顾良好, 教育引导欠缺, 照顾主体处于“想管又有顾虑”的两难状态。第四, 照顾能力不足。这种情况在祖辈照顾中最为常见, 他们往往因年迈和自身知识水平有限无法满足儿童照顾的多元化需求。
2.重生存轻发展的养育模式造成自我认同危机
在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的访谈中, 当问及对儿童主要负责哪些事情时, 隔代祖辈的回答几乎都是吃饱、穿暖、不生病。至于学习上的事情, 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又不懂”, “人家以后要干啥,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管不了”, “也搞不懂现在的娃们都怎么想的”, “指导不了”, 等等。对于留守儿童的父母来说, 在现实的照顾情境下, 他们也无法对祖辈有太多期望, “能给娃吃饱穿暖就可以了, 你不能指望太多, 他们没那能力”。儿童的想法则完全不同, 他们“其实有时候特别想给他们 (爸妈) 打个电话, 但等到放学了或者晚上又不想说了”, “有事都自己解决, 解决不了就不解决了”。
埃里克森在其人格渐成论中指出, 重要他人在儿童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父母在儿童婴儿期的良好照顾有助于其形成对周围环境的信任, 获得自主意识和主动感;而在儿童期及青少年期, 父母和老师作为重要他人, 有助于儿童勤奋感和自我同一感的获得。反之, 如若儿童在发展中无法得到良好的照顾和支持, 有可能陷入对环境的不信任、自我怀疑的状态, 甚至出现自我角色混乱。上述留守儿童多在婴儿期或儿童期便离开父母由他人代养, 这种重要他人的缺席往往导致儿童出现自卑、孤立的人格特征 (如ZY) 。若代养监护人能完全替代父母的养育角色, 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发展和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会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如CCH) 。
3.重工具性轻情感性的社会支持导致依恋关系疏离
社会支持从功能上可分为情感性、资讯性和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表现为对他人的鼓励、关心、关爱、困难中的陪伴等。工具性支持表现为经济上的支持、物质帮助或具体问题情境中的指导建议。资讯性支持指对个体的肯定或否定信息的传达, 以提高其自信, 同时获得关系中的信任。情感性支持比另外两者更能促进个体积极的自我认知和心理健康。工具性支持或资讯性支持对于个体需求的满足至关重要, 只有这两者首先得到满足后, 个体的情感支持才对良好的自我认知具有积极作用。然而,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 父母能够给予的社会支持主要是工具性支持 (见表3) , 这种支持也是联系亲子关系的重要纽带。
表3 留守儿童支持模式及依恋关系对比
有研究提出,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忽视度高于非留守儿童, 其直接原因就是留守儿童的情感性支持无法得到满足。22随着留守儿童父母的外出, 时空距离阻隔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交流。对此, 其他监护人无法及时填补。如祖父母很少能够运用科学方法与儿童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与交流, 一些祖辈纵容儿童的不良行为, 物质上过度溺爱, 情感上关注不足。“娃可怜, 爸妈不在身边, 他 (儿童) 想要啥只要能给就都给”成为代理监护人的关爱模式。这种对情感支持的忽视必然导致儿童冷漠、孤独的情感体验和回避型行为模式, 儿童与重要养育人之间安全依恋关系的破坏也使其缺乏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学习实践场所, 影响其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
4.监护能力低下促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再生产
虽然父母外出的打工收入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 改善其学习条件, 但在实际调查中发现, 在城乡差距的教育背景下,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机会劣势和父母缺位的共同影响导致其教育机会和学业状况仍然存在严重问题。23当问及“爸妈打电话会跟你说些什么”, 留守儿童回答“都是学习上的事儿呗”。当问及父母对学习上的关注是否有助于其自身学习时, 他们的回答是“其实也没什么, 就只是问问”。留守儿童家庭监护能力弱化及祖辈教育能力不足使祖辈无法为儿童提供学业帮助, 重生存轻发展的养育观念也使他们很少参与学校教育, 主观上对儿童的学习效果持消极态度, 即“他自己能学个啥样就啥样, 我们也管不了”。这种监护能力的低下为一些留守儿童厌学、辍学、逃学提供了机会, 且代养监护人因担心破坏本不稳定的依恋关系而不愿对留守儿童多加管教。这些因素均潜在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再生产。
已有研究发现, 农村留守儿童在高中阶段入学比例急剧降低, 潜在辍学人群增多, 相当比例的学生没有完成义务教育, 高中学业终止状况堪忧。相比于没有留守经历的儿童, 父母的流动背景能够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 这种支持的正效应对农村青少年及其家庭来说具有一定的诱惑性, 其产生的“流动拉力”实际上强化了农村地区的大龄儿童尤其是大龄留守儿童更早放弃学业外出打工。10这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再生产。留守儿童可及资源之平衡重构
人类具有自我恢复的潜力。为了能够重新恢复到儿童发展的平衡状态, 留守儿童会设法接近近端或远端环境中的保护性资源, 以弥补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养育功能缺失。
1.假性单亲家庭补偿之重构
