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WORK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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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村实验推动社会改革,屡挫屡战,杨团:我必须要坚持的,绝不会动摇

撰文 | 夏小影

编辑 | 张火鸟

杨团69岁了,还在为农村社会改革奔波。

 

1993年,杨团离开国家体改委,到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做秘书长,一年后到中华慈善总会担任常务副秘书长。1998年,杨团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社会政策,同时参与、观察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

 

过去二十多年,杨团一直在做“社会政策”、“慈善公益”、“长期照护”和“综合农协”这四件事。如今,她主动辞掉前三项,把主要精力放在“综合农协”上。

 

“综合农协”是杨团自2002年以来坚持16年探索中国三农改革的一种出路,她原本打算将这件事做到70岁。在19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大环境改变后,她反省自己,自我改善,抓住机会,推出 “百乡工程”社区集群新模式,并计划将这件事做到75岁。

“不能辜负农民的信任”

有人称杨团做“综合农协”和“百乡工程”是“社会创新”。起初,杨团不太理解这个说法。现在,她明白了:“所谓社会创新,就是可能你看得比别人远。不仅看到了,还努力去实践了。” 

杨团看到的问题,是农村现实存在的问题。她之所以能看到,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对农村、农民的感情。杨团不止一次向人说:“农民都是很好的人。”

杨团的父亲杨述、母亲韦君宜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韦君宜是现当代文学名家。1966年,父母被打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时,杨团还不到17岁,一个人长征串联,从北京走到了延安,一路备受农民照顾。文革动荡里,孤身一人被伤害被侮辱时,也是素不相识的农民站出来替杨团说话。 

2002年,作为社科院研究员,杨团跟着中央党校考察团重回延安考察。36年过去了,杨团发现,延安的一切都没有多大改变:“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和城市比起来,农村是垫底的,几乎可以说是最落后的。老百姓的生活状态、组织状态没什么变化。”

 

杨团决定先着手解决最急迫的医疗问题。早期农村曾有大量“赤脚医生”,帮助农民治疗小病、常见病,后来由于市场经济冲击、政策倾向改变,村集体经济瓦解等原因,这个群体逐渐消失,村庄公共卫生服务没人没钱,更是丧失殆尽,再加上县乡卫生机构艰难度日,“看病难、看病贵”成了当时中国尤其是乡村的突出问题。

 

通过和延安卫生局讨论,得到陕西省洛川县委政府的支持,2003年初,杨团就率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在该县的旧县镇开始做社区卫生服务试点。而就在这时,国家卫生政策发生转机,2002年底,提出乡村卫生状况需要提起重视,数月后,以大病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县级试点列入了国家文件。

 

当时的中国社科院课题组是由社会学、社会政策、医学和公共卫生等各方专家共同组成的,通过下村下户的多次调研,他们将试点对准社区预防保健和小病,制定了一套今天看来都不落伍的方案:不仅以乡镇卫生院为指导单位,建立乡镇社区服务中心与分片区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立村乡两级的供给网络,更创造性地设立了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农医合),并在民政登记注册以支持和监督社区卫生服务。

 

农医合、卫生院与镇政府三方共建镇协调会,形成了乡镇社区卫生服务较为完整的治理框架。这套方案在2003年试点中落地实施,尤其农民医疗合作社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监督卫生院按成本价收取药费、检查费,还曾以自组织力量实现了每人每年自愿缴费10元,以换取免费享用全年乡村社区卫生服务。

 

试点地的药价一度成为全县最低价,自愿缴费的农户占全镇大半。就因为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洛川实验”曾一度大受欢迎。不过,2003年初试点筹备阶段,由于方案不是以大病为主,而是小病和预防,曾被以“违反国家新型合作医疗试点政策”的名义停止试点工作。

 

得知试点被叫停的时候,杨团刚做完一个膝盖软骨移植到脚踝的手术回到病房,正值麻药过气,止疼药还未起效,疼痛难忍之时,她在病床上接连打了十几个电话,召集课题组讨论,而后接受大家委托起草全体署名的陈情书,设法递给了主管新型合作医疗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

吴仪很快就做了批示,表示可以允许有不同的新型合作医疗做法。不过,问题并未得到实际解决。有关部门找杨团谈话希望她撤回试点,至少换个试点地以避免敏感。 

那次试验面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压力,但杨团始终坚定不移。“我认为这事儿太对了,没有哪一点不对的。还有,这个事是农民讨论通过的,是农民的委托,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她说。

 

经过多方周旋,最后达成的妥协方案是:试点可以继续做,但不能向农民收那10元钱。这意味着试点所需资金都得杨团来筹措,杨团为此找了多家慈善组织寻求帮助,同时用自己领队的社会保障课题费支持试点。

 

