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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后疫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社会治理


后疫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社会治理

   ——专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后疫情时期,我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如何面对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如何对这些冲击做出积极的调适和应对,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围绕上述问题,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社会学系李强老师。

01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领导文萃》: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场疫情对社会学学科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李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近几十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我们社会学界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总体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高速增长期基本结束了,其中疫情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巡谈话时关于“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这一判断也是正确的,因为中国人民一直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力攀登,现在走到了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2020-2050年中国人民如果能够在现代化征程中继续奋进的话,将可以突破很多关于社会发展的所谓瓶颈,例如中等收入陷阱等。但现在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面临诸多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目前看来与疫情密切关联。

当前,尽管医学界对疫情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但疫情是否能够在全球控制住,以及它未来的发展趋向是什么,迄今尚无定论。从疫情防控看,目前东亚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包括我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些传统所谓“新儒家主义意识形态”或威权体制的,比较强调集体主义本位而不是个体主义本位的国家和地区,疫情控制得要好一些,但是仍然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美国和有些国家疫情仍很严峻,这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会很深刻。虽然大家对于疫苗有很大的期盼,但是迄今对于病毒抗体的认识还很初步。

所以,无论是疫情本身,还是疫情对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经济的影响,都给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带来了反思。中国社会学之前对于社会的研究更偏向国内的社会事实,因为中国过去40年发展是在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中展开的,即邓小平所说的“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遇到了全新的挑战。我们历代国家领导人都强调,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但这一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目前来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一向关注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的中国社会学,也必须重新审视国际关系对于国内发展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我们忽视这一重要背景性因素的影响,那么我们将无法判断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其实,自马克思、韦伯、沃勒斯坦以来,国际社会学界一直就比较关注国际经济和政治局势对各国发展的影响,国内社会学界要对此予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领导文萃》:进入后疫情时期,在疫情防控态势持续巩固的情形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发展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疫情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挑战?

李强:后疫情时期,中国疫情虽然大体控制住了,但局部地区仍可能出现散发病例引起的聚集性疫情,这是我们绝对不要掉以轻心的。目前,人们的注意力也逐渐从疫情对人的影响转移到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上来。

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急剧下降。财政部数据显示,疫情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较大,1-5月各月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下降3.9%、21.4%、26.1%、17.3%、10%。1-5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7672亿元,同比下降13.6%。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998亿元,同比下降1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41674亿元,同比下降10.4%。全国税收收入66810亿元,同比下降14.9%。我们从这一系列数字中就可以看到,受疫情影响,中国税基减少,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而采取的减免税、缓税等措施导致全国财政收入下降,其背后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

其次是中国大规模国企经营模式受到挑战。受疫情影响,与制造业、文旅业、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相关的国企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融资成本增加使大规模国企面临现金流短缺的问题;同时,中国大规模国企供应链两端依托着大量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困境以及国内物流交通的受阻将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国企供应链风险。大规模国企也在国际关系中面临巨大挑战,产品出口的不确定性将使其无法按照国际贸易合同完成生产加工任务,从而影响其国际客户的稳定性,带来企业发展的风险。

第三是中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挑战。中小企业由于本身抗风险能力偏弱,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较高,在疫情冲击之下更容易产生波动。后疫情时期,面对经济下行与疫情影响的双重压力,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来看,后疫情时期,中小企业将面临供需两侧的挑战。从需求侧来讲,中小企业面临的是国内消费性需求的降低和居民消费习惯的变化。在国际需求方面,出口的减少也将导致外贸型中小企业发展困境。根据商务部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出口3.33万亿元,下降11.4%。在供给侧方面,长期的停工停产使中小企业面临资金流的危机,原材料价格上涨,产业链循环受阻且不稳定,使中小企业面临库存不足和难以寻找替代供应商的问题,一旦企业供应发生中断,中小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根据2020年2月清华、北大联合调研的数据显示,29.58%的中小企业估计疫情将导致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50%,28.47%的企业预计营业收入下降20%-50%。同时,34%的中小企业账上余额只能维持1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17.91%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

