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对金钱的观念和理解一直在改变,接受的信息更加错综复杂,前所未有。举个例子,人们常说一个人至少得存够一百万美元才能在退休后安享晚年,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极其不现实。有钱人总想着和更有钱的人相比,觉得自己处于劣势。 他们却从不和超过世界人口三分之一,每天只靠不到两美元过活的人相比。 那些我们不懂的、与金钱相关的概念进入我们的词汇库,令我们对金钱如何在社会中运转这一问题越来越感到束手无策。 例如,新闻中处处充斥着“金融衍生产品”“次贷”“对冲基金”“有毒资产”等术语。正是这些东西引发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导致上千万人被迫失业,流离失所,花了纳税人数十亿美元救市。而我们当中鲜有人(也许就没有人) 了解这些金融产物的毁灭性。
人们谈“钱”色变,甚至了解在日常金融交易的货币运作方式都被视为禁忌。 如此种种使得只有愿意学金融者才能掌控金融。在美国，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掌控在一个相当隐蔽的精英阶层手中,他们或是劳动致富,或是继承发家,或两者兼有。一般人对谁掌握着社会财富, 自己如何获得财富一无所知,而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只要我们不能打听别人的收入,我们就不会发现某人因为是白人或是女人,所以赚得更多或是更少。只要我们不懂得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我们就不能去倡导甚至无从了解最进步的税制结构,就不能为所在的非营利组织（公益慈善组织）充分融资,也不可能创造一个分配重加公平和平均的社会,而这一切正是社会公平运动想要改变的。
政治积极分子和参与社会变革者必须学会如何对金钱募之有效有德,管之谨慎,用之有道。 事实上,积极分子若拒绝学习金钱知识,包括不去了解如何开口要钱,最终只会阻碍组织工作的开展。
开口要钱这件事还受到一系列观念的阻挠。 这些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奉行清教徒道德观的主流新教文化,大多数美国人(包括非清教徒)都深受影响。 这套价值体系里的诸多内容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行为。比如,清教徒道德观认为,一个人正直善良、辛勤工作，会得到他应得的回报。进一步说,只有弱者才会向别人张口要东西,因为强者能够自给自足。再者,只有懒惰的人才会寻求给予,也不配获得他们张口说要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还极度不信任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普遍认为政府把我们的钱花在没必要也没效率的繁文缛节上。
在美国,这些观点很普遍,不论是政治左翼还是右翼,不论年龄、种族、宗教背景。只有两种人不受这些观点影响:
一是其他国家的人。 尽管其他很多国家都有种种和金钱相关的禁忌,但没有哪个国家有如美国那么多的矛盾说法。 我们忌讳谈论金钱和学习相关知识,但并非全世界都如此。
二是孩子。孩子要钱时一点儿也不尴尬。 他们不用管自给自足者不求人、或是有礼貌者不伸手那一套。 他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口要钱。 这说明我们对于金钱的忌讳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对于金钱的观点是后天习得的,因此,我们也可选择不接受这种观点。在一次演讲中,优秀作家娥苏拉·勒瑰恩曾这样说道:“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很少,而从反思者身上却学到了很多。反思者跟我说: “你本不该学那一套,以后也没必要再抱这种观念了。”
编辑：谷志磊 socialworkweekl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