当留守儿童父母其中一方离开家庭外出务工, 另一方与儿童组成“假性单亲家庭”, 这种家庭结构模式能够对儿童缺失的亲子功能进行补偿。研究发现, 母子留守模式能够有效补偿儿童缺失的发展机会。但这种补偿功能的发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亲子依恋关系良好。留守儿童遭遇的核心风险是亲子分离, 儿童与抚养者之间良好的依恋关系能够有效补偿亲子分离带来的风险。有安全依恋关系的留守儿童可以通过接近性寻找、安全基地效应及反对分离的保护方式实现其在压力下平衡状态的重构。二是家庭关系良好。这包括良好的夫妻关系及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关系有助于促进留守儿童的自我认同, 使留守儿童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乐观的情感体验, 这种情感体验反过来又会推动良性关系的发展。24三是家庭沟通高效。良好的家庭沟通有助于儿童习得逆境中的应对策略25, 促进其与他人的互动, 合作解决问题, 提升自我效能。四是家庭规则清晰明确。家庭中描述性或规范性的规则决定了家庭成员的行为及持续性的行为模式, 为家庭成员明确各自的适当界限, 有助于家庭成员完成各自的角色功能。
2.扩大家庭监护代偿之重构
费孝通先生指出, 中国的乡土社会结构呈现差序格局的状态, 在稳定的差序格局中存在关系的亲疏, 如家人关系比非家人关系更近, 同族关系比异族关系更重要, 这些关系构成了亲缘性“自己人”。26社会变迁推动着农村青年劳动力加入城市建设的大军。在农村, 老年人在家庭这个生产单位中的权威性降低, 而对他们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的需求依然存在。核心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儿童养育功能的需求促使老年人这一亲缘性“自己人”承担了部分家庭养育功能, 这种扩大家庭的监护代偿是促成抗逆重组的重要支持。代偿功能的高效率往往需要满足三个前提:父母功能弱化, 儿童与监护人之间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 家庭子系统之间互不干扰。调查发现, 当儿童养育功能由亲缘关系中的他人代偿时, 若父母仍与儿童关系紧密, 反而会削弱日常监护人的代偿功能。这是“孩子毕竟是人家的, 人家说了算, 咱只是临时代管”的心态造成的。当儿童与父母关系弱化, 亲缘关系中的他人才有可能完全代偿养育职责, 也即“跟我自己的娃一样”, 儿童也因此免于陷入相互推诿的真空地带或共同教育的矛盾之中。
3.学校教育发展保护之重构
留守儿童学校环境中的交互对象主要是教师与学生两类。教师与留守儿童的关系以及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期望构成了学校支持的重要环境, 其他学生则是留守儿童同伴支持网络构建的主要支持资源。
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留守儿童形成对学校的归属感。相比其他儿童, 一些留守儿童更喜欢谈论学校生活。他们认为, “每天在学校里感觉很平静, 不像家里老被家长 (奶奶) 吵”, “学生就应该在学校里啊”。这些留守儿童的共同特点是学习成绩较好, 与老师关系融洽, 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 老师都会很关心他们。积极乐观的教师期望有助于儿童学业效能的激发。27期望网理论认为, 在父母、教师和同伴等重要他人期望与自我期望的相互影响中, 个体的自我概念得以形成, 并得到修正和发展。28教师对学生积极乐观的期望能够使学生形成积极乐观的认知, 学生在这种认知下行动, 更容易获得成功机会, 从而激发个体的学业效能。而适度民主的教师风格也有助于提高留守儿童对师生关系的认同。但留守儿童的安全归属感相对较低, 过于民主的教师也容易使其产生一种担心, 怕老师管不住学生, 他们往往希望自己的老师更“厉害”一些。这或许是因为留守儿童缺少正常的家庭管教, 在获得其他重要他人的严格管理时, 他们能获得被关注的心理满足。
4.社区支持远端缓冲之重构
良好的同伴关系网络有助于留守儿童在外群体中自我认同需要的满足。库勒在“镜中我”理论中指出, 自我是个体与他人互动中形成的社会性产物。因为特殊的家庭结构, 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和家庭监管功能在时空的阻隔下被削弱, 他们无法从家长那里得到“镜像我”, 自我认同发展受到阻碍。作为系统中的个体, 留守儿童在这种失衡状态中必然会寻找新的平衡。受年龄特征影响, 青春期前期或青春期的留守儿童会在同龄群体中寻找这种功能补偿对象, 同伴网络因此进入留守儿童的生态系统并发挥外群体自我认同的支持功能。29同伴群体通过平等关系给予留守儿童自我价值的肯定, 从而使留守儿童的自我能力在他人的肯定中得到发展。
邻里社区的远端支持有助于留守儿童在外群体中安全感的提升。邻里社区的质量对留守儿童的影响通过社会喜好来体现, 社会喜好与孤独感呈负相关, 是儿童对社会环境接纳程度的重要指标。根据情境认知理论, 儿童对外部威胁的认知评估决定了外部风险对其的影响程度。评估受情境因素和风险特点的共同影响。当儿童评估外部风险威胁较大并与自己关系密切时, 风险对其的影响也大。社区安全能够影响留守儿童对情境威胁程度的评估, 进而影响儿童情绪或行为应对模式。30社区环境的安全支持能够为留守儿童提供更为积极的环境认知, 从而促进儿童采取积极的应对行为, 主动获取所需资源。反之, 则可能引发儿童的回避反应行为, 以保护其远离可能遭遇的潜在危险。
基于抗逆力重组的儿童福利服务
对社会转型期为我国城市化发展做出牺牲的留守儿童群体, 全社会应当在他们遭遇家庭结构变迁风险时为其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与服务。
1.家庭社区联动, 提升照顾职能
