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23日，武汉封城。自当日起，武汉本地社工团队迅速反应：建立线上支持社群、社工“下沉”社区，展开了一场不知尽头的生死救援。随着疫情在全国蔓延，各地社工组织、一线社工伙伴顶着巨大压力和重重挑战，在缺乏足够资金、人力、专业技能支持下麓战至今。
是中央英明决策还是从业者的担当？是国家意志还是专业操守？是一枝独秀还是百花齐放？
让我们也认真听一听【外面的声音】，多维度了解全球社会工作命运公共体。
导语
日前，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发布了《COVID-19与社会工作》全球各国报告，介绍了部分国家社会工作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同时，单独发布了中国社工教育协会提交的中国国家报告（点击可查看）。
在这两个报告中，我们读到了疫情给国外民众造成的深重苦难，读到了疫情对既有结构性不平等的深化，读到了游移不定不负责任的政府行为，读到了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的离心离德，读到了社会工作者持续的多样化的努力，更读到了中央的英明决策和中国社会工作界的担当有为。
为了强化各位社工同仁在疫情中不断增加的民族自豪感和中国特色的专业认同感，我们摘译了报告内容，以期比学赶超，入脑入心，推动疫后社会工作大发展。
中国
COVID-19是本世纪人类遇到传染性高最广的全球性流行病。这是一场严重的危机，也是对世界的严峻考验。人民的安全和健康面临重大威胁，是人类和病毒之间的一场硬仗。
面对此前未知、突如其来、来势汹汹的COVID-19流感大流行，中央充分发挥中央集中决策、地方快速实施、社会全面实施的制度优势，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最有效、最迅速的防治措施……
在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为首的专业团体发挥了抗疫领军团队的作用，带领14个地方团队分别在湖北、黑龙江和陕西等地展开服务和研究。
一是服务方面，社工面向的服务人群包括：新冠患者、前线医务人员、行政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庭；诸如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等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且对受影响的重点区域的社工及其家庭提供支持。社工运用创新和改变的取向，在疫情中承担服务提供者、资源动员和政策倡导者的角色。二是在社工教育方面，提供了专业服务指南和专业培训，其中包括：一份服务指南；7+n网络课程，包括危机干预、医务社会工作、社区工作、志愿服务和管理、线上服务模式、哀伤辅导，社区重建等，为前线人员提供专业指导。
服务过程的障碍是，脆弱群体缺乏社会媒体资源和技能；多学科和跨专业合作不易；有些地方智能电话和网络信号不好。
英国
疫情明显加剧了英国社会中既存的深层次结构性不平等，以及在十年的“紧缩”政策之后支持性服务的空心化。社区团体在应对新冠肺炎方面做出了非常重大而显著的贡献。
疫情可能是英国重振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的机会。作为欧洲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英国政府封锁措施的迟滞可能是悲剧的源头。英国社工仍然在没有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勇敢地继续提供急需的服务。社会工作研究者和社工学生也在与疫情作斗争。有些继续在他们的社区向其他人提供服务，所有人都开始在线教学，这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疫情后的社会重建将是关键议题，其中包括：解决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特别是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重视公共服务的价值和公民责任。疫情表明，人们基于社区团结起来，能够影响政治人物实现迫切需要的社会变革。
印度
与政府相比，尽管民间组织在疫情中提供的支持更加敏感和富有同情心。但是，政府所负责的基础设施（如饮用水）和公共服务（如健康服务）在疫情中进一步恶化。工人、土著居民、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不断受到威胁，民主进程在控制疫情的名义下被破坏，例如修改劳动法，弱化知情权法案，以及中止公民权利。这些都构成了社会工作实践的主要挑战。
在实践层面，社会工作者需要与其他民间社会团体合作，确保那些在非正规部门的失业者获得收入。社会工作者可以和一线医护人员共同开展后端的照顾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健康服务的不足。社会工作者可以培训志愿者来照顾那些被隔离的人们。社会工作的专业团体需要与NGO和NPO等组织建立联盟及网络，以推动有效的变革。在教育和研究层面，未来重点是减轻疫情的影响。具体包括确保人们的生存和尊严,启动和促进当地的经济活动,确保所有人获得足够营养,开展社区教育活动,促进弱势群体的精神健康,确保治理机制的响应和问责,关注特别弱势群体的融入。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社会工作者协会支持澳大利亚政府的疫情财政刺激计划，包括11亿澳元用于支持心理健康和家庭暴力倡议的一揽子计划。但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保工作”和“找工作”等经济刺激计划则只持续6个月。
