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福利领域中，我们常常听到“福利依赖”的说法；作为社会工作者，有时也会听到关于服务对象依赖福利制度、依赖社工服务的说法。那么，“福利依赖”是什么？我们作为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福利依赖”？
但在笔者看来，所谓的依赖只是伪问题。所谓伪问题，即是那些不存在的问题。只要我们解决了真问题，伪问题自然会自动消失或变得无关紧要。
一 福利依赖与服务依赖
福利依赖概念由乔治·吉尔德等人提出。他们认为,公共救助会侵蚀受助者的工作意愿,诱使低收入者抛弃工作而依靠救助生活,长此以往,受助者将越发难以摆脱福利制度,他们将之描述为“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1]
而在我国的语境中，福利依赖更多是指由于有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张安全网, 享受福利者不愿意积极地寻找机会自食其力, 而宁愿保持低水平的生活状态。又或者是扶贫干部或扶贫的NGO贪图省事，直接采用“撒币”的行为，忽略了弱势群体的能力建设问题，扶贫不扶智/志，导致了“等靠要”的情况。福利依赖是一种综合的现象, 它包含“状态” (例如享受低保并有劳动能力) 、“行为” (没有积极寻找工作) 和“意向” (不愿意积极寻找工作) 三个方面。[2]
而服务依赖，在社工的讨论中，一般可以理解为服务对象因为习惯和依赖了享受社会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务，忽视自己本有的能力和潜力，丧失了主观能动性。而服务提供者一旦没有继续提供服务，服务对象便显得无所适从，甚至对服务提供者心怀怨念。我们俗语常讲“升米恩斗米仇”，便是此意。
总的来说，虽然福利依赖与服务依赖范畴上有大小之分，但是其核心均指向“依赖”这一现象。
[1] [美]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M].储玉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李棉管.城市低保制度与贫困者的“福利依赖”[J].社会工作下半月(理论),2008(02):24-27.
二 无视实际情况的“伪问题”
首先，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所谓“福利依赖”在我国是一个赤裸裸的伪问题。
就以我们平常所关心的低保问题为例，我们最常遇到的事情，是低保金过多吗？是贫困户因为有低保金而丧失了积极劳动奋发向上的动力吗？很明显都不是。最常见的问题，一是手里掌握权力和关系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骗低保，侵占弱势群体的利益；二是评选机制不合理，评选标准对于真正的弱势群体而言过于苛刻，使得不少真正困难的群众没能享受到福利资源；三是低保金额过低，不足以支持弱势群体过上有基本权利和尊严的生活。
不装外宾地说，我国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而且产生的问题很多与“依赖”无关。
其次，在服务提供方面，不是服务提供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方式、方法上的反思与敏感度不足。
笔者曾在社区中听村民对社工说：“你们（社工）办就好，我们配合你们。”也曾在某个全国性学术论坛听到某位北方的社工教师得意洋洋地说：“我们社区的居民都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有事情都是一叫就有很多人来……”
在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出村居民在常年的生活中已经习惯了外界的服务提供和任务派遣，忘记了自己是村居的主人，处于一种“任人摆布”的状态，没意识到自己其实也对村居的发展负有责任，把事情全都推给外界来安排和处理。
三 社会工作者如何看待这种“依赖”
以上的两个例子有共同的隐藏前提，即资源与服务的提供完全是单向、去权和非专业的。
首先是单向性。仅仅是单向地开展助人活动，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助人自助”。仅仅是“授人以鱼”而没有“授人以渔”。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
其次是去权性。在服务提供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不应脱离服务对象实际需求提供服务，更不应该有自己的“隐藏议程”(hidden agenda)。因为社工如果将自己的服务提供完全放置进所谓“专业”的“黑箱”[1]中不为外人所参与，则会无视了服务对象的经验知识和基本权利，反过来削弱了服务对象参与的能力和积极性。