我国当前的福利制度仍然以家庭为核心进行福利供应, 福利的衰减和替代均发生在家庭内部。针对留守儿童的需求状况与福利现状, 需要在划清各福利主体边界的基础上建立家庭社区联动的福利供应体系。家庭作为留守儿童福利供应的主体, 需要在亲缘性互助的基础上, 通过提供成员服务, 保持其福利供应的主体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 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 但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仍然表现出团结互助关系, 三代直系家庭的比例30年来始终保持稳定31, 这为留守儿童在扩大家庭中的福利获得提供了机会。社区是留守儿童活动的重要场所, 承担着对家庭照顾的补充职能, 但目前国家、社区和志愿组织的替代服务仍严重不足, 反映出我国补缺型福利制度的脆弱性。因此, 社区和志愿组织要在政府引导下积极参与留守儿童服务设计, 以社区为服务支持平台, 通过资金福利和服务福利等多种方式推动留守儿童福利服务, 使其具有针对性、专业性和可及性。儿童照顾的活动维度包括身体照顾、情感照顾或直接提供服务三个方面。对留守儿童的身体照顾, 可以充分发挥乡土社会或扩大家庭的互助功能;情感照顾仍需通过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子关系, 跨越时空阻隔, 满足儿童情感发展需求;社区或其他公益组织可以设计更为专业和具有针对性的服务项目, 为留守儿童提供直接服务。
2.转变家庭政策, 提升保护职能
家庭政策是政府对社会成员输送福利的重要手段, 需要在社会变化中及时调整以适应家庭需求。我国家庭福利政策以补缺型政策为主, 重点对问题家庭或失去家庭依托的边缘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老人、儿童等不能自立的成员首先需要依靠家庭保障其生存与发展, 政府和社会只在大的危机时进行社会保障补充。32这种家庭政策无疑缺少对非问题家庭的多元支持, 如近年来儿童伤害事件多发与幼儿看护照顾服务和政策的缺失不无关系。因此, 要转变当前家庭政策的服务目标, 针对家庭保护功能的提升设计专门的家庭服务政策, 尤其从性别视角为家庭中的女性提供保护服务, 使她们在追求职业发展的同时得到儿童照顾方面的帮助, 真正提升家庭对儿童的保护功能。
胡湛等指出, 国家应该通过创建专司家庭事务的统筹机构, 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福利对象, 强化家庭功能责任, 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的进行家庭投资。33邓锁也提出, 以往家庭补偿取向的儿童福利政策应向社会照顾为基础的儿童福利政策转变, 应组建系统整合的儿童社会服务体系。34当然, 家庭保护能力的提升首先需要提升儿童服务的制度化和专业化水平, 并注重制度的硬性保障和柔性情感关怀的结合统一, 从政策的角度完善工作与家庭平衡的家庭政策, 使家庭有能力克服随迁困难, 或使女性在儿童生理、心理发展关键期有条件回到儿童身边, 并对家庭沟通或家庭良好关系的建立提供指导, 增强家庭对儿童照顾的质量和可及性。
3.搭建学校福利平台, 促进教育保护功能
家庭资源占有存在差异, 个体福利对代际纽带的高度依赖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在家庭结构变化给留守儿童生存环境带来重大危机的情况下, 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的重要活动场所, 应积极开展专门的教育与服务活动。这对于留守儿童适应性发展和抗逆力生成具有重要的保护功能。当前, 已有一些学校进行福利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如“营养早餐”项目等。然而, 对于留守儿童来讲, 发展性需求难以满足才是影响儿童成功适应的主要障碍。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位往往导致家庭对儿童的教育引导功能弱化, 尤其对青春期发展阶段的留守儿童来说更是如此。学校教师的专业教育积累可以使他们有条件也有能力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因此, 要拓宽学校福利目标, 强化学校的教育引导功能, 以利于留守儿童抗逆力的生成发展。
注释
1 (18) 赵富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博士论文, 2009年, 第2、63页。
2李静:《从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看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四川大学硕士论文, 2006年, 第5页。
3周宗奎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4魏晓娟:《积极青少年发展观视角下的留守儿童“问题”与出路》, 《青年探索》2015年第4期。
5卢宝蕊:《儿童福利视域下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1期。
6李玲、黄艳苹:《国内留守儿童研究综述》, 《社会心理科学》2010年第3期。
7魏贤玉等:《心理干预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影响》,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年第2期。
8刘丹丹:《农村留守儿童的十种不良心理倾向及教育疏导措施》,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9王良锋等:《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现况研究》,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年第7期。
10 (27) 吕利丹:《从“留守儿童”到“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学业终止及影响研究》, 《人口研究》2014年第1期。
11 季彩君:《留守儿童的教育支持研究——以苏中地区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6年, 第65页。
12 (14) (16) 段成荣等:《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年第3期。
13 毛隽:《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11年, 第74页。
14 (15) 万国威:《社会福利转型下的福利多元建构——兴文县留守儿童的实证研究》, 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2013年, 第32页。