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是,疫情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严峻的就业问题。后疫情时期,城乡就业、失业问题将形成比较严峻的形势。根据2020年6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19年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7.4%,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渠道。然而,受疫情影响,目前国内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产业就是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包括餐饮、旅游)和外贸行业(主要是出口),从而使疫情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失业困境。目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3%、6.2%、5.9%、6.0%、5.9%。国际失业率的标准是过去一周无有报酬的劳动,我们社会学界调查失业率的标准是过去一周有过15小时有报酬的劳动就不算失业。所以我们社会学界调查的城镇失业率比官方的要高一些,社科院调查的失业率是9.0%。但即使按照6%的失业率来计算,其对应的失业人口规模也达到4500万人。但是这种统计口径比较窄,很多农民工、应届生、主动辞职等群体没有算在内,我国农村从来不计算失业率,只计算过农村剩余劳动力。此次疫情以后,据估计大约有5千万以上农民工没有返城,这其实也是一种半失业状态。同时,仅大学应届生一项,今年高校毕业生就将达874万人,因此,受疫情影响的失业人口规模肯定要更大。在后疫情时期,因新的疫情管制造成的,暂停工作、无法运营的市场、相关行业、服务业等很多经营单位的员工,甚至中产阶层,收入将大大降低或收入无保障,从而带来失业问题之后比较严峻的社会民生保障问题。

《领导文萃》:疫情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吗?

李强:从社会学角度看,后疫情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进程将受到疫情的阻碍,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的影响较大。在之前的研究中,我提出过“中产边缘层”和“中产过渡层”的概念,中国大部分中产并不是核心中产,而是处于边缘处。我们曾经根据 “六普”数据计算过我国中产阶层占比19.13%,但73%的中产处于与下层接近的边缘状态,他们主要是经营销售群体、技术工人、普通办事员、行政人员和服务人员,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很不稳定的,疫情对他们的打击较大,可能会使他们落入下层。

同时,受疫情的巨大冲击,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将被进一步拉大。之前我们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发现,中国社会结构正在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向“土字型社会结构”转变。所谓“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指社会中下层比例与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土字型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结构中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群体有所扩大。然而,这次疫情的影响,很可能使这种社会结构的优化停滞,甚至退回“倒丁字”结构中去。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我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数量的居民,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401元,折合每个月约6367元,大幅度领先于其他80%的人;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分别为15777元和7380元,折合每个月为1315元和615元。占全国总人口四成份额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刚好处在“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区间内,再加上中等收入群体中一小部分收入较低的人口,规模便与李克强总理提到的6亿人口相当。在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委靡不振的状况下,社会的两极分化会加重,中国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也会加重,并挑战社会保障体系的效能与社会结构的稳定。

02后疫情时期的政策调整与社会应对

《领导文萃》:面对后疫情时期的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挑战,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李强:疫情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的冲击很可能带来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但我对于中国四十多年前启动的现代化进程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依然存在。我曾经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动力。

第一个动力叫城市化,我们也叫城镇化。中国目前尚处在城市化、产业化的高峰期,其潜力和动力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毕竟我们那么多的农村人口,农民想要过上比较高水平的生活,这个动力比什么都强。在后疫情时期,我们要思考怎样城市化的问题。从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我曾提出过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两种模式,就近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是远距离迁徙,而是近距离迁移到家乡附近的市镇,主要界定为以地级市和县级城镇为核心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则强调农村的就地改造,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等的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就近和就地城镇化有利于防止单一巨大城市的社会风险,也有利于弥补中国过去城市发展分散型格局的不足。

当然,我所讲的城镇化绝对要避免那种完全违背农民意愿,避免那种强拆逼农民上楼的所谓“合村并居”,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自己主动追求城市美好生活的过程。

第二个动力是中国劳动力仍然处在有利时期,中国人的勤劳刻苦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40多年激发了中国人的活力和动力,像快递小哥那样拼命劳动的群体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所以,九亿勤劳刻苦的中国劳动者为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动力是始终存在的。

第三个动力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制造业培养了数以亿计的一线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制造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中国制造业链条比较完整,由此培养出来一批一线高水平的技术工人。目前,中国数以亿计的技术工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这些有着高超操作技能的劳动者,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中国用了40多年,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四个动力是改革开放40余年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只有管理干部、懂政治但是不会市场运作,而现在懂经济会经营懂技术的管理人才很多,尤其是中国南方,会市场运营的人才数不胜数。

以上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动力。当然,动力虽然存在,但是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国际环境的恶化,仍然会遏制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力。所以,今天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必须进行反思和实事求是的调整。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政策调整的先例,比如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共产党毅然作出了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允许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纠正了极左路线,从而使中国经济短时间内迅速得到了恢复。

《领导文萃》:后疫情时期,为了尽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怎样调试经济社会政策以应对疫情造成的挑战?