例如吴重庆教授曾借用扶贫的例子指出：在大的扶贫项目中，贫困小农户经常是作为被企业带动的客体存在，他们参与的扶贫项目，往往架空于当地的传统饮食需求，小农户不得不发展自身陌生的“大产业”，导致他们面临“去能”的状态。贫困小农户则因为所谓的“能力问题”而受到排斥，越来越不被作为发展主体，扶贫产业发展会出现与小农户需求“脱轨”的状况。[2]
再次是非专业性，这是“社会工作行政”层面的问题。服务管理的不到位会给服务提供本身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例子：美国有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装上了高速的WiFi。乘客都高兴坏了，觉得在万米高空居然也可以看互联网视频，真是神奇的科技。但是，过一会儿，WiFi信号断了，大伙就都骂“垃圾，真是垃圾！”讲故事的人说，唉！人性真是不会知恩图报。几分钟之前，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几分钟之后，一旦不给他，就好像全世界欠他的。[3]
上面这个例子，是商业机构所出现的问题。商业机构有意想驯化出顾客的某种依赖性，从而可以稳定地赚取利润。这种带有依赖性的服务如果不能稳定提供和迭代提升，迟早也会变成反扑回来的抱怨。
社会工作的行为逻辑与商业逻辑不同，但这种情形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反思。我们既不能有意培养服务对象的依赖性，更不能让服务停留在有缺陷的状态，以至于反过来遭人嫌弃、抱怨。
[1] 此处的“黑箱”不带贬义，指的是“黑箱理论”。即指对特定的系统开展研究时，人们把系统作为一个看不透的黑色箱子，研究中不涉及系统内部的结构和相互关系，仅从其输入输出的特点了解该系统规律
[2] 吴重庆：部分扶贫项目没“赋能”反导致小农户“去能”
[3] 来源于“罗辑思维” 微信公众号
四 社会工作者如何应对这种“依赖”
1.专业意识上的提升
首先是要意识到我国的福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是太偏心，而不是太依赖。拿着“福利依赖”作为工具对弱势群体进行污名化并不符合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其次，作为社工我们应该意识到，现代社会工作本就是利用“专业性”、“制度性”、“结构性”等一系列特点来应对传统粗放慈善活动各种弊端（例如资源投放不精准、重复投放、“升米恩斗米仇”等）的一种探索。虽然社会工作专业整体被覆盖于左翼意识形态之下，但是对“专业性”等的追寻能够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福利的“左右之争”。
2.重新走进社区与弱势群体家中
不论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仍有不少未触及到的盲区，真正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还常常被遗忘在角落。所以社工应该重新走进弱势群体家中，而非坐在服务中心的办公室里等服务对象上门。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弱势群体，是不会有时间精力和车费，专门跑到服务中心来参加康乐活动的。
今时今日，社工虽不再如友善访问员一般，通过各种标准来判断对方值不值得帮助，但至少应该扎根社区，与村/居民打好关系，识别出需要帮助的、被遗忘的人，并链接资源，伸以援手。
3.发掘社区与弱势群体本有的优势与能力
从服务使用者参与管理的角度来看，在福利递送过程中，弱势群体并非如小鸟嗷嗷待哺般等待着我们服务的无能者和可怜人。他们有自己的优势和能力，他们本有的权力和权利也需要得到尊重，有权参与到服务的递送过程。社工如果想着包办一切，将权力牢牢攥在手里，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以赋权之名行去权之实。
4.注重服务质量管理
从全面质量管理的角度来看，即使碍于实际条件只能提供单向的服务，也要注重服务的细节，设法将服务依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对于服务对象而言，信赖度是服务品质最重要的方面。[1]受助者在对服务产生一定期望情况下，如果发现服务品质变异，就会直接感到服务质量低劣。所以社工服务的提供应做到品质稳定，控制变异（variation），不能对服务对象厚此薄彼、朝三暮四，从而导致“踩雷”，从而稳住服务的可信赖度。
[1] 《社会服务机构组织与管理——全面品质管理的理论与实务》，P86
结语
所谓福利依赖与服务依赖，实际上是公权力懒政和低专业化带来的弊端。现代专业社会工作要求社工秉持尊重、赋权等理念与理论，扎根社区走进群众，采用适切的方法技巧来提供社会福利服务，这本身就是对福利依赖与服务依赖的探索和回应。我们社工坚持专业底线就好，不要再用这些说辞来污名化弱势群体了。
编辑：刘星宇socialworkweekly.cn