15 (17) 廖传景:《留守儿童安全感研究》, 西南大学博士论文, 2015年, 第84页。
16 (19) 段成荣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学刊》2013年第3期。
17 (20) 罗国芬:《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问题化”机制研究——以其学业成绩的“问题化”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4年, 第75页。
18 (21) Norman Garmezy, Ann S.Masten, Auke Tellegen.The Study of Stress and Competence in Children:A Building Block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Child Development, 1984, Vol.55, No.1, pp.97-111;Michael Ungar, Mehdi Ghazinour, Jörg Richter.Annual Research Review:What is Resilience within the Social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2013, Vol.54, No.4, pp.348-366.
19 (22) Glenn E.Richardson.The 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2, Vol.58, No.3, pp.307-321.
20 (23) Norman Garmezy, Ann S.Masten, Auke Tellegen.The Study of Stress and Competence in Children:A Building Block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Child Development, 1984, Vol.55, No.1, pp.97-111.
21 (24) Suniya S.Luthar.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Child Development, 2000, Vol.71, No.3, pp.543-562.
22 (25) 刘霞等:《小学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的特点及其与孤独感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年第4期。
23 (26) 杨菊华、段成荣:《农村地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教育机会比较研究》, 《人口研究》2008年第1期;张俊良、马晓磊:《城市化背景下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探讨》, 《农村经济》2010年第3期。
24 (28) Lenora Marcellus.Supporting Resilience in Foster Families:A Model for Program Design that Supports Recruitment, Reten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Foster Families Who Care for Infants with Prenatal Substance Exposure.Child Welfare, 2010, Vol.89, No.1, pp.7-29.
25 (29) William R.Saltzman, Robert S.Pynoos, Patricia Leste, et al.Enhancing Family Resilience Through Family Narrative Co-construction.Clinical Child &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013, Vol.16, No.3, pp.294-310.
26 (30) 王德福:《乡土中国再认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64页。
27 (31) 何声清、綦春霞:《师生关系和数学学习兴趣对数学学业成绩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及数学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教育科学研究》2018年第12期。
28 (32) Jeremy D.Finn.Expectations and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72, Vol.42, No.3, pp.387-410.
29 (33) 林安琦:《中学生自我概念与同伴关系、亲子依恋关系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1年, 第6页。
30 (34) 邓纯考:《农村留守儿童社区支持的资源与路径——基于西部地区四省两区的调研》, 《教育发展研究》2013年第1期。
31 (35) 仇志娟:《我国城乡老年人口家庭结构及其养老问题的差异性研究》, 《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32 (36) 彭华民:《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 《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
33 (37) 胡湛、彭希哲:《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人口研究》2012年第2期。
34 (38) 邓锁:《从家庭补偿到社会照顾: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路径分析》, 《社会建设》2016年第2期。
编辑：骆盈盈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