据预测，在政府援助结束后，当澳大利亚家庭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人们将遇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问题。另外，澳洲土著社区等弱势群体的家暴发生率本来就很高，新南威尔士州议会通过《疫情立法修正案(紧急措施)法案》后，预计家庭暴力的风险将会增加，该法案赋予惩教服务专员假释低风险囚犯的权力，以防止监狱过度拥挤，从而大大延长了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和受害者共同留在家中的时间。
当前，澳大利亚的社会工作者一直在忙于探索另类的方法，以帮助有需要的社区成员，包括因疫情而失业/被短期解雇的员工，因封锁而无奈地与施虐的家庭成员同住而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激增的普通民众，以及澳大利亚大片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人口等。
澳大利亚的社会工作专业在应对干旱和丛林大火等自然灾害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可以为疫情社会工作提供借鉴。澳大利亚社会工作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以帮助民众有效地从疫情中恢复。
意大利
过去两个月来，意大利社会工作者们一直面临着不可预测的局面。在应对紧急情况下，社工们制定积极策略，一方面保证了基本的绩效，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内部的凝聚力。
与所有的专业工作者一样，在紧急情况下，社会工作者重要的是不要拘泥于提供服务时通常使用的程序，而是需要有灵活性、进取心和创造力，去思考如何有效地利用当下有限的资源。
社会服务机构很快就为社会工作者配备了智能办公设施，与志愿者、民防部门等开展了跨专业合作，相同领域的机构之间进行了系统的比较，避免重复提供服务。
一些社会服务被中断，社工需要思考恢复服务的路径，比如通过社区矫正支撑监狱的缓刑措施，并保证那些不能推迟的干预措施（如吸毒成瘾服务）能够正常运行。疫情期间，等级角色似乎被“悬置”，社会工作专业重新发现了一种在绝望中的非凡团结。
也许紧急状况也是一个机会，让社会工作专业重新发现官僚主义的强硬和狂热的工作方式常常掩盖的价值观和专业行动，从而回到人性的层面，看见被遮蔽的问题和资源，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紧急情况。
爱沙尼亚迄今为止，爱沙尼亚尚未进行任何研究来确定本国受COVID-19影响最大的人群。根据媒体报道，最脆弱的人群是养老院中的老年人，最大的需求是确保食物供应和家庭护理。
在社区工作领域，社工开发了网页和应用程序来方便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之间进行联系。他们还启用了新的数据和信息交换系统，使有需要的人们，尤其是儿童能够更快地获得帮助和支持。在疫情开始时，社会福利部门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个人防护装备。
与医疗部门相比，福利部门的一线工作的重要性被低估。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全日托设施关闭，人们被封锁在家中，缺乏必要的信息了解渠道。
在宣布紧急状态后，社会工作者立即开通了特别的“Help 1247”在线服务，提升了服务的可及性。爱沙尼亚社会工作协会认为，“在新形势下，地方政府在提供服务方面非常迅速和创新。爱沙尼亚人很容易将工作数字化，这场疫情使得工作数字化这一做法更为普遍，许多社会工作者都提到了信息和规范过载的问题。
”尽管爱沙尼亚日常生活已经恢复，但人们仍然缺乏足够的防疫知识，且对如何保护社区中最弱势的人群缺乏了解。在疫情期间，社会工作的研究未得到政府的支持，研究者正在寻找机会来应对这一挑战。
芬兰社会工作者普遍关注的是老年人，尤其是养老院的老年人，还关注在家中照顾老年人的照顾者们是否有足够的应对能力。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其他日常服务已经关闭，因此，照顾者们并没有休息或休假的机会。社会工作者还关注处境不利的儿童，以及有精神健康或药物滥用问题的家庭。由于家庭成员们不得不按照规定更多地呆在家里，这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在部分家庭中情况向好，但在另一些家庭中，情况变得更糟。在芬兰的许多城市，强制性儿童福利报告的数量有所减少。同时，由于家庭暴力案件上升，警察到人们家中探视的次数有所增加。同样地，由于庇护所和其他公共场所已经关闭，无家可归者们被迫更多地留宿街头。由于这些服务的关闭，他们的健康需求更难得到满足。由于食物捐赠和食物共享服务的停止，流浪街头的人们承受了更多的饥饿和营养不足。许多服务使用者失去了与基本服务提供者联系，他们无法从其他服务获得日常帮助。这些福利服务的停摆，使得有关社会服务的需求信息，以及服务使用者的情况变得更加难以获悉。芬兰专业社会工作者联盟通过在新冠流行期间收集与分享相关经验（包括工作条件、分享关于工作规范和社会工作者权利的消息等），为从业人员提供了支持。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已经从雇主那里获得了足够的有关冠状病毒预防和工作安排的信息。