李强:针对疫情造成的挑战,我们需要依据客观事实来对社会政策进行积极的调整。例如2020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在外贸订单骤减的局面之下,国家鼓励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将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帮扶外贸企业渡过难关,这就是一项积极的政策调试。实际上,这一系列政策都在强调扩大内需的重大意义。内需的真实需求来自于生活需求尚未满足的群体,但这一部分群体收入水平不高。所以,扩大内需的核心应该是提高这一部分人的收入,这就涉及到中国经济如何自我循环的问题,中国近14亿人口,是有自我循环潜力的。

再者,在疫情的影响下,实体经济受到重大的冲击,但数字经济却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自我循环,就必须加快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包括电子商务、数字金融等在内的数字经济不仅满足了疫情期间居家家庭消费需求,也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同时也成为破解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的可能方案,因此实现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对疫情必须做出的战略调整。

另一个就是要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支撑的产业和服务业,是城乡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经济领域和社会运转的有机体。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城镇80%的劳动就业,但从复工复产的情况来看,大型企业和重点产业开工率上升较快,而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工商户开工复产还处在徘徊阶段。因此,国家出台了多项举措,鼓励发展小微经济、夜市经济、集市经济等,保就业,促消费,激发城市经济的活力。例如,成都在6月初即设置临时占道摊点15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6个,允许店铺越门经营172个、流动商贩规范经营点800个,成功增加了逾4000个就业岗位,使疫情重创实体经济之后,小成本、低门槛的地摊率先激活了城市经济。从全国经济看,南方经济的活力明显高于北方,差异主要就在于民营经济这一块。

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六普数据,我曾经计算出,我国“中产层”占全体16-64岁人口的比例在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比例分别为10.58%、13.19%、16.40%、19.30%和25.35%,但是“中产边缘层”在中产层中所占的比例在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比例分别为75.04%、76.82%、71.27%、69.90%和61.23%。可以看出,“中产边缘群体”在不同城市规模中,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个群体地位不稳定,在经济下滑的局面下随时可能落入下层。因此,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特别是保护和激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活力对于保护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极其重要。

03后疫情时期的社会治理创新

《领导文萃》:后疫情时期,为了尽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怎样调试经济社会政策以应对疫情造成的挑战?

李强:习总书记指出,本次重大疫情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大考,强有力的社会治理能力将大大提升疫情防控的水平。这次疫情防控就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社会治理牢固,整个社会就安全稳定。大家都看到了,当疫情形势极其严峻的时候,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确实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将基层治理构建得扎扎实实,有了基层的严密防控,就保护了每一个居民,每一个人。在这次疫情防疫中,严密的防控措施落实到了厂矿、机构、市场、单位、单位社区、居住社区、小区、院落、居民楼、每一辆公共交通工具、每一块有人群的空间,每一个角落、直到每一户、每个人,各级管理部门将工作人员派到基层,下沉社区、冲上一线,通过排查登记、配置资源、运送物资、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安抚群众,极大缓解了社区和街道疫情防控的压力。这样一种严密的基层治理体系具有中国特色,是经历了七十多年的变迁逐步形成的。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体制机制,与欧美国家有巨大区别的,中国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基层治理模式控制了疫情、稳定了社会。

《领导文萃》:此次疫情防控也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和优化提供了契机,那么此次疫情给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和优化带来了什么启示呢?

李强:疫情联防联控需要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如何把这次全民抗疫中涌现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反思和总结,把短期抗疫服务转化为长期治理体系,是后疫情时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北京近来的新的疫情传播也提醒我们,后疫情时期可能会比较漫长,还是要探索和创新基层社会、基层组织、基层社区的治理模式,既管控住疫情,又保持经济社会具有活力。

首先,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式,要继续推动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此次疫情防控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防控要扎实地落实到每一户每一个人。社区是老百姓的生活共同体,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最有效防线。因此,把社区这一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为此,很多地方派干部和工作人员下沉社区、冲上一线,建立了干部值守制度,成立应急小组,利用中青年党员社区报道制度建立社区疫情防控小组,与社区居民一起在社区值守。这种统一指挥和调度,明确防控责任和任务、直接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的防控工作,扎实地做到了排查登记、配置资源、运送物资、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安抚群众等任务,确实极大地缓解了我国疫情防控的压力。

第二,是加强社会协同,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现代人民战争。此次疫情防控也再次印证,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共建共治共享”。与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的最大创新就是社会治理是具有最广泛参与性的治理。此次疫情防控单凭个人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需要全民参与,由此汇集成抗击疫情的最广泛的和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在防控中,很多地方建立了社会治理的网格制度,“街道-社区-网格员-楼门长-家庭”的五级联动组织,在很多基层社区,面对庞大的社区居民和流动人口,网格员可以化整为零,入户走访、电话询问、卡点检测、定点消杀、人员摸排、劝导宣传、物资采购、生活保障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既往的经验证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都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建共治共享”。

第三,是以科技为支撑,加强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水平。科技支撑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此次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中的表现非常突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最有效阻止疫情传播的方式就是减少人与人的直接接触,但这样就会造成人们日常生活和复工复产的难题。为此,科技成为解决这些难题的支撑工具。在社区中,健康出行码便利了社区的封闭化管理,社区组织的微信群方便了社区服务和管理,居民组成的微信群方便了日常的沟通交流并满足了日常生活需求。科技在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等方面的突出功能既有利于上下联动联防联控,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恢复社会经济运转。

《领导文萃》:面对这次疫情,“新清河实验”是如何应对的?

李强:“新清河实验”是我带领清华大学清河实验课题组在北京清河地区所进行的基层社区治理实验,旨在通过我们的引导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开启社区治理创新和城市更新的新探索。清河街道辖区面积9.37平方公理,常驻人口接近20万,共包括社区居委会28个。疫情之前,我们在清河陆续进行了阳光社区三角地改造的实验,将社区脏乱差的区域变成社区互动中心,不仅创造了居民的公共活动空间,而且还丰富了居民的日常文娱生活,增加了居民的邻里联结关系,激发了社区的活力。我们探索了社区议事委员制度,收集居民意见,形成公共议题,完成了老楼装电梯、停车场改造和养老驿站等老大难问题;我们还推动了城市街区微更新行动,在清河毛纺北社区进行了空间实验,协助政府推进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善了老旧小区的居住空间环境。应该说,清河实验搭建起社区居民与街道上下沟通的桥梁,成为居民需求的传声筒、项目落地的监督员。

疫情期间,我们的“新清河实验”并没有中断,陆续进行着社区议事委员实验、物业管理实验、社会组织实验、社区提升实验、社区空间改造实验和社区保障改善民生实验,为基层社会治理和疫情防控提供组织基础和能力提升训练等。疫情期间,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清河街道下沉干部、社区议事委员、社区党员和志愿者投身到社区防控一线,为进出居民进行体温检测、信息登记,为居家观察人员入户送快递、处理生活垃圾,齐心协力,共抗疫情。我们“新清河实验” 课题组成员也积极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和疫情防控,下沉到社区一线,成为社区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在思考一种以人们实际居住小区为基础的、改进传统社区居委会管理模式的、居民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模式。

《领导文萃》:后疫情时期,“新清河实验”将进行哪些领域和实践的新探索?

李强:后疫情时期,“新清河实验”将进一步探索和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探索后疫情时期的新问题、新困难,从基层社区治理角度,探索新的实验内容、方法、体系与模式。

2020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明确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治理体系,并支持在社区物业管理区域内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决定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重大事项及有关共有部分利益和管理等事项。《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的实施,规范了社区物业管理服务,也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物委会”)的尝试,给很多短期内成立不了业委会的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居民参与、决定物业管理事项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但是,作为一项新生事物,“物委会”如何组建,如何运行,如何协作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北京市各区都在进行着探索试点。我们清华大学“新清河实验”课题组也在探索组建“物委会”的“清河模式”。在后疫情时期,我们的“新清河实验”将继续探索议事委员基础之上的“物委会”的组建与运行实验。

另一个就是科技治理的探索和实验。后疫情时期“无接触经济”的发展、信息的传播等强烈依赖于网络,网络社会治理也变得更为重要。因此,新清河实验要适应新的居民,做出新的社区实验。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清河凭借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在社区居民中组建了微信群,为后疫情时期社区居民自治和协商共治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清河毛纺北小区,全区9栋居民楼均组建了“楼栋微信群”,一户一人实名入群,由社区党委或居委会干部担任群主,居民对于社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在群里反映。这加强了居民社区协商和共治,便利了居民的公共参与。在最近一次的毛纺北小区议事委员改选中,毛纺北小区900多户一户一票投票选举,最终成功收到有效选票600多张,占总户数的70%,如此之高的参与率,在全市老旧小区中并不多见。网络传播需要结合大数据技术实现“云计算”,充分收集、了解民意民心,更好的实现社区治理决策的科学化,服务的高效化和精准化。因此,在后疫情时期的“新清河实验”中,我们将更多应用大数据方法,对大数据背后的真实社会生态和社会心态进行深入分析,不断提高基层社区治理水平。

编辑:金娜socialworkweek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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