一两年后,外部的资金支持断了。最困难的时候,杨团动员课题组全体成员用自己的劳务费来支持试点运营。农民合作组织得知后提出:为我们自己的服务该我们自己出钱,遂发起每个农民交10元社区卫生服务费的行动,支持了运营。但其后几年,体制、政策、环境、资金等诸种压力一起爆发,“洛川实验”的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洛川实验”终止,杨团征得各方同意,将最后的几万元交给农民医疗合作社转型为经济性的农民合作组织。

 

对此,杨团做过反思,认为试验目标“跟国家政策发生了冲突”。“第一是大形势不支持,第二是医疗制度改革慢。我和农民站一起,但农民是中国最弱势的。面对大环境,我们扛不起、转不动。但是农民组织医疗合作,自己支持自己是没有错的。”杨团说。

推动新农村综合发展

大环境无法改变,杨团开始研究如何让农民变强大。“改变不了别人,就只有改变自己。农民群体只有自己有经济实力,有集体经济,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杨团认定了新的方向。

自2005年至今,杨团去了12次中国台湾地区,5次韩国,4次日本,学习他们发展农村、农业的方法。考察中,杨团发现日韩台三地采用的都是“综合农协”的一套三农治理模式。用杨团的话说,这是一种法定机构、公法社团模式,农协是法律支持的农民组织,是按照一整套规范由专职农协人提供给小农户做不了、做不好的综合性服务。

这套服务既包括农技推广、互助金融、合作运销等经营性公共服务,还要用农协经营性服务挣的钱来支持卫生、教育、福利、文化、环境等等社区公共服务。从东亚农协的成功中杨团似乎看到了中国“三农”改革的一线曙光。此后,她的思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综合农协”。

 

2005年,杨团推动成立农民合作社网络“农禾之家”,探索以“综合农协”为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的可操作之路。从做“农禾之家”开始,杨团逐渐在“变”。此前的杨团是强悍的,“要把天戳个窟窿”。现在的杨团柔韧、守中,更讲求实际,秉持初心,用策略实现目标。 

正为“综合农协”的落脚地犯愁时,母亲老家湖北建始县县委在2007年突然找到她,提议为杨团母亲韦君宜先生办一个名人纪念馆。

 

起初,这被一向低调的杨团一口回绝。而当县委书记说看过杨团写农村和东亚农协的文章觉得有理时,杨团心里一动,立即抛出了在建始做“综合农协”试点的想法。最终,二人达成“利益交换”:县委支持杨团做试点,杨团支持县委做韦君宜纪念馆。

 

与“洛川实验”从医疗一个点去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相比,杨团在“建始试验”上有更大的“野心”——建立中国式的“综合农协”,推动新农村走向综合发展。

 

按照当时杨团的思路,建在乡镇的“综合农协”兼具生产、金融、供销、加工、农技推广、社会服务等多功能,是具有综合性、社区型特点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

 

即使有县委书记的“官方认证”,“建始试验”的落地也困难重重,不仅碰到在洛川试验中就早已体会过的地方政府部门权力争斗,还见识了农民的狡黠。“政府各部门都想从你这儿分一杯羹,不管是升官还是发财;农民中也分派,有人就是想大权独揽,利益独吞,如果得不到,就捣乱,让好事做不好甚至做不成。”杨团很无奈。

 

为寻求破局,杨团去找了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双方父母同是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代人。

 

见面那天,杨团和县委书记、县长一起出发。杨团和俞正声“像老朋友”一样见了面,单独谈了杨团正在做的事情。“俞正声说了可以做,这可给县委领导吃了定心丸。试点启动了,新农协成立了,开始效果不错,县和州里都认可。”杨团回忆。

 

然而,谈话后没多久,俞正声离开湖北,调往上海任职。后来的主政者根本不清楚杨团在做什么,尽管有省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宋亚平帮忙,但是杨团和后边来的领导还是“搭不上钩”,接着,建始县后任县长、县委书记也对“综合农协”失去了兴趣,既不阻挠,也不推进了。

 

无论是当地政府的消极,还是新农协内部互不配合,杨团知道,“建始试验”的最大问题是调动不起相关主体的“内生动力”。在建始县三里乡负责新农协试点的乡党委副书记,干了几年还是辞了职。“因为他没有动力,这个事情成了他额外的工作,不升职不加薪的。”

 

经过一番摸索,杨团确信“产业兴旺”是一个提供内生动力的好办法。“只有把产业做起来了,农协能赚钱了,可以养活自己,不用依赖外界捐赠,才能让农协可持续生存。”杨团认为。

当时,杨团将“建始试验”的农民组织定名为“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新农协”),设想它应该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企业,并在该县三里乡河水坪地区落地。为了做新农协,杨团到处奔波,找财政部综合开发办要了一笔财政拨款的项目资金;找了恩施州人民银行以及湖北省到建始县的供销社支持试点;召开了好几期全县干部培训班,请各方专家甚至台湾专家讲课;还引入友成基金会“小鹰计划”的学员和自己带的社科院社工系研究生到项目地轮流派驻,沟通信息,组织活动,以支持新农协。 

杨团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外部资源不是“综合农协”的主体,主体应该是农民。试点多年,新农协始终没能通过“产业兴旺”自我造血,尽管为此不但课题组付出了不少经费,杨团还将好几万的个人储蓄借给了农协,至今未能拿回,“等于捐献了”。

 

2008到2010年红火一段时间之后,“建始实验”陷入“不死不活”的状态。

找“中央依据”

“建始实验”失败后,有好几年,在“综合农协”这条线上,杨团没有再直接进行新的试点,而是转向组织建设和政策研究、咨询支持。 

2011年,杨团与社科院课题组的成员一起创建“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在民政注册,扩大“农禾之家”联盟;2012——2013年,杨团和她的研究团队在《南方周末》开设《综合农协纵横谈》专栏;2013年,杨团作为第一作者的《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的突破口》出版。期间,杨团还指导和支持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综合农协实践,农禾之家启动“禾力计划”,培养了在地农民400多名成为乡村社区工作者(乡工)和30名成为乡土培训师(乡师),启动了“禾趣计划”,从乡村儿童教育入手,提升社区凝聚力。

 

2015年4月,杨团注意到中央出台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提出基层供销社“要扩大服务领域,积极发展生产合作、供销合作、消费合作、信用合作,加快办成以农民为主体的综合性合作社。”“推进供销合作社基层社改造,密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要“为农“、”姓农“、”务农”。供销社“作为相关涉农政策和项目的实施主体,承担公益性服务”。杨团看到这份文件,觉得文件内容与她想做的“综合农协”高度契合。

 

此前两次农村社会改革试验,杨团都找不到中央文件的相关说法,这也是它们失败的重要原因。有了前车之鉴,杨团变得更加柔软,做实验前先找“中央依据”。“所有的干部都说中央文件讲了的才能做,没讲的不敢做。你杨团自己创造的,那不行。”杨团说。

当时,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陈锡文曾“教”杨团:做农村实验一定要紧紧扣住中央文件。 

很快,杨团找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时任全国总社供销合作经济协会副会长袁启昌的帮助下,找到河北省供销社寻求合作。大约三个月后,时任河北省供销社主任的邓沛然拍板,邀请杨团到内丘县做试点。

 

2015年9月,河北省内丘县由河北省供销社正式下文批准为基层社改革试点县,在该县金店镇成立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新农协), 通过改革试点拟构建农村新型组织服务体系,打造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支力量”。杨团和她所在的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担纲此次改革的设计者及咨询方。

 

杨团吸取之前的教训,注重激发相关主体的“内生动力”。例如,“内丘试验”部分解决了人员激励问题,建立了一支完全由农民骨干组成的专职工作队伍,由供销社发给津贴,负责新农协试点的县供销社副主任升了官加了薪;试点的传播甚广,中央机关和各地政府纷纷考察,领导有批示,中国社科院还召开了全国供销总社、国务院政研室、发展中心等各部门参与的高峰研论会进行论证。

“内丘试验”在一段时期很红火。但杨团发现了诸多问题,尤其“综合农协”的 “产业兴旺”难题仍未解决,试验也未实现农协团队靠服务养自己的目标。最让杨团糟心的是,后来,农民骨干的积极性在流失。

 

“没有农民的支持、没有得到农民的真正信任,‘综合农协’做的任何事情最后都会变味,变成都是政府行政了。”杨团颇为无奈。

 

现在,“内丘试验”仍在继续。但按照杨团的说法,“由于政策环境、资源和团队能力不足,尤其缺乏推动产业的科技和流通力量,一直没有大的突破”。

“我信规律”

随着十九大“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提出,杨团意识到历史的机会来临了。 

十九大提出“小农户要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杨团很兴奋,中央政策出现了重大拐点,今后,是小农户而不是大资本将成为国家乡村政策关注的焦点。而“综合农协”就是连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中间枢纽。

她思考自己走过的路,倡导和支持农民走向综合农协没有错,但是缺了稳定长效的产业经济支撑做基础,再好的农民组织也长不大或难以持续。她说自己弄通了,经济成长有多条路,未必都靠综合农协,但综合农协要长大、可持续一定要靠经济成长。

“综合农协不是单纯经济组织,是依据一定规则,能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整合为一体,从经济自立进而达到全面自立的社区化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本身就是一种融合商业模式的社会模式,所以综合农协一定要建立适合本地产业兴旺发达的商业模式。”杨团表示,“而这,离不开自治加他治。”

 

最近一年,杨团带领农禾之家搭起来一个叫“百乡工程”的社区集群,将政、产、学、研、社、农六界全拉进来形成一个为乡村振兴的开放平台。“既然国家提出要全党全国全社会做乡村振兴,那就是不分你是哪个界的都要参与,农禾之家一定不能只是自己做,要邀集各界伙伴一起做。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风气,人人为乡村振兴出把力,个个投身乡村振兴大事业。”杨团说。

 

2018年5月,“百乡工程”新闻发布暨乡村振兴供需对接会在中国社科院启动。杨团在会上表示:“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的乡村振兴,势必成为今后33年最大规模和最大价值的中国公益。”

 

杨团还将百乡工程社区集群解释为既不是正式组织也并非简单平台的新社会结构,是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创造一种能让大家相互选择,相互对接的网上网下联通的结构,针对问题找到最广泛的信息、创意、资源、方案,形成大家能帮到大家解决问题的核心价值。

 

“这样的集群可以超越供需两方对接,超越地域和界别,只要链接足够广,信息足够多,方法足够灵活,任何有需求的组织和个人就都可能找到能帮到你的朋友。”杨团说。

 

今年一号文件发布以来,以县域为范围的乡村振兴大潮在全国兴起。杨团和农禾之家的伙伴们在各地奔波,寻找有思路、想突破的县乡领导人。如今,约有10个县乡包括10年前就做过试点的建始县都在积极联络。

 

为了与地方官员、技术干部、涉农企业和农民朋友在产业振兴上能有共同语言,杨团自年初以来一直在“恶补”微生物技术、流通和产业规划、商业模式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努力动员更多的县乡政府、农民合作组织、企业和社会组织加入百乡工程社区集群。她与多家慈善基金会谈资助,找企业来做投资项目,提出要给县乡打造一条“做规划、好产品、卖好价、搭平台、建组织、推人才”的百乡工程生态链。

 

继5月百乡工程新闻发布之后,农禾之家联合各方将在今年12月上旬于农业大县——四川蒲江召开“乡村振兴百乡工程首届论坛”,推出与县乡村全面振兴的需求对接的产业、科技、人才、社区营造等16个项目,拟请供需双方当场洽商和议定合作意向。这些工作都得到了杨团所在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支持。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不理解杨团的折腾,即使在公益慈善界,也有人认为她做“综合农协”是 “不务正业”,做“百乡工程”是“大而无当”。经常有人劝杨团不要再做这些“无用功”,不如给自己留点时间回家写书。

 

这些异议没能困扰杨团:“我做事从来都不是能得到各方面支持的,从来都是一堆意见。你们说,我听着,我觉得对的、我能改的我就改,我觉得我必须要坚持的,是绝不会动摇的。”
年近70,杨团仍然每天很忙碌,工作起来完全没有时间概念。她已经开始培养年轻人接棒做农村工作。四川达州黍苗乡村服务中心理事长辜家齐是杨团着意支持的一个年轻后辈。在辜家齐看来,杨团是一个似乎永远充满激情、精神充沛的人。经常是晚上12点之后,辜家齐还会接到杨团打来的工作电话。

 

辜家齐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农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他经常会想起杨团青年时期的经历。那时杨团父母被批斗,杨团自己也备受侮辱。最难受的时候,她晚上骑着车大声唱歌在北京街头狂奔,超过身边一个个骑行人,让耳边呼啸的风声、摇曳的路灯和只有自己听得见的歌声带走心中的块垒。

 

杨团不仅自己坚持,她也鼓励追随者或后辈看到希望。她常和年轻人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且鼓励他们:你还年轻,你以后会经历很多。你觉得这个事是该做的,你才能够真正坚定。辜家齐透露,他和杨团之间也发生过争论,但杨团很宽容,事后会说怪自己要求太高。“她好像没有什么不能容忍或不能原谅的。”辜家齐说。

 

很多人说杨团傻,也有人说她是越挫越勇。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杨团一直以农村工作来推动社会改革,在无数次撞南墙的过程中明白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

 

“如果你要想去推动社会进步,你就要跟无数障碍拼搏。其中之一是体制,我硬撞过,我不怕拼个头破血流,但社会、体制就像一大皮囊,你撞来撞去会被弹回来。”她说。

 

杨团坦言,“经常感到无力”,而她常以鲁迅的一段话自我激励:“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不信哪一个人,我信规律,我相信社会是会不断摆脱困难,曲折向前发展的。”杨团说,“我经常会觉得上一代社会学家比我们智慧得多、坚韧得多、爱国得多,非常努力地想给国家探索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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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倩socialworkweek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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