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议题与展望

虽然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也许最终会走向终结，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很难简单判断户口制度是否只有负面影响。事实上，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落后于人口聚集的速度。渐进式的户籍改革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允许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城市的发展程度来调整和接受流动人口；另外，城中村的低价廉租房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的压力，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因此，相对于在微观层面被更多地认为发挥了消极作用而言，作为国家城市发展战略之一的户籍制度可以限制特大城市的无序发展，减少城市无限扩张而带来的城市病，同时通过大城市的涓滴效应鼓励并推进中小城市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移民来讲，影响迁移决定的因素错综复杂。首先，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看，迁移行为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移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然而，由于中国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所得到实证研究的结论都大相庭径。例如：2017年Zhang等对中国西北部城市的研究则说明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移民更倾向于定居在少数民族社区，这表示目的地的文化环境有可能会影响移民的定居意愿。我们可以从地方特定资本（Location-specific Capital）的角度来解读，即地方特定资本把人“绑定”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由于迁移中伴随着城市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人力资本产生的效益和利好有可能逐渐消失；其次，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强调了家庭成员对于迁移决定的重要性，迁移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也是为了家庭风险最小化。特别是中国不同的家庭迁移模式实质是农村家庭内部成员重新分工的结果，家庭成员进入城市的目的仍然是最大程度地取得经济效益。所以，更多的家庭成员在目的地生活并不一定反映出强烈的居留意愿；最后，在迁移的输入地，移民对目的地城市的尺度（大中小城市）和城市类型（如资源型城市或产业城市）都会呈现出一定的偏好。

当移民迁入城市时，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他们很难获取同本地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因此，社区对于其在城市中长期居住有着重要影响。而社区关系（通常通过如邻里互信、互助、友好度及熟悉度等一些指标来测量）直接反映了其社会网络和资本在社区层面的积累。对于移民来说，他们的社会网络不局限于社区之中。在中国，移民主要的社会网络是通过非本地关系建立的，而移民－本地居民的关系被认为更加重要，因为这样的关系会影响到移民的城市融入。实际上，那些有着更广阔的社会和家庭网络的移民更倾向于成为个体经营者，其原因是社会和家庭网络使得个体经营者更容易融入目的地城市的经济和社会。

中国的城镇化和人口迁移迎合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跨区域布局，城市的社会空间也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从地方的空间（Space of places）到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资本主义并未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衰败和消亡，它披起了全球化的外衣，将资本在空间进行整合并通过资本主义逻辑持续运作，而移民成为了资本主义利用空间扩张的工具。例如，家的研究往往会放在流动性和现代性的框架下，包括移民（游客）是如何通过日常生活来构建（消费）家，这种构建（消费）往往与对家和前现代的想象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抗交织在一起等。此外，由于移民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与情感依恋常常定义于不同的空间和地方，其地方感知与地方认同往往介于多个场所之间，在地方归属和情感上会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In-betweenness）”的状态。因此，移民的空间协商过程受到多种不同社会关系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新的主体认同并重新赋予空间新的意义而重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