爱尔兰
爱尔兰社会服务响应重点聚焦于儿童与家庭服务，如儿童保护服务、家庭服务、性别服务及基于性别的家庭暴力服务等，同时借助一些合作伙伴的支持机构筹措服务资金来开展倡导、评估、干预等。
亦有家庭暴力干预机构可用工作人员不足时，政府承诺提供资金以便招聘临时工作人员替代无法上班的工作人员。在服务提供上，社工尝试通过电话、社交平台的方式提供，如通过电话为遭受家庭暴力的成员或者照顾者进行帮助等。在社区缺乏畅通的沟通渠道，比如说电话不通或者网络不畅通等现象是阻碍服务的重要因素。
当然，有些日常的服务，比如团体服务、日间服务也不得不因疫情而关闭。在疫情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心理健康问题升级；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问题积压；家庭暴力的显著增加以及无法参加葬礼的家庭成员；无法到产房陪产的父亲；处于教育阶段而无法上学的儿童等。
当社区和家庭互相寻求支持和安慰时，政府和服务机构必须把“关怀”作为重新开放和重建的核心议题。
日本日本政府提供了各种紧急援助，并允许灵活应对。但是，由于行政程序的复杂性，很难照顾到每个人的需要。社会工作者与他们的服务对象一样，在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亦是脆弱者。在具体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也可能面临着伦理困境，比如说由于隔离或者孤立的状态，使得资源难以送达给案主，或者无法提供充分的服务。当然，政府亦给小机构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帮助，以帮助其渡过难关。在社工教育上，日本也允许学生通过在线的方式进行实习。在疫情中，保持社会距离和减少感染风险的要求极大地限制了弱势群体和社会工作者。此外，那些不习惯社交网络等数字环境的人有进一步被社会孤立的风险。为了缓解这种情况，社工应当探索新的方法，如在线咨询、在线探访机构居民、在线案例会议和机器人照顾等。此外，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调查案主和工作人员的需求，并制定必要措施，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COVID-19疫情。
瑞典在瑞典，民间社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一些非政府组织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安全床位”，为贫困家庭提供不同形式的帮助。一些地方网络也已形成，以帮助、讨论和关注这段时间的社会问题。瑞典政府提供的保护措施主要针对卫生保健人员，社会服务人员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当国家的大量资源分配给卫生部门时，社会工作部门就在一定程度上被绕开了。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社会问题会在悄无声息中变大，成为以后社会需要处理的更大问题。由于瑞典还没有实行全面封锁，这些问题及其后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社工需要保障儿童和青年、受虐者和有酒精或毒瘾问题的人与其他群体同等获得食物、药品等资源的权利。在需求增加而获得资源的机会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合作对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尤为重要，地方政府的角色至为关键，它们之间需要密切合作，以减少脆弱性，提高危机管理能力。
当前，瑞典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也是社会工作者的联盟，该协会收集了有关冠状病毒和COVID-19的信息放在协会主页。遗憾的是，该协会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
西班牙为了缓解疫情造成的状况，西班牙社会工作者最紧迫的服务内容是基本社会服务、家庭保护和儿童贫困、老年人的家庭护理等。社工特别关注政府对收入减少的自我雇佣者的援助迟迟没有支付的问题，这与申请人数多、申请者使用在线申请技术的困难等有关。疫情期间，西班牙社会工作总理事会的活动频繁。西班牙社会工作总理事会与国家社会应急干预小组合作出版了《社会工作对无家可归者的干预》，与市政部门合作对无家可归者进行检测，以发现阳性病例并对其提供医疗服务。此外，它于5月22日向众议院教育和职业培训委员会提交了《教育法草案》的修正案，要求在《教育法》中加入新的措辞，以承认处于危险中的学生、处于社会劣势或弱势的学生或有独特教育需求的学生的保护权和福利权，争取将所有未成年人纳入教育系统。西班牙社会工作总理事会对5月29日的《最低生活收入皇家法令》提供了意见，一方面是对该法令感到满意，认为该法令将有助于缓解疫情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危机，使得人们有足够的收入以实现商品和服务的基本需求。同时，它认为，收入保障制度应优先考虑公民获得商品和服务的主体权利，减少贫困、不平等和脆弱性这些结构性问题，从而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
编辑：李